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海燕 实习记者 李瑶
上周六晚,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沿着九拐十八弯的盘山路,记者进了村。大山里寒气逼人,为进山准备的厚棉服,像纸糊的一样,瞬间被冷风吹透。
昌平区流村镇长峪城村,位于京冀交界处,翻过海拔800米的高山,就是河北省怀来县。
就在我们哆哆嗦嗦打寒战的时候,远远地,传来一阵鼓乐声。
这是哪儿?
循着声音,迈进村西的一座古寺。一座古戏台被灯泡照得雪亮。六七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坐在刺骨寒风里拉着板胡,敲着手锣,击着堂鼓。三五个村民袖着手,站在台下,津津有味地哼唱。
这是长峪城村社戏剧团的排练现场。过了腊八就是年。这几天,他们正在为正月里的演出加紧排演。
舍不得这老玩意儿
“有庙就有戏。”长峪城村的永兴寺戏楼,始建于明代。社戏流传至今,少说也已经有400年。
“全村人,就没有不好听戏的。”正在后台忙活的社戏剧团团长邱震宇接待了我们。
相比于前面的舞台,后台更加热闹。二十平方米的小屋里,十几个人挤作一团,勾脸的,穿衣的,戴冠的,比划动作的,场面热气腾腾。
“原本就是排练。听说你们要拍照,大伙儿说怎么也得扮上让你们瞧。”邱震宇说。在他身侧,今晚折子戏《登殿》的几位主角儿——“薛平贵”、“王宝钏”、“代战公主”已早早地穿戴停当,在火炉边对上了台词。
65岁的宋国泰,演的是薛平贵的侍卫“马达”。换装时,外套袖子上还挂着“生态林管护员”的红袖标,“5点下班,扒拉两口饭就来了,这玩意儿唱起来有瘾。”宋国泰说。整个剧团二十来号人,生态林管护员占了一半多。白天看山没时间,大伙儿晚上聚在一起排练,已坚持10多年。
晚7点,戏台上响起一串急促的鼓点声,“薛平贵”踱着方步登上舞台,咿咿呀呀唱了起来。激越、高亢的嗓音,在夜色中传出去老远。那原始苍凉的曲调,让原本对戏曲并不感冒的记者也跟着激动起来。
“从老辈儿人算,这出戏排了足有二百年了。”说话的是剧团老团长、现在的艺术指导罗世民。老人已经68岁,早在10多年前就随儿女搬到昌平城区。可每次排练,老人还是会赶20多公里的山路,到村里来。
“舍不得,也放不下。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老玩意儿。”罗世民说着说着,有些动情,“老玩意儿不能断送在我们手里。”
不听三天戏,等于没过年
可困境已经发生了。
一大难题,是人。
灯光下,厚厚的脂粉,掩盖不住演员脸上沟壑般的皱纹。一打听,剧团里年岁最大的演员已经76岁了,最年轻的也过半百了。
“都太老了。”罗世民叹息。“社戏讲究三分唱、七分做,过去武生冲观众抬腿,都得亮靴底,现在剧团里已经没人能做到了。”
人一年年地老去,剧团里的名角儿,好几位已经不在了。
“少一个人,就少好几出戏。”团长邱震宇说,因为少了一名台柱子,最叫座儿的《辕门斩子》已经二十多年不唱了。
另一大难题,是钱。
“没有钱,大伙儿这些年全靠热情支撑。”为了节省开支,演出的戏服、道具,很多是村民一针一线自己缝制的。冬闲排练,扫屋子、生炉火这些杂活儿,剧团团员们抢着干,从不抱怨。
可架不住岁月流逝。后台的化妆间里,戏服、匣子、头饰早已褪色。墙壁上,云帚宝剑华彩已去。角落里,衣箱油漆剥落,因为没钱置办行头,戏服补了又补。
“也不是没想过办法。”罗世民说,剧团曾想过靠演出创收。村里搞民俗旅游,游客点戏,他们唱戏,一场下来也能弄个千儿八百。可一年到头,也不过六七场次,再分摊到个人头上,也就所剩无几。
剧团犹在,是因为村民还存着念想。
排练过程中,不时有人顶着寒气来“探班”。
“今年打算初几演?”
“没定日子呢。兴许正月初三、初四,正月十五也说不定。”
“就盼着你们演呢,不听三天戏,就等于没过年!”
政府拉我们一把吧!
夜色愈来愈浓重。古戏台上,板胡声激越苍凉,夹杂古调的唱腔,一声比一声高昂。
排练间隙,记者被村民们围住了。
“给我们呼吁呼吁吧。我们村的老戏,比河北梆子历史还长呢。”
“原汁原味!”
“可着全昌平,找不到第二个村了!”
“让政府拉我们一把吧!”
……
新任团长邱震宇眼神更加热切。“这种古梆子戏,过去我们村附近的马刨泉村、古将村都有,现在都失传了。长峪城村虽然还保留着这颗种子,可老人们岁数大了,照这架势,不出5年,也得告吹了!”
在邱震宇看来,资金是当前剧团面临的最大困扰。“收入低,年轻人没人愿意学。”去年,他曾找到某梆子剧团,想请专业演员进村指导,结果一上门就灰了心。“人家要指导费,团里出不起。”
“我唱社戏已经54年了,明年还能登台吗?”老团长罗世民眼里泛着泪光,社戏的传承已经成为他晚年的一块心病。
回城的山路上,记者思绪万千。像长峪城村社戏这样濒临失传的民间小戏种,京郊并不在少数。它们被口口相传,构成了乡村传统文化的根基。当在时间浪潮的冲击下,这些古腔古调最终销声匿迹时,人们的乡愁又该从何处寻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