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1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如期举行，确定定都北平，并改名北京，从此被赋予其首要身份，成为全国政治中心。

　　这是一个值得全民欢庆的重要时刻，可在高兴之余，咱不难想象，在看似平静的决定背后，肯定有着错综复杂的考虑和判断。而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这道难题的攻克任务，自然就落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身上。

　　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北京的历史背景，在中国历史上，北京起到了统一全国的作用，文化底蕴悠远久长。毛泽东早年在北京生活时，就被其魅力所折服：“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

　　巧的是，历史上的北京，1150年的时候也叫做南京，亦称燕京，被金国人占领着。当时的海陵王要向南打遍天下无敌手，并以诗歌咏志，说“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翻译成白话就是：我要带兵打杭州去，一统天下。

　　话说回来，再看现实背景下的北平，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发祥地，五四运动在革命进程中所起的先导作用，自然是会被人们铭记在心的。从以上两点来看，北京在全国人民和人民领袖的心里，就拥有了超越其它城市的印象分。

　　虽然能够起到影响作用，但印象分并不能成为一个决定的关键主要，那定都北京的关键原因究竟是啥?是两种不同政权的根本对立。毛泽东曾明确表示：“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尤其在北平改名北京后，更是与南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南一北，道不同不相为谋。

　　从政治上考虑定都北平，并不仅仅只是毛泽东鲜明个性的体现，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早在1948年9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对当时负责一兵团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讲：“如果太原非得打，最好北平不要打。”目的是为了完整保存北平，以做未来新中国的国都。

　　为了实现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还指示要动员一切力量，积极做好北平守军长官傅作义及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后傅作义于1949年1月20日宣布接受和平改编，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开进北平，北平和平解放，古老的北平城得以完整保存，名胜古迹受到了保护。

　　新中国第一任北京市市长是叶剑英，他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向毛泽东汇报说，北平和平解放后，收到很多民主人士来信来电，表示坚决拥护共产党，要与共产党更好地合作，并希望在北平成立全国性政府。听到这样的消息，毛泽东会心的笑了。

　　如果说之前的考虑，让毛泽东着实看好定都北京的决策，那么接下来的一段话，更是坚定了他的信心。1949年年初，时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的王稼祥抵达西柏坡看望毛泽东。

　　毛泽东问：“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最为合适呢?”王稼祥片刻思考后答：“能否定在北平?”毛泽东要他谈一下理由。王说：“北平，我认为，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但无战争之忧。所以，我认为北平是最合适的地方。”

　　王稼祥的看法，实际上说出了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内心想法，这种一致，正是建立在对当时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家安全战略认识上的。在随后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定都北平的设想得到认可，后经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批准同意，正式生效。自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资料介绍上，便多了四个字儿如影随形，首都——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