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在地安门一带重建太医院。如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清朝太医院变成了住满了居民的大杂院：太医院大堂已不见踪影，太医院的药房则变成民居;太医院大门的基石虽在，却在原址上改建了餐馆和服装店;还健在的先医庙，被分隔成多间平房和院落……喧闹嘈杂的人声以及路边熙熙攘攘的车流，将原本静谧清幽的太医院湮没在大杂院中。

　　清太医院先医庙成“院中院”

　　地安门东大街路北的105号、111号、113号和117号，是四个基本连成一片的院落，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里曾是清朝太医院的旧址。

　　有文字记载，太医院最早始于金代，隶属于宣徽院，其长官称“提点”，正五品。明朝太医院在前门内东交民巷西口路北，直至清前中期，清朝太医院一直在此。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外国列强与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东交民巷被划归使馆区，包括太医院在内的中国衙署必须迁出。太医院先后暂借东安门御医白文寿宅第以及北池子大悲观音院，最终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地安门外皇城根兵仗局另建新署，三年后竣工。

 

　　清朝太医院旧址现状

　　在选地址时，充分考虑到了交通是否便利的情况。当时，光绪和慈禧太后身体都不是太好，需要太医院的御医往返于皇宫和太医院，而且不仅仅是御医问诊，还要配制和熬制中药。因此，与紫禁城直线距离不算太远的地安门成为首选。

　　随着辛亥革命后溥仪逊位出宫，太医院的历史使命也随之结束。太医院的御医们散落民间，有的告老还乡，有的则隐于闹市之中。因早年在太医院内办有私塾，有太医在此继续讲授中药知识，后来这里慢慢演变为学校，起初改为私立两吉女子中学，后改建为北京三十二中校办工厂，现在是民居及店铺。

　　当年，地安门清太医院总占地面积7000余平方米。靠东边的105号院是三进院，在当年是药房和日常管理办公用房。111号院则是当年太医院的衙署，太医院办公大堂于1968年被大火烧毁。113号院是太医院的“先医庙”，据说先医庙里供奉的三位铸铜敷金的医祖：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以及黄帝轩辕氏三位祖先。

　　幸运的是，当年的先医庙依然“健在”，只是如同落魄的贵族，混迹于百姓民居之中。原本高大雄伟的殿堂，不仅被分隔成多间平房和院落，而且还各自装上了防盗门，成为“院中院”。

　　太医的每张方剂都被封存

　　世上常说“翰林院的文章，太医院的药方”，说的是翰林院和太医服务对象都是皇帝，需要四平八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太医们看病更是如此，他们用药温和，剂量轻微，实属无奈之举。

　　而且，由于给皇家看病责任重大，他们每一张切脉、诊断、下药的方剂，现在都一张不落地封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内务府卷宗里。

　　都说太医看病难，此言不假。从道光皇帝开始，明令禁止使用针灸，原因是皇上的龙体外露有失尊严。

　　在这种氛围下，不知道中医的望、闻、问、切四诊法，还能不能有效地使用。御医们跪着给皇上诊脉，不敢抬头仰视，更不敢让皇上伸出舌头，看看舌苔，也不敢放肆地问“二便”如何，一言不慎即可招祸。所以，一切诊病的手段都被切断了，只能靠切脉了。

　　除了道光皇帝，还有病势沉重的光绪皇帝，他在太后面前温顺得像只小猫，可在太医面前动辄龙颜大怒。特别是他还略通医道，还经常口授方剂由太医开药。一药不当，非同小可，但是太医们又不得不从。因此，御医们要想保住性命，除了医术之外，更多的还是要讨皇上欢心，要学会察言观色，功夫在“医”外。常言道，“名医多非御医，御医多非名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据说，当年光绪皇帝被慈禧软禁之后，总觉得自己的病越来越严重，他觉得是吃药太多所致。于是，光绪专门对御医们说，你们看我的病能治就开方子，千万不能以药试病。御医们听了面面相觑，可是，面对皇帝日益严重的病情，谁又敢做主不开方子呢?大家只好开一些不轻不重的药。在光绪最后弥留之际，两位御医都知道皇帝熬不过当晚，便对大臣们说，没必要开药方了。但大臣们还是心存戒惧，恳求御医开具药方，说随便开什么都好。最终，御医开了一张方子，方子开完后，药还没有熬好，光绪就驾崩了。

　　生老病死，本是自然规律。但面对“龙驭上宾”，性质就有所改变。即使行医无差错，也要受到相应的处分，“即行革职，戴罪当差”，谁让你没留住皇上的性命呢。如此，这些悬壶济世的医师，到了太医院当差，便都变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这是给皇帝看病，若是给皇后和妃子们看病，那可就更难了，“悬丝诊脉”的故事便是发生在宫中。皇宫里“男女授受不亲”的规定极为严厉，太医不能用手给女眷们诊脉，只能把一根丝线由太监递到挂着帷帐的房间里，系在女眷的手腕上，另一头留在屋外太医的手里。而负气的妃子们常常把丝线系在椅子腿上，想考考太医能不能诊出她的病。所以，御医们在看病之前，就要先花钱买通皇后或妃子身边的佣人，问清病情和症状，再治就好办多了。

　　清代医学，重于考据，没有解剖学。所以，当年太医院署药王庙案前立有铜人，上面标注着人体周身的穴位，并注有文字和位置分寸，用于考核学习针灸者之用，这个铜人显得尤为珍贵。只可惜，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被俄国军队掠走，同时被俄军掠走的还有先医庙供奉的铸铜三皇像。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太医院又铸制了一具新铜人，该铜人外形为一名身材高大健壮的青年男子，上身袒裸，腰下佩带装饰，两臂自然下垂，赤足。立于长方形底座上，头顶上束有一小圆发髻，圆脸，大耳下垂，眉毛修长，给人以淳朴忠厚之感。铜人全身共标有357个白色穴名，穴位总数664个，穴位孔眼与体内贯通，无经络线。

　　该铜人由太医院苏秉钧、张庆云监制，铜人铸成后置于太医院“铜神殿”，1925年移交故宫博物院。

　　清太医院是我国仅存的一处皇城医药文化遗址，在世界医学史上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如今，清太医院的恢复工作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有效地保护和利用清朝太医院这一珍贵文化遗产。

　　补白

　　挑选御医看重书法

　　明清两朝，太医院的职责就是服务于皇室，且明清的太医院，兼具卫生部、总医院、医学院和保健局四种功能。所以，这里云集着全国的医师圣手，御医们都是饱学之士，很多人先是学子，而后“由儒入医”，他们的抱负便是“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明朝著名医学家李时珍，曾与太医院有过一段渊源。嘉靖年间，朝廷下了一道诏书，要在全国选拔一批有经验的医生，填补太医院的缺额。李时珍被推荐，从武昌来到北京。李时珍进入太医院后，任“院判”之职(正六品)。但李时珍发现有些太医把心思都用在为皇上研制丹药上，在太医院任职一年多后，李时珍便以病为由向“院使”(相当于院长)提出辞职，回乡修编本草之书。

　　康熙年间，北京“同仁堂”的创始人乐显扬就曾任太医院吏目一职。其子凤鸣承袭父业，于雍正年间在同仁堂供奉御药房的宫廷药材，前后八代，一百八十余年。

　　除了从民间招揽人才，太医院还设有教习厅，培养医务人才。学生要学习六年，考试合格后方能录用。太医的考试也受八股文的影响，会考一些四书五经的内容，而且还看重书法。因为太医在开药方时，必须字迹端庄秀丽。

　　太医院的“院使”月银三两，左右院判、七品御医均月银二两二钱，吏目、医士月银一两五钱。雍正元年(1723年)规定：医士月给公费饭银一两五钱、米九斗。当时，一个普通太监月银二两，可见御医的俸银是偏低的。

　　另外，太医院不仅在宫中有办公地点，当皇帝出行游玩时，太医院还要专门设太医值班室。在宫中值班的御医称“宫直”，在外廷值班的称“六直”。宫直在御药房及各宫外班房值班，六直在外直房(如畅春园、圆明园)值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