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州街地铁站出来，向南直到长河，是古苏州街的地界。这条以苏州为名的街道，是当年皇帝倾心江南的见证。

据爱新觉罗·昭梿编纂的《啸亭杂录》记载，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皇帝为庆祝其母七十大寿，从万寿寺开始一直往北到海淀镇、畅春园沿线，仿照江南的街景，大兴土木，“市廛坊巷，无不毕具，长至数里，以奉銮舆往来游行，俗名曰苏州街云”。

这条由皇室兴建的街道，随着清朝国力的式微逐渐衰落，清末民初已成为一处进行自由买卖的公共市场。当年的亭台楼榭，在岁月中或褪色或倾覆，如今踏上这条街，左右四方的水泥高楼林立，路上如水的车流穿梭不止。它与北京的其他商业街别无二致。

然而此行的目的并非苏州街，而是万寿寺。

万寿寺在古苏州街尽头，长河北岸，是座有着四百余年历史的古寺。据史书载，万寿寺是明朝万历皇帝的母亲出资修建。自建成之日起，就备受皇室尊崇。清朝入关不到半年，顺治皇帝就将其名更为“敕建护国万寿寺”。后经康熙、雍正、乾隆、光绪四朝改、扩建，寺院规模包括东、中、西三路，总面积达三万平方米。其中东路质朴简洁为僧人禅房，中路庄严雄伟是庙宇佛殿，西路堂皇富丽乃皇室行宫。因其建制规模与布局设置均仿效紫禁城，故有“京西小故宫”之称。

春寒料峭，步履匆匆。赶去万寿寺的路上，心中颇为不安。根据以往寻访古迹的经验，建筑往往残缺不全，或是失去价值沦为摆设。又想起作家王小波在小说《万寿寺》中的描述：“这座寺院已经彻底破旧了。房檐下的檩条百孔千疮，成了雨燕筑巢的地方，燕子屎把房前屋后都变成了白色的地带，只在门前留下了黑色的通道……”

王小波的描写不无根据。与国内大多数古建筑的命运相似，近代以来，万寿寺先后成为战俘营、学校、疗养院、缉毒所……因为长期被非文物管理部门占据使用，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遭遇大火，许多建筑损毁，坍塌现象严重。

暗自思忖，不觉间已经来到万寿寺门前。一抬头，山门上“敕建护国万寿寺”的金字匾额赫然在目，再看左右，影壁墙体仍旧完整，东、中、西三路格局也无变化，悬着的心稍稍放下。走进山门一打听，才知寺庙已被辟为北京艺术博物馆。

半是新奇，半是疑虑。新奇的是，北京的博物馆不少，藏在寺里的却不多。而疑虑则在于，在北京为数不多的寺庙博物馆中，多是以佛教艺术为主的专题博物馆，例如雍和宫的藏传佛教艺术博物馆，大钟寺的古钟博物馆等等，展出相对单一固定。

“这万寿寺的主题又是什么呢？”问山门里的工作人员。他也被问蒙了，指了指墙上的宣传海报：“这是最近的两个展览，自己看去吧。”我一瞧，心中便有底了。

由西侧门进寺，既不顾那两方有着斑驳质感的汉白玉石碑，也不管那一株屹立百年依然葱郁的青翠古柏，穿过天王殿，绕开大雄宝殿和万寿阁，直奔大禅堂前的东西配殿。

东配殿中，“瓷映秦川：耀州窑陶瓷艺术展”正在展出。位于陕西省铜川市的耀州窑是我国古代名窑之一，以烧造青瓷著称于世。该窑自唐代初创，五代成熟，宋代鼎盛，金代延续，元代转型，明代更替，清代多元发展，民国引进改良，历经近1400年，薪火未断，相传至今，实属不易。展出的133件瓷器，大多瓷胎厚重，造型简约，线条柔和，处处体现出耀瓷的朴拙的特点。其纹饰多以花卉为主，经剔刻花工艺，又不失大气。不难看出，这瓷器背后带着黄土高原气息厚实而质朴的文化底蕴。

而在西配殿中，来自捷克布拉格国家工艺美术博物馆珍藏的211件玻璃制品同时展出。展览以欧洲玻璃工艺诞生、发展、繁荣的历史轨迹为线索，通过“古代玻璃器”“文艺复兴时期玻璃器”“巴洛克和洛可可时期玻璃器”“新古典主义和历史复兴风格时期玻璃器”“新艺术时期和现代主义艺术时期玻璃器”等五大部分，将孕育于火焰、传承近2000年的欧洲玻璃艺术传奇娓娓道来。

这两个展览便是宣传海报上的内容。东方的泥土和西方的石质，经过焰火的孕育，分别诞生了浑厚朴实的陶瓷与清澈透亮的玻璃。而此刻，瓷器的文明与玻璃的文明竟然在一座古老的寺庙相遇，对于参观者而言，这是多么绝妙的艺术体验。

显然，对中国人而言，玻璃艺术更让人好奇。参观玻璃艺术展的游客不时低声感叹：“玻璃也能做的这么好看！”一位名叫葛利军的游客看罢两个展览，在留言簿上写道：“欧洲国家玻璃艺术确实好，但中国瓷器也令世人惊叹。所谓各有千秋，不可一概而论。”拓宽眼界，而重新发现自身文明，知人所长，而也不妄自菲薄，正是博物馆的功效之一。

从西配殿出来，没想到在大禅堂遇见了更叫人惊喜的展览——“圣彼得堡·诗意的现实摄影展”。小心地推开大禅堂沉重的朱红色大门，出现一个“回”字形的展厅布局，乳白色的墙上挂着一幅幅精致的照片，灯光柔和地打在这些作品上，恍惚间有种置身于现代艺术馆的错觉。事实上，这个展览无论从展出内容还是布展形式来讲，都是极具现代风格的，在这层意义上，并不是错觉。然而，古老的万寿寺以及大禅堂本身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当这二者相结合时，便是在推门跨进展厅的那一刻，从遥远的历史的寺庙跨进现代的光影之中的那一刻，一种时光穿梭的错觉随之而来。在展厅中，一幅幅照片细细看过去，顿时又生发出一种跨越空间的疏离感：一方面是置身所在的北京的万寿寺和寺前的长河；另一方面却是目之所及的圣彼得堡的滴血大教堂和涅瓦河。似乎有一曲贯通古今中外的交响乐在耳畔久久回荡。

许久，才从大禅堂出来。趁着那种激荡的审美感受的余韵，在寺里闲逛。脑子里冒出一个疑问：把万寿寺用作博物馆很巧妙，在万寿寺里的博物馆通过展览融汇东西方文化更加巧妙，这么巧妙的想法从哪儿来的呢？

大禅堂后面是座假山，假山上建有三座殿，分别供奉文殊、普贤、观音三位菩萨。假山之后有御碑亭一座，一只巨大的赑屃背负着“御制重修万寿寺碑”。御碑亭后，是无量寿佛殿。佛殿两侧的院墙和院门是一组中西合璧的建筑，成于乾隆二十六年。时值乾隆皇帝扩建圆明园，引进西洋式建筑，于万寿寺内也采用了西洋建筑模式。院墙为中式作法，饰透花窗，每面饰窗四个，六角和八角窗各二，万字窗格，砖雕花卉图案。院墙中部设有中式的圆光门，门顶采用西式作法，为法国巴洛克式建筑风格的砖雕宝顶，顶座平台中部起座，座上有拱形穹顶，顶上中部立圆雕宝顶一座，平台四角各立一稍小圆雕宝顶。宝顶、平台、穹顶前后面均饰有透雕西番莲花卉。

再细想，中西合璧的又岂止是这组院墙与院门？整座以四合院建筑为基本格局的万寿寺不也是文化交融的产物？

看来这才是答案所在。而在这层意义上，一个古老的民族有着与古建筑同样的命运。古老的万寿寺在艺术博物馆的身份中涅槃重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