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 冯晨清 H126 
 

 

陈 溥
 

近日，西城区在各街道展开整治行动，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新文化街。除了拆除违章建筑，新文化街还将恢复青砖灰瓦、门窗式样一致的传统风貌。
 

走在这条小小的街道上，很多人都会感受到这条街不一样的气质：浑厚大气的克勤郡王府保存完好，焕发着勃勃生机；中西合璧的鲁迅中学教学楼依然留有当年的痕迹；李大钊故居给人肃静与古朴之感……漫步新文化街，深厚的历史感扑面而来。
 

这条东西走向的街道，明清时被称为石驸马大街。后因为该街道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的早期活动紧密相关，为纪念鲁迅先生，后改称新文化街，一直沿用至今。
 

本期，一起来感受新文化街的深厚内涵。
 

曹雪芹常出入克勤郡王府
 

据明史载：“宣宗二女，顺德公主，正统二年，下嫁石璟”。也就是说，宣宗的第二女顺德是在明英宗朱祁镇继位后的第二年（1437年）下嫁石璟，驸马府就建在这条街上。这条街也因而被称为石驸马大街。
 

明朝有多位皇帝宠信太监，疏于朝政，由太监代批大臣上奏的公文，形成太监专权的局面。明英宗也不例外，他宠信太监王振，命他执掌司礼监，并干预朝政。石璟为官清正，不满王振的胡作非为。但石璟虽贵为驸马也对王振无可奈何。相反王振却借故将石璟投入锦衣卫狱中。正统十四年（1449年）北方瓦剌族南下侵扰，明英宗在王振鼓动下轻率御驾亲征，结果全军覆没，英宗被俘，王振也死于乱军之中，石璟才得以释放。成化十五年（公元1479年）石璟死于驸马府中。石驸马府今在何处？有人考证，清代的克勤郡王府就建在驸马府的旧址上。
 

克勤郡王府在新文化街53号。克勤郡王府是顺治年间所建，面积并不很大，但布局紧凑合理。中轴线上建有大影壁、府门、正殿、东西翼楼、后罩楼等。西路有三进院落，东路则由大小五个院落组成。
 

第一代克勤郡王岳托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二子礼亲王代善的长子，战功卓著，但在清入关前即死于军中，后被追封为克勤郡王。其子孙被改封为平郡王，到乾隆后期又复封为克勤郡王。岳托的重孙纳尔苏袭平郡王爵，纳尔苏就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姑父。纳尔苏的福晋是曹寅的长女，曹雪芹的亲姑姑。她与纳尔苏共生下福彭、福秀、福静、福瑞四子，他们都是曹雪芹的姑表兄弟。曹雪芹的父亲被革职回京后，曹雪芹常来这里看望姑姑一家，成为出入平郡王府的常客。他对大表哥福彭非常敬佩。有红学家认为，《红楼梦》中北静王的原形即是平郡王福彭。
 

辛亥革命后，末代克勤郡王晏森无一技之长，生活窘迫，不得已将王府卖给了当时以从事慈善事业著名、创办了香山慈幼院的熊希龄。熊希龄买下了王府后，在王府中曾一度办过中华大学，设立过矿物局。1932年熊希龄和夫人朱其慧将其所有财产，包括这所王府捐给中国人民救济会北京分会开办教育和福利事业。后几经变迁，王府为新文化街第二小学和新文化街幼儿园使用。2003年底，王府进行了大规模修缮，现在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校址。
 

而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同样也是一所有着百年历史的学校，其旧址就在石驸马大街北边的手帕胡同中。1909年，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建成后，随即在石驸马大街创办了附属小学，定名为京师女子师范学堂附属两等小学堂。开始学校只收女生。1912年学校由石驸马大街迁入大街北侧，与之平行的手帕胡同18号（老门牌34号）并开始招收男生。后来随着京师女子师范学堂名称的不断变化，附属小学的名称也屡有变化。日伪占领北平时，学校师生毅然顶住奴化教育的狂潮坚持学习中文。1955年，学校被定名为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克勤郡王府修缮一新后，2006年，这所百年老校的部分校舍迁到了王府中。
 

提及手帕胡同，不得不提另一位名人：龚自珍。手帕胡同21号是一座坐北朝南的三进院落，进门后有倒座房，进垂花门后是中院，北房三间，左右耳房各两间，东西厢房各三间。后院与中院格局相似，院中种着翠竹、腊梅。晚清著名学者龚自珍（1792-1841年）曾在小院中居住。当年，中院北房明间北墙上挂着道光皇帝御笔的“福”字和龚自珍父亲书写的“耕读堂”匾。
 

龚自珍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夕，一位主张改革腐朽现状和抵抗外强侵略的启蒙思想家。他又是一位杰出诗人，他的诗不拘一格，想象奇异，开创了诗的一代新风。龚自珍在仕途上很不得意，一直做内阁中书、宗人府主事等卑微的官职。他在北京多次迁居，曾在宣武门一带的上斜街等处居住过。48岁愤而辞官南归，50岁时病逝于丹阳云阳书院。
 

与鲁迅的历史渊源
 

新文化街与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的早期活动紧密相关，这里也有关于鲁迅的浓厚印记。新文化街45号就是鲁迅中学。远远看去，就知道这是一所清末民初时期中西合璧的建筑。砖石结构的两层灰色楼房，沉稳而庄重。
 

这里在清代是斗公府。斗公就是辅国公斗宝，他是克勤郡王岳托的玄孙，生于雍正元年（1723年），乾隆五年（1739年）袭辅国公。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御史黄瑞麟奏请设立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清学部选中了斗公府旧址。经过新建和改造，宣统元年（1909年）学堂建成。后又经过近20年的曲折发展，成为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北京女子师范大学。1923年至1926年间，鲁迅先生曾在该校执教，并积极支持和指导女师大的爱国学生运动。从这所大学中走出了许多杰出女性，如黄庐隐、冯沅君、石评梅、许广平等，还有惨遭军阀枪杀的爱国志士刘和珍、杨德群烈士。刘和珍烈士牺牲后，鲁迅先生义愤填膺，写出了《纪念刘和珍君》等多篇战斗檄文，如匕首和投枪，投向反动阵营，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1931年，正值“三·一八”惨案五周年纪念日时，师生们在校园西跨院内为刘和珍、杨德群两烈士修建了一座汉白玉纪念碑，这座纪念碑现在仍静立在校园里，向青年学生们述说着80多年前的那段悲壮历史。1949年后，这里曾是北京第八女子中学、北京158中学，因鲁迅与女师大的深厚渊源，于1996年改为鲁迅中学。
 

教育街是新文化街北侧的一条短街，清代时是东铁匠胡同的东段，因街东直通宣武门内大街，俗称穿堂门。民国时因教育部在此，故又称教育部街。
 

鲁迅先生1912年受首届国民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邀请，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工作。同年5月，南京临时政府被迫解散，鲁迅随同蔡元培转来北京，仍在教育部任职。鲁迅先生先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佥事兼第一科科长，主管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及文艺、文物等事物。1915年又任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鲁迅在这里任职14年。1928年，教育部南迁。部址改作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此街改名为市党部街，1949年又恢复教育部街旧称，1965年定名教育街。
 

教育街路北1号、3号是清代的敬谨亲王尼勘的府邸。尼勘为清太祖努尔哈赤长子楮英第三子，屡立战功。在一次率部出征时，尼勘战死沙场，年仅43岁，顺治帝极为悲痛。顺治六年（1649年）封其为“敬谨亲王”。王府坐北朝南，差不多占了教育街北边的大半，府北部直达手帕胡同。
 

庚子事变后清政府实行新政，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设学部统管全国学政，学部就设在敬谨亲王府旧址。辛亥革命后学部改教育部仍在此办公。
 

 

位于文华胡同24号的李大钊故居 
 

 

京师通俗图书馆旧址
 

李大钊在此一带有三处居所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者，他的主要革命活动地都在北京。李大钊自1915年从日本归国来到北京，直至1927年4月遭奉系军阀杀害，在北京居住时间长达十余年。据有关专家考证，李大钊在北京的居所达八处，而其中三处在新文化街一带。
 

李大钊1915年到北京后生活动荡不安，住过西单皮裤胡同、朝阳门内南小街竹竿胡同等处，直到1918年1月他受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生活才算安定下来。他租下了新文化街西口南边闹市口南端的回回营2号院，并将在家乡的妻子与孩子接到北京，全家得以团聚。但在这里时间不长，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即引起北洋政府的恐慌，北洋政府预谋迫害李大钊。迫于形势危急，李大钊于1919年7月举家回故乡躲避。现在回回营在闹市口大街拓宽中已被拆除，成为车水马龙的路口。也有资料称，李大钊当年是住在东安福胡同附近的回回营。
 

1920年初，形势稍有好转，李大钊携家人重返北京，租赁了石驸马后宅35号，即现在的文华胡同24号院。这是一个不大的三合院。大门坐北朝南，正房三间是卧室、餐室和子女读书的地方，三间西厢房是李大钊的书房与会客室，东厢房常有亲友往来居住。
 

李大钊在这里居住了四年，是他在北京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住所，也是他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他与邓中夏等人创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不久又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接着投入建党工作。中国共产党筹建时期的许多活动及建党初期中共北方区委的一些会议都是在这里进行的。李大钊在这里多次会见共产国际的代表，接待过许多各界人士和进步青年，在这里写下了许多重要著作。
 

这处院落还是李大钊与他的家人在一起生活最快乐的一处住所。他的次子光华、幼女钟华都在这里出生。长子葆华、长女星华也是在这里耳濡目染，懂得了最初的革命道理，并走上了革命道路。
 

繁忙的工作之余，李大钊常和儿女们谈古论今，向他们讲述革命道理，唱进步歌曲，也和他们一起玩耍。院子南边有块不大的花圃，李大钊带着子女在这里栽种花木。院内的三株海棠都是李大钊亲自栽种。1979年，这座小院被确定为李大钊故居和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已经过修缮，作为李大钊纪念馆向公众开放。
 

李大钊在这一带还有一处居所。1923年“二七”惨案后，李大钊再次被通缉，石驸马后宅35号成为军警监控的重点。当时李大钊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他的夫人赵纫兰怕孩子们有危险，将家搬到了闹市口南街东侧的铜幌子胡同甲3号。铜幌子胡同后改名铜光胡同。而甲3号在闹市口南大街拓宽时无存。
 

头发胡同中的京师通俗图书馆
 

头发胡同在新文化街南边，东西向，东起宣武门内大街，西至佟麟阁路。胡同长度不长，却有着悠久的历史。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辽金时代。金中都北城垣中的光泰门就在头发胡同东口与宣武门内大街交汇处。辽代保宁年间，一位来自四川，法号真如的和尚经多方化缘在头发胡同西端建了一座寺庙，并以和尚的法号名为真如寺。到了元代改称定力院，这是一座坐北朝南的大庙。明代时，这座大庙山门前的胡同就叫真如寺胡同。后来为朝仪方便，将位于报国寺的象房搬到了真如寺南侧，并占据了寺院的一部分，真如寺的山门只好改成向北方。这可能是当时除西四当街庙外，北京仅有的一座面向北方的寺庙。不过它是不得已改之，而当街庙则是明英宗为讨好瓦剌部特意而为，不可同日而语。真如寺在明代曾重修两次，清代又修过一次。但清末逐渐荒废，现在寺址已无迹可考。
 

清代时，在头发胡同西口路北曾设翰林院的讲习馆。1913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创办京师通俗图书馆，馆址就选在原翰林院讲习馆旧址头发胡同22号。
 

当时，鲁迅正在教育部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工作。京师通俗图书馆正是在鲁迅直接指导与支持下建成的。鲁迅在谈到建馆原则时曾指出：“通俗教育以启发一般人民普通必须之知识为主，故通俗图书馆之设，实关紧要。其中采集之图书，以人民所必须且易晓者为宜。”通俗图书馆正是遵循鲁迅先生这一原则，以收藏大众通俗读物为主。馆中藏有一千多种戏曲、小说，这些方面的藏书甚至超过了当时的京师图书馆。
 

通俗图书馆馆址是一个大的四合院，南房为阅报室，北房为阅书室，后面是书库。通俗图书馆的建立不仅受到了广大市民和青年学生们的欢迎，许多学者也来此查阅资料。鲁迅先生在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时，就曾多次到这里查阅有关资料。
 

1926年京师通俗图书馆改称京师第二普通图书馆，1927年又与京师第一普通图书馆合并，统称京师第一普通图书馆。上世纪50年代初，通俗图书馆内藏书由首都图书馆接管。
 

神秘的王恭厂大爆炸
 

在新文化街西段以南，佟麟阁路南段以西有多条小胡同，街巷布局凌乱，似乎没有过规划，这是为什么？原来在这些陋巷老屋间曾发生过北京史上最大的一场自然灾害：神秘的王恭厂大爆炸。
 

明代自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驻守京城的明军主力部队配备有当时最先进的火器。王恭厂即是工部制造、储存火药的火药库。驻京明军所需的铅子、火药均由王恭厂制造。据文献记载，王恭厂正是如今这一地区的永宁胡同、光彩胡同、天仙胡同一带。
 

明熹宗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巳时，即公元1626年5月30日上午9时，王恭厂火药库突然发生了一场原因不明的特大爆炸，震惊朝野。当时的许多文献书籍如《明熹宗实录》、《明史》、《明通鉴》，谈迁所著《国榷》及多种明清笔记都对大爆炸做了记载。《明熹宗实录》卷七一载：“王恭厂之变，地内有声如霹雳不绝，火药自焚。烟尘障空，椽瓦飘地，白昼晦。”
 

当时属于官方的邸报底本，佚名抄撰的《天变邸抄》对大爆炸记述最为详细：天启丙寅（即天启六年）五月初六日巳时，天色皎洁，忽有声如吼，从东北方渐至京城西南角，灰气涌起，屋宇动荡。须臾，大震一声，天崩地塌，昏黑如夜，万室平沉。东自顺承门大街（今宣武门内大街），北至刑部街（今西长安街），西及平则门（今阜成门）南，长三四里，周围十三里，尽为齑粉，屋以数万计，人以万计。王恭厂一带糜烂尤甚，僵尸层叠，秽气熏天……
 

连远在爆炸中心区以外的皇宫也受到强烈冲击波的影响。当时明熹宗正在乾清宫进膳，突然大殿震动，御座、御案均翻倒，明熹宗急奔交泰殿，只有一内侍扶他前往，不料一瓦片飞坠，正砸在内侍头上，内侍立即脑裂而亡。正在修建宫殿的工匠有近两千人从屋顶震落摔死。明熹宗能保住性命实属万幸。
 

灾后有人说，爆炸发生前曾出现过许多奇怪的前兆。有记载称，当年5月2日夜里，前门箭楼出现过“鬼火”，有几百团之多，发出清光，在夜空中飘忽不定，最后合并成一个光亮耀目的大火团。在大爆炸前，府右街的巡城官兵数次听到有乐声从空中隐隐传来。他们遁乐声找到地安门火神庙，似乎听到庙内有乐声。于是推开庙门，只听一声巨响，一道冲天而起的红光直射向西南方向，接着王恭厂就爆炸了。
 

在大爆炸中，还发生了许多离奇的现象。一是有人瞬间消失。当时，八名轿夫抬着一顶女轿在承恩寺街（今承恩胡同）上行走，灾变后轿被打坏在街心，而轿中的女客及轿夫踪影皆无。宣府杨总兵一行在街上行走，灾变瞬间，总兵和随行七人及马匹全部消失。二是奇异的脱衣现象。灾变中许多死者、伤者甚至无恙者都被剥光了衣裳，赤身裸体。“所伤男妇俱赤体，寸丝不挂，不知何故？”（《天变邸抄》）“凡死伤俱裸露，圆洪寺街（今园宏胡同）轿中女赤体无恙”（《国榷》）。三是物体被抛飞极远。石驸马大街上一座近5000斤重的大石狮竟被抛出顺承门（今宣武门）外，许多大树远落在密云，“衣服挂于西山树梢，银钱器皿飘至昌平阅武场中”（《绥寇记略》）。这些现象更使大爆炸神秘诡异。
 

对于灾变的起因几百年来更是众说纷纭。期待着彻底揭开王恭厂大爆炸面纱的那一天早日到来。
 

圆洪寺为金中都北城坐标
 

在王恭厂附近的几条胡同里有许多寺庙，可以说一条胡同一座庙，而且胡同大都是因为寺庙而得名的。天仙胡同里有天仙庵，承恩胡同里有承恩寺，石灯胡同中有石蹬庵，个个历史悠久，天仙庵与承恩寺建于明代，石蹬庵则远在唐广德二年（764年）已建成。但是，若论在北京城建史上的地位，园宏胡同内的圆洪寺似乎更重要。
 

园宏胡同是永宁胡同以东一条不长的小胡同。离西口不远，路北5号院即是圆洪寺旧址。在清代的《日下旧闻考》、《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等著作中都有关于圆洪寺的记载，并称其所在街巷为圆洪寺街，直至1965年，以谐音形式改称为园宏胡同。
 

关于圆洪寺的创建，一些书中说建于明代。但在《日下旧闻考》卷155中有一段引自元代熊梦祥《析津志》的史料称“延洪寺在崇智门内，有阁，起自中唐，本朝那摩国师重修之。”延洪寺与圆洪寺是什么关系？金中都北城垣在今东、西太平街偏南的位置，而崇智门是金中都北城垣东门，在东、西太平街相交处，延洪寺位于“崇智门”内，正与今圆洪寺的位置相合。看来，唐代所建延洪寺就是后来的圆洪寺，只是名称有所变化。
 

金中都的崇智门早已不存，圆洪寺尽管破败却保留至今。它不仅作为具有1200多年历史的古老寺庙具有重要价值，它作为金中都北部城垣与崇智门的重要坐标，作为古都变迁发展的脉络与历史标志有更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