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征

　　因为著名作家史铁生的缘故，地坛这座古老的皇家祭坛让许多读者了解并熟知。每到史铁生的生辰忌日(史铁生生于1951年1月4日，于2010年12月31日去世)，很多人都会到地坛公园走走，当作是对他的祭奠。史铁生在《我的地坛》中说道：“地坛的每一棵树下我都去过，差不多它的每一米草地上都有过我的车轮印。”想来，没有一个人能比史铁生更熟悉地坛，地坛之于史铁生是精神的休憩、升华之所，年复一年，已跟亲人无异。如今的地坛，也因为他而变得温柔许多，不再仅仅是个热闹的公园，而是一个文学地标，一个可以静静安坐、沉沉忧思的地方——像史铁生那样。

　　史铁生坎坷的一生，与命运曲折的地坛有很多相似之处，这让史铁生自己都觉得“这中间有宿命的味道”。今天品读版将与读者一起走进地坛，重温地坛的历史。

　　明朝嘉靖年间，嘉靖皇帝力排众议，将明代初期天地合祀的礼制加以改革，为祭祀天神和地神修建了不同的祭坛，地坛因此登上历史舞台。地坛作为皇家祭坛一直持续至清末。民国初期，地坛一度成为各个军阀的兵营，遭到破坏。1925年，地坛改建为公园，成为当时老百姓休闲之所。后来，地坛因为战乱被废弃。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再次改建后的地坛成为开放的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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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嘉靖皇帝修建地坛

　　公元元年，王莽开始全面推进“新礼制”，他在长安城北修建了一座“北郊坛”，以用来祭祀后土皇地祇。此后，历朝历代对“南郊祀天，北郊祀地”的基本礼制予以沿袭。元代是唯一一个没有兴建北郊坛的王朝，元朝时，有人提出在元大都北十四里处兴建北郊坛，但方案最终没有落实。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仿照历代的做法，于当时的首都南京城南北边分别兴建了用以祭天的圜丘坛和用以祭地的方丘坛。但修建好这两座坛庙后，他一直被一件非常郁闷的事情所困扰，那便是每次在祭祀前的斋戒期间，南京地区总是大雨下个不停。朱元璋把这归罪于将天地分祀。而且他为两地奔波分别祭祀这种繁文缛节所烦恼，所以最后干脆将天地两位神灵都请到了南郊，并且将原有的用于专门祭天的圜丘坛加以大规模改造——在坛体上面修了一座大殿，将整个祭坛包在了大殿里面。这座新落成的建筑被太祖命名为大祀殿，用以合祀天地。

　　南京大祀殿能够包住一座祭坛，对于它的规模，给后人留下了无限的想象空间。如今这座大祀殿已经不复存在，但根据史料分析以及后来明成祖在北京兴建的大祀殿的资料来看，其规模要远超今日故宫太和殿。南京大祀殿是当时南京地区极为恢弘的一座建筑，每到祭祀的时节，可谓鼓乐齐鸣，香雾缥缈，热闹非凡。

　　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将大祀殿原封不动地在北京城的东南郊“拷贝”了一份。这就是北京大祀殿，因为其功能为祭祀天地两界神仙，也被称为“天地坛”。

　　到了明代中期，明世宗嘉靖皇帝对于天地坛进行了改革。以藩王身份入继大统的他，想要通过改革礼制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按照他的提议，应该将天地重新予以分开祭祀，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只有这样才能在神灵面前体现出最大的诚意。但这项改革也不是一帆风顺。首先他的提议遭到了自己最为信任的宠臣张璁的反对，但一心想要推进这项改革的世宗皇帝怎肯善罢甘休，他甚至前往奉先殿，在太祖牌位前占卜，结果得到的结果是不吉。情急之下他分别找来了大学士翟銮和礼部尚书李时，向他们咨询这件事情，可得到的都是反对意见。于是他再次来到奉先殿占卜，结果得到的还是不吉。百般无奈之下世宗皇帝准备选择放弃了，而就在此关键之时，一份奏折改变了险些流产的地坛的命运。

　　这位上奏折的大臣叫做夏言，他用了一种极为委婉的说法，一下子就戳中了世宗皇帝的心窝子，使得已经快要放弃礼制改革的世宗皇帝犹如打了一针强心剂。究竟夏言用的是何等方式俘获了世宗皇帝的心呢?

　　夏言并没有一上来就谈南北郊分开祭祀天地的事情，而是要求皇帝应该让皇后到北郊举行亲蚕礼，皇帝则应该到南郊举行亲耕礼，以作为天下农业的表率。而这南北郊分别举行亲耕和亲蚕的礼仪，正是世宗皇帝天地分祀的翻版，夏言用另外一种模式，巧妙地表达出了皇帝想说的话，并且为皇帝想说的后面的话做足了铺垫。

　　夏言还说了一句话：合祀天地不是古代的礼制，如今皇帝要改革这项制度，对于国家来说，简直就是中兴之举。拿着夏言的这道奏折，世宗皇帝简直乐开了花，这里不仅给自己分祀的理论予以强有力的支持，还将自己誉为“中兴之主”，这自然是皇帝非常乐意听的话。但是这份言论很快遭到了群臣的炮轰，甚至有的人直接说这是在效仿篡汉自立的王莽改制。可是夏言仗着皇帝为自己撑腰，毫不示弱，他搬出了一位极为重量级的人物来作为自己的靠山，此人一出，反对的群臣立刻鸦雀无声。这位“大神级”人物，便是明太祖朱元璋。

　　夏言的理论也很简单：大明朝建国之初，太祖皇帝实行的就是分祀制度，我们现在这么做，并不是违反祖制，而是在努力恢复祖制。结果可想而知，世宗皇帝和夏言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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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地坛琉璃瓦颜色不同

　　嘉靖九年(1530年)，北京城的东西南北四郊，分别修筑朝日坛、夕月坛、圜丘坛(位于原天地坛南侧)和方泽坛。自此明朝的万神殿终于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嘉靖皇帝兴建的一座名为“大享殿”的明堂建筑。而地坛(方泽坛)作为一座独立的神坛，第一次出现在了人们的视野中。这座新修建的地坛，有内外两重坛墙，所有建筑的先导部分是如今位于安定门外大街上的泰折街牌坊(清世宗雍正年间更名为“广厚街”牌坊)，向内则延伸到外坛墙上所开的西门，即地坛的坛门。再向里，便是地坛的内坛西天门了。地坛的内坛共有东、西、南、北四座天门，其中北天门等级最高，有三开间，这是因为皇帝每次祭地都是通过北天门进入内坛的。

　　内坛中的主要建筑，如今日所见，最主要的便是方泽坛坛台。古时，人们认为天是圆的，地是方的，大地的四周都是汪洋大海。在修地坛时，便在方坛四周修建了小沟渠。坛台周边的壝(wéi，古代祭坛四周的矮墙)墙亦有内外两重，每一重在东西南北各开一道棂星门。这两道壝墙共同围合成了一个神圣而至上的祭祀区域。

　　除了坛台区域以外，在内坛中还有供奉皇地祇神牌的皇祇室(其功用相当于天坛的皇穹宇)、皇帝斋戒用的斋宫、祭祀附属建筑神厨、神库、宰牲亭、钟亭等。由于在建设过程中参考了原有的天地坛的规制和布局，地坛的建筑设计相当成熟，在传统体制中又不乏有一些创新。明清两代地坛最大的区别便在于琉璃瓦颜色的使用。明代方泽坛壝墙以及皇祇室均布以绿色琉璃瓦，至清乾隆十五年(1750年)则统一更换为代表土地颜色的黄色。

　　值得一提的是，1751年，乾隆皇帝对明朝嘉靖皇帝所兴建的大享殿的琉璃瓦也进行了更换，将原有的黄、绿、蓝三种颜色统一更换为蓝色，并将其重新命名为祈年殿，作为祈祷五谷丰登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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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关东大地震筹款首次开放地坛

　　地坛祭祀终止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1900年，北京遭受庚子之变，地坛被八国联军洗劫。清朝灭亡后，地坛成了袁世凯屯兵的军营，袁世凯下台后，这里则如“城头变幻大王旗”一般迎来了各系军阀的各色部队的进驻。由于缺乏管理，地坛开始荒芜。不过1923年邻国日本发生的一件事情，倒成了地坛命运的一个小小转折点。

　　这一年的9月1日中午时分，以日本首都东京附近的相模湾为震中，发生了一起7.9级的大地震，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关东大地震”。东京及周边地区在这次灾难中几乎化为一片废墟。当时我国正处于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出于对邻国遭受灾难的同情，北洋政府当时决定对日本予以物质上的援助，并积极组织赈灾救济委员会，拿出20万元(当时1块钱可以买大概40斤大米)作为救灾款捐给日本。在政府的号召下，全国各行各业也都积极参与到这次救灾中来，热情而富有同情心的国人在邻国遭受惨痛灾难的第一时刻便伸出了援助之手。

　　当时住在紫禁城内的清朝逊帝溥仪，闻听到此消息后，也积极参与了救灾筹款。按照清廷与民国的协定，清朝灭亡后，所有坛庙和园林都归小朝廷管理，因此溥仪便把地坛进行了一番修葺，然后对当时社会上有一定实力的人物售票，而所筹得的票款，则直接捐献给日本地震灾区。这也是这座皇家祭坛自建成以来四百多年首度对外开放。

　　然而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却让中国人寒心至极。首先是日本以地震为借口屠杀在日华工，将地震中日本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嫁祸于华工和朝鲜工人。紧接着日本加快了侵华的脚步，短短几年内，发动“一二八事变”、“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等侵略行为。中国政府在日本遭受灾难时予以了最为无私的援助，换来的却是如此“回报”，真是人神共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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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时改为京兆公园教育民众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并被取消了一切之前享有的特权。而于上一年短暂开放的地坛也随之关门大吉，并再次被改为部队驻防地。这次驻守的军队竟然更加肆无忌惮，他们随意砍伐园内古柏用以生火，这使得本来就满目疮痍的地坛竟变得如废园一般。

　　1924年底，地坛迎来了一位“恩人”，这便是效力于冯玉祥手下的薛笃弼。当时他从内务部次长的职位调任京兆尹(即北京市市长)，上任不久他便着手对地坛开始改造工作。1925年3月，他向当时的内务部递交申请，请求将这里改建为“京兆公园”，当时他在申请中说道：“查建设公园为东西各国所重视，京兆风气闭塞，尚沿旧习。化民成俗，责在有司。京兆尹到任后曾分令各县酌量建设公园，以期新民耳目。至京城地面地广人稠，此类公园场所尤应多设。正拟就安定门外地坛地方改建北郊公园，以为城乡一般人士研究农林事物之所。”

　　薛笃弼毕竟也算是内务部的“老人儿”了，请示刚递上去不到半个月，便被批准了。再加上薛笃弼又是冯玉祥的红人，趁机拍他马屁的人自然也是不少。此项提议一出，财政部、交通部等部委立刻决定出资协助，短时间内竟然筹措了一万六千余元。有了这些筹款，薛笃弼也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在京兆公园内大干一场了。

　　事实证明，这座公园改建得非常成功。其中最大的亮点，当数位于今天地坛斋宫南墙外的一座名为“世界园”的园中之园了。据记载这座小园子“画地为图，以石代山，以草代水，以花木辨其国土，以旗帜志其国名。所有世界上名山、大川、都会、商埠、铁路、航线、岛屿、海湾，无不点缀尽备。而中国之地势，如各省、省会、五岳、五湖、长城及长江、黄河、珠江三大水，亦莫不分别清晰。又若吾国历来丧失之土地，租借之口岸，尤为精详。周围竖立木牌，详载中国幅员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丰，开国之古。又分载世界名人简单事略……”这样一座主题公园，即使放到今日也不失为一座极具教育意义的场所，难能可贵的是，这里还充分展示了中国的各种资源和物产，为当时积贫积弱的国民树立了民族自信。同时公园的图中还将沦丧的国土一一标注，警示国人勿忘国耻，发愤图强。这一点，从世界园一进门的对联中便有所体现：大好河山，频年蚕食鲸吞，举目不胜今昔感;强权世界，到处鹰瞵虎视，惊心莫当画图看。

　　除此对联外，在世界园的其他地方有各式各样的标语，警示和激励国人。

　　对于大多数北京人来说，地坛体育场一定不陌生，而九十多年前薛笃弼在建设京兆公园时，也曾建设了一座“公共体育场”。

　　当时的体育场内，除秋千、铁杠、双环、软梯等若干种器械可供使用外，还有网球场、篮球场、足球场等场地，另外如浴池、沙滩等设施也是应有尽有，公共体育场大门处的对联为：提倡尚武精神，发扬民气;辅助通俗教育，陶铸国魂。

　　公共体育场的使用章程，有些地方也是值得细细品味，如当时规定中国人按照开放时间，可以随时来健身，而外国人想要进入则必须由中国人介绍方才许可。想要利用场地进行比赛(如开运动会)需要事先致函声明方可;再有如对使用者提出了时间上的要求，不能一个人长时间占用，而应该考虑后面的人的需求;还有在场内喝酒、吐痰、甚至是污言秽语等行为，都是被严格禁止的。而这一切也正体现出了“教育民众”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