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威廉的长城影像:慕田峪长城上三座敌楼清晰可见

▶美国探险家威廉·盖洛是长城探险第一人。1903年至1919年间他曾多次来到中国考察。


 

▲威廉·林赛在选取与老照片相同的角度拍摄长城。


 

 


 

水关长城是八达岭长城的东段,两张照片分别摄于1907年和2005年。前者由英国摄影师赫伯特·庞定拍摄,画面中离镜头最近的两辆骡车可能就是庞定来到八达岭的交通工具。2005年林赛重摄此地,发现由于修筑公路,拍摄地点高度已经发生变化。此时水关长城已重修,山脚下的土路变成了新修的柏油马路。

 

1922年和2005年的居庸关长城西北扇面。两张照片对比,老照片上的民居院落早已被新修的高速公路取代,左下角的敌楼也已经重修了。

 

怀柔慕田峪长城的一段,因其独特的走势被称为“3字形长城”。1908年拍摄的照片上,三座敌楼清晰可见。2004年林赛重摄时,这些敌楼已残破不堪,墙面上的排水口也只剩了一半。

这张照片是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插页,为了使画面更加生动,当时的编辑在长城下方贴上了骆驼和农民的图像。1922年,八达岭长城已经遭到一些破坏,画面左侧和右侧远端可以看到两处墙体坍塌的缺口。

1989年,热衷于长城探险的英国摄影师威廉·林赛得到了一本名为《中国长城》(The Great Wall of China)的书。这本书出版于1909年,作者是美国人威廉·盖洛。书中不仅有作者徒步考察长城全线的文字记录,还有大量精美的老照片,这些内容使林赛惊叹不已。林赛自儿时便立志徒步走完长城全线。为此他坚持长跑,还学习了摄影技术和地理学。1987年,他终于从山海关步行至嘉峪关,实现了当年的梦想,因此被誉为“走完长城全线第一人”。他从未想到,竟有一个同名的先行者,早在八十年前就已完成这一壮举。
 

细细翻阅这些老照片,威廉·林赛觉得一张照片上的长城似曾相识。他找出自己的照片,发现自己也拍摄过长城的这个部分,但是威廉·盖洛的照片上有一座敌楼,而新照片上却没有。他意识到长城正在遭受破坏,保护长城、留下影像资料十分重要。于是,林赛决定带着这些老照片故地重游,从相同的取景角度拍摄一批新的长城影像。这样既能使人们直观感受到长城所承载的厚重历史、认识到保护长城的重要性,也是对威廉·盖洛的致敬。
 

带着《中国长城》,威廉·林赛沿着前辈的足迹,再一次开始长城拍摄工作。他在长城沿线150多个地点进行拍摄,为了使取景、光线、拍摄季节尽可能与老照片相同,有时还要反复前往一些地方。一路走来,他对这位威廉·盖洛的生平愈加好奇:为了解更多相关信息,他联系了出版《中国长城》的伦敦约翰·穆雷出版社,还有威廉·盖洛家乡的博物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多埃斯顿城博物馆,但并没有什么收获。
 

2008年2月,威廉·林赛收到一封电子邮件,发信人告诉他,不久前有人向多埃斯顿城历史学会捐赠了一批威廉·盖洛的遗物。同年6月,林赛动身前往多埃斯顿城,看到了当年的底片、日志和信件,还探访了威廉·盖洛的故居“荒原之家”。房屋已经易主,但威廉·盖洛当年复制的“天下雄关”“天开海岳”石碑还在,这正是长城东西两端的石碑。他的后人也特地从各地赶来,到“荒原之家”与林赛见面。借助后人的回忆和留存的手稿,威廉·盖洛的经历逐渐清晰起来。
 

威廉·盖洛是个传教士,十分热爱中国文化,1903年就曾来到中国考察长江流域的自然、人文。1908年,他为了考察长城第二次来到中国。1908年5月29日盖洛自山海关起程,8月29日到达长城最西端嘉峪关,随即折返,11月底回到北京。考察历时五个月,盖洛一行人忍受着沙暴、酷暑,甚至有一次差点被洪水淹死。一路走来,威廉·盖洛拍摄了大量照片,还记录了许多长城的相关数据。每当遇到石碑,他都要助手将碑文抄录、拓印下来,但从未把它们挖出运走。
 

1909年1月,威廉·盖洛携带着400盒底片和几百页的探险笔记踏上归途。回到美国后,他将这些照片和文字整理出版,题为《中国长城》。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长城的专著。盖洛没有带回任何中国文物,博物馆中也就没能留下他的名字。
 

威廉·盖洛的事迹深深打动了林赛,他制作了一个纪念牌,上面除了盖洛的生卒年月,还有标注出长城的中国地图。2008年6月,距威廉·盖洛的长城之行正好100年,林赛代表他成立的“国际长城之友协会”将纪念牌放置在了盖洛的墓前。他希望这块纪念牌能够告诉人们,长眠于此的人是长城全线考察第一人,这位勇士的探险、著作和照片使后人受益匪浅。郭家玮/文
 

本版图片选自《两个威廉与长城的故事》,由威廉·林赛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