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鹏

　　现如今，写北京胡同的文章很多，以至于在大家的印象中，认为北京的胡同生活淳朴、安闲、传统、缓慢，带着落日余晖般的怀旧色彩，诸如“一下雪，北京就变成了北平”这样的标题颇能打动人心，北京胡同俨然已经成了一个文化符号。

　　可是，北京的胡同生活真的是这样的吗?作为一个上世纪90年代曾经居住在胡同里的亲历者，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胡同生活比人们想象的要丰富、刺激、复杂得多，它让人又爱又恨，住在这里的时候分分钟想离开，走了之后却又思念成疾。

　　上世纪90年代的胡同里，原住民开始减少，北漂和租客增多，这里住着混杂了不同身份、阶层和职业的人，教授夫人、摇滚青年、“文艺青年”、“老炮儿”和小混混，相互为邻，呈现出一种光怪陆离的景象。

　　胡同里的文艺沙龙

　　20多年前，我最初住进胡同的时候，和我家比邻而居的是一对年轻的情侣，他们以每月500元的价格租下了这个小院，男的从电影学院毕业后分到央视做编导，女的据说从事艺术行业。两个人每天在胡同进出，一起买菜做饭秀恩爱，看上去很甜蜜。

　　上世纪90年代的胡同，其实住过很多像他们这样的前卫青年，王菲、窦唯等摇滚青年当年都住过胡同，网传的一张很有名的王菲和窦唯，还有黑豹乐团的合影，就是在胡同里拍的。照片上是北京的老胡同和旧房子，门口站着一群青春飞扬的摇滚范儿年轻人，看着特别不搭，但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却能够从中闻到一种熟悉的味道。

　　因为那时北京还没有商品房的概念，很多人在排队等单位分房，而这些不走寻常路的前卫青年没有单位，又不想和父母住一起，就到胡同里租房子，他们可以说是胡同最早一批房客，当时大批北漂还没到来。

　　当时租住在这一片胡同里的有音乐学院的学生，有拍电影的，也有诗人和画家，更多人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和这些胡同前卫青年混熟了以后，大家就经常办一些沙龙性质的聚会，比如聚众看“内部资料片”，这个事情在当时如果被举报是要进公安局的。我家曾经是一个据点，天擦黑后，有人陆陆续续摸进小院，以敲门三声为号，认识不认识的就开始海聊，除了看电影，那时候还流行聊哲学，聊诗歌，有时大家一脸深刻，有时又乱笑成一团。

　　印象最深的一次聚会是给一位在甘南拉卜楞寺旅行时认识的喇嘛朋友接风，一次旅行中的相遇大家相谈甚欢，他千里迢迢从甘南来到北京找我们，还有一位同行者，好像是来北京看病。记得那天我们蒸了一大锅包子，大家围坐着一边吃包子，一边聊各种话题，一直聊到深夜。当红色袈裟最后消失在夜色中之后，就再也没有听说过他们的消息。

　　文章开头提到的那对情侣曾经是胡同聚会的常客，有一天，只有男的一人来参加沙龙，经过抽烟、沉默等一系列文艺青年的典型痛苦状之后，他终于说，女朋友和一个德国老头跑了。不久，他退租了房子，在单位努力工作，很快成了劳模。

　　时间进入上世纪90年代末，新世纪将要来临，渐渐地，经常在一起混的朋友们有的结婚生子，有的出国留学，有的下海经商，大家忙忙碌碌，不再奢谈哲学和艺术，最终风流云散了。很多年后，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正是邻居那对情侣中的姑娘。据报道，她已经是一名享誉国际的摄影家，在国外多次开影展，她的脸辨识度很高，不过已经有了风霜的颜色。

　　“太太”的一生

　　我初住进胡同时，对胡同老太太还停留在“小脚侦缉队”的印象中，殊不知胡同里藏龙卧虎，随便一位老人，就有可能身世不凡，比如这位“太太”。

　　人们都习惯于称呼她“太太”，她看上去就是一个特别普通的胡同老人，穿着极简朴，也极干净。她每天去菜市场买菜，冬天自己买蜂窝煤生炉子，见着谁都打招呼唠家常。谁也想不到，她曾经是家世显赫的大家闺秀。

　　18岁那年，就读于辅仁附中的她和在华北中医学校读书的一位望族子弟结婚了，两人门当户对，举行的是新式婚礼，他们穿着婚纱，坐着汽车，证婚人是位居高位的政要名人。

　　我见过“太太”年轻时的照片，清秀的面庞，摩登的卷发，淡雅的花旗袍，没有出众的美丽，却是一望而知的贤惠。她从养在深闺的大小姐变成了豪门中的少奶奶，19岁那年她生下了唯一的女儿。

　　此后的半个世纪，他们一家和所有的中国人一起，经历了战乱，经历了家族的崩溃与离散，经历了“文革”的灭顶之灾，几乎失去了所有的东西。我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成了一个最典型的北京胡同老人，清贫却毫不世俗，为人处世极其周到，说话左右逢源，妙语连珠，最难得的是她的幽默感。提起往日繁华，她会不经意地说：“可惜逃难时那一屋子的貂皮大衣和金银首饰……”而此时她那双少奶奶的手，因为一生劳作，已经变得非常粗糙，骨节粗大，指甲龟裂。

　　“太太”的一生，默默崇拜着自己的丈夫，虽是包办婚姻，却成就了陪伴一生的爱情。丈夫皓首穷经，潜心研读，终成著名教授，而她，默默做他身后的影子，沐浴着他的光辉就很满足。她为他准备每天的饭菜，一盘普通的青椒牛肉做得极为美味嫩滑，他很少在外面应酬吃饭，因为只惦记着她做的饭。

　　最后，“太太”终于搬出了胡同，住到老伴单位分的楼房里，邻居们都说她受了一辈子苦，这回终于能享几天福了。然而几年后，却传来她故去的消息。在回民公墓安葬“太太”的时候，年逾八旬的老伴亲自跳下墓坑为她试穴，这是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中最催泪的情节，没想到在现实中竟然重演了。

　　“九龙一凤”

　　大力姐虽然住在胡同里，可是家里布置得和别人都不同，一间15平方米的小屋，铺着厚厚的地毯，中间放着宽大的席梦思，大家都说，她是一个见过世面的女人。

　　当时的大力姐看上去很年轻，像30多岁的样子，但据说实际年龄已经快50岁了。她披肩的烫发，皮肤白皙，口红的颜色有点俗艳，穿的挺平常，但是身上有一种挡不住的风情。

　　后来我和她混熟了，偶尔和她去簋街嘈杂的小馆子吃饭，点两斤麻小，一打啤酒，她一边拿着瓶啤酒直接喝，一边抽烟。通常喝到第6瓶时，她就开始追忆自己往日的风光。

　　“当年的九龙一凤，听说过吗?那一凤说的就是我!”她满脸的得意。我不知北京到底有多少“九龙一凤”，好像各地区都有，估计都是当年名震一时的胡同老炮儿们，老进出炮局(看守所)的人称之为“老炮儿”。

　　从她现在的样子依稀可以想象当年的“风华”，“曾经有两拨人，为了我茬架，在隆福寺那边，打得头破血流，警车都来了好几辆。”那时她不过二十出头，最任性和放肆的年龄，追她的人有一起混的大哥，还有港商和台湾富豪。

　　最后，她和家里闹翻了，嫁给了一个有名的大哥，她成了小兄弟们的“大嫂”，前呼后拥。我顿时脑补香港黑帮片里大嫂的样子，可实在想不出北京胡同出来的“大嫂”是啥样。

　　“风光”的日子没过几年，上世纪80年代初，“严打”开始了，在一次打架斗殴事件中，大力姐的老公用酒瓶戳瞎了一人的眼睛，结果判了死刑。送他去刑场的那天，大力姐哭晕在死囚车下，她大概是真心爱他，虽然俩人吵架时，她能举着菜刀追出他好几条街。

　　那年，他们的女儿才3岁。

　　当年的“九龙一凤”风流云散，大力姐带着孩子艰难地生活，没上过几年学，不会什么手艺，又吃不得苦，最后还是只能依靠男人。

　　后来，大力姐终于还是结婚了，丈夫是一个长得还算体面的中年北京人。俩人凑点钱办了一个棋牌室，大力姐成了老板娘。常看见她在棋牌室门口抽烟，眼睛偶尔瞥一眼胡同里来往的人，依然是挡不住的风情。

　　小黑的悬案

　　记得那是1997年夏天，胡同里的一家小卖部忽然在夜里着火了，受到惊动的胡同街坊全都起来帮忙救火，我也站在队伍里传递水桶。大家这么见义勇为其实也是怕殃及自家，因为有时候火借风势能烧半条胡同，人人遭殃。等到消防车赶到的时候，火已经基本被扑灭了，小卖部连带着那家院子的门洞，烧成一团漆黑狼藉。

　　关于这场火灾的起因，大家众说纷纭，最后坊间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一个名叫“小黑”的人干的。小黑属于胡同里的小混混，早年因为打架被劳教，出来以后成了无业青年，整天在胡同里游荡，那时候，社会上对他们这一类人有个称呼，叫做“失足青年”。他一直和这家小卖部有过节，起因是赊账太多人家不允许他再赊了，他曾经几次三番放话，让小卖部老板等着瞧。

　　虽然有了嫌犯，却没有一个人报案，流言就这样漫天传着，以前就没人愿意和小黑说话，如今胡同里的街坊见着小黑更是远远就绕道。有人看见小黑他爹用棍子把小黑从家里打出来，小黑并没有还手，默默离开了家。过了一段日子，小黑衣衫褴褛地回来了，院子里的邻居于是又听到了他家传来的昼夜不停的吵骂声。小黑成了胡同里“败家子”的代表，以至于大人告诫家里不听话的孩子时常会说：“以后可别像小黑那样!”

　　几年之后的一个夜里，小黑在自己住的小屋房梁上绑了一根绳子，上吊自杀了，不足30岁。

　　小黑没有留下遗书，谁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自杀，当然他是否放火烧了小卖部也永远成了一桩悬案。他家人对此守口如瓶，好像家里从来就没有过这么一个人。离开胡同很多年后，我还会偶尔想起小黑那阴郁的眼神，里面有仇恨，也有绝望。小黑，是胡同生活中抹不去的一道阴影。

　　“油饼西施”

　　刘丽搬到胡同里住的时候，已经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了，她家在河北农村，跟着做建筑工的兄弟一起到了北京，和几个小姐妹租了胡同里的一间小屋住下，平时打零工。那时候，“北漂”和大批农民工开始涌进北京，胡同里的外地人越来越多，原本胡同里弥漫的京味儿也慢慢变得越来越淡了。

　　当我在胡同里第一次见到刘丽的时候，觉得眼前一亮，眼前这姑娘大约二十四五岁，身高超过一米七，烫着时髦的大波浪卷发，白皙的肤色，妆化得有点浓，却掩不住天然的丽色。她穿得也很新潮时髦，豹纹大衣，紧身牛仔裤，一点也看不出是农村的，漂亮得夺目。后来才知道，她那天晚上是去参加一场时装表演，她的工作之一是模特，也就是大家通常说的“野模”，凭借自身不错的条件接一些商家走台的活，每次报酬一两百元。

　　白天，刘丽在一个老乡开的早点铺里打工，每天早上站在油锅边炸油饼，胡同里的无聊男人给她起了个外号叫“油饼西施”。据说她来了之后，早点铺生意一下子火爆起来，好些人吃完了也不走，在那聊闲天，眼睛却瞥着刘丽，还有的找各种借口和刘丽搭话，这些人大多是胡同里的混混和闲人。对于搭讪的男人，刘丽轻松应对，既不冷淡了谁，也不对谁格外热情，嘴边始终挂着一抹浅笑，让每个人都觉得她是笑给自己的，于是每天跑的更勤快了些。

　　当年，北京人管刘丽这样的女人叫做“大喇”，带着贬义和调侃的味道，这个称呼在上世纪90年代流行一时，交往这样的女人叫做“喇蜜”。当年在这片胡同里，围着刘丽转的男人很多，所以，当她最后和老六结婚的时候，大家全都惊住了。

　　老六是个年近四十的北京爷们，在胡同里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房。他离过一次婚，其貌不扬，沉默寡言，虽然是早点铺的常客，却一次也没敢和刘丽搭讪。刘丽几乎是倒追他的，这对于他，几乎是不敢相信的天上掉馅饼的美事。

　　婚后，刘丽依旧每天炸油饼，却再没对客人像以前那样笑过，男人们觉得无趣，也就慢慢散了。模特有时候还做，后来老六说不喜欢自己老婆被人这样看来看去，她也就不做了。

　　后来，他们有了孩子，刘丽就专职在家带孩子了，孩子满月的时候，我还去她家祝贺，聊了会儿天，别的不记得了，只记得她高兴地说：“我家闺女跟着他爸，上了北京户口了。”老六是个老实厚道的人，白天在单位上班，晚上还打点零工，养活着一家人。

　　从胡同搬走好几年之后，一次我偶尔回来，正好看见刘丽骑着电动车接女儿放学回来，孩子已经十一二岁了，刘丽胖了不少，脸色有些憔悴，头发也没怎么梳，穿的很普通，完全没有了当年胡同里“油饼西施”的风采，但她脸上，却带着满足的笑容。

　　很多年过去了，每当回忆起这些故事，关于胡同的那些五味杂陈的感觉就会涌上心头，在我的记忆里，胡同并不美，胡同人也并不都善良，却有着最真实的生活，有阴影，也有阳光。

　　我脑子里常会出现老舍先生当年对北平的断语：“它污浊，它美丽，它衰老，它活泼，它杂乱，它安闲，它可爱，它是伟大的北平。”有着古老历史的城市，大约都会这样错综复杂地矛盾着，这就是北京的魅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