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居住在北京城的人，都有自己的北京记忆。小说家宁肯的“城与年”系列，那个北京城似乎一直定格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虽不见时代风云，却有那个时代的日常微细，一个鲜活的民间。
 

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是专属于少年姜文的北京记忆一样，“城与年”也是宁肯对他的北京一次记忆的回溯。它写在作家中年之后，因此，更能让我们读到城市的变迁，生岁月之怀想。
 

——编者
 

宁肯（小说家）
 

1973年，借着“评法批儒”，有点歪打正着，部分传统文化以“内部资料·仅供批判”的变态形式，又具有了某种合法性，传统京剧虽未恢复——八个样板戏依然统治着人们的日常娱乐生活，但与传统京剧一脉相承的武侠小说与民间的“尚武”精神已畅行无阻：舞枪弄棒，压腿弯腰，耍把式摔跤，不要说在广阔的乡村，就是在北京的胡同也死灰复燃，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来形容并不过分。
 

七十年代的北京，别看是首都，世界革命人民的心脏，某种意义是放大的乡村，与乡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建筑格局很像是把传统乡间的院子连起来，形成了胡同，街巷，夹道，甚至乡村的水井的痕迹还常见。林海音《城南旧事》北京南城胡同之井一如乡村之井。在许多旧文人看来，北京也是最具有“乡愁”的城市，郁达夫就曾说只要在北京住过两三年，就会对北京害起怀乡病来。不独中国人，英国作家哈罗德·艾克敦三十年代曾在北大教过书，编译过《现代中国诗选》，离开后却还一直交着北京寓所的房租，总巴望有回来的一天，其自传《一个审美者的回忆录》中北京生活占了很大篇幅，仿佛在北京生活了几十年。解放后虽然“天桥撂地摊”现象消失了，但“天桥”的文脉始终在北京的胡同中活跃着，虽然“文革”中彻底销声匿迹，但到了1973胡同里的“天桥”年再度复燃。胡同里许多蹬三轮的事实上都有着过去的老“天桥”的“影子”，拉洋车的虽然早已不在，但三轮车成为替代，只是不拉人改为拉货。三轮车七十年代直到八十年代都是北京重要的运输工具，自然，也像老天桥一样，蹬三轮的多来自底层，卖力气，养家糊口，蹬起来因为负重，眼睛没什么内容，就是使劲。
 

也像老北京总有传奇一样，种种原因，蹬三轮这一行儿的人也偶或有世外高人。甚至一看他们的眼神儿就和别人不同，肌肉线条也不同，或者说这种人什么时候都不同。别看苦力负重，举手投足，都透着内心的东西。哪怕他一身酒气，喝了半斤八两，你走近他都会感到一种从容的东西，与酒不同的东西，一种稳定的气场。唯一不同的是酒后他的眼睛越发亮，但也越发深不可测。的确，无论从事什么工作的人，只要有本事，最终都会内化为一种内在的东西。
 

王殿卿
 

王殿卿，此刻，我在心里叫出他的名字仍感到一种四十年前的气场。他坐在围观的众人之中，他是核心，别看是蹬三轮的，这时却像个教主。他本不是我们前青厂的，是北柳巷的，我们两条街在琉璃厂划了一个十字，有一段距离，本来是互不来往的。王殿卿五十来岁，个子不高，身体挺拔。日晒雨淋的脸，手臂，胸，均铜色，手的肤色与脸完全没有区别，眉与眼黑得总像漫不经心。不穿背心，一条黑裤子差不多卷成裤衩的样子，盘腿一坐，稳如泰山，自成庙宇。过了很多年我才知道这位“泰山”，他的师父李三站在三四十年代的天桥摞跤界大名鼎鼎，解放后下落不明。时光到了七十年代王殿卿坐在众人之中，俨然就是当年的天桥，他的师父。
 

我不知道跤场创办人小徒子当年是怎样认识王殿卿的，怎样有一天在什么场合拜了师，有何种仪式，或者并无仪式，一切都不详。不过就像任何事都有必然性，比如可以反问：如果小徒子不是我们那一带顽主，一条七节鞭打遍几十条胡同，如果不是动辄小徒子就身怀砍刀去和人茬架，如果不是种种后“文革”盛行的流氓性，动不动就“震”哪儿，小徒子会认识天桥出身的王殿卿吗？天桥并不单纯，流氓性与民间性并不好区分，这点在小徒子身上也同样并存着。但吊诡的是自从小徒子认识了王殿卿并拜其为师，打架反而少了，特别是开了跤场，请来了师父，小徒子就好像归了正果，再没打过什么架。或者用不着打了，流氓顽主最怕两种东西，官府不必说，再有就是真正的江湖——跤场或武馆这类殿堂。后者与前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后者又是流氓性的克星。戏曲、武侠、尚武反映的是这样，现实有时更是这样，很多时候现实与文化已经互文，水乳交融，至少在七十年代北京没变。戏曲，武侠，武术，三位一体——时至今日也还没有一种文化对国人心理积淀影响更大，三者像三根梁柱，构建了民间的心理空间。诸子也好，唐诗宋词也好，程朱也好，明清小说也好，实际上是通过上面三位一体的形式投射到民间的，在漫长的时间中高端文化与低端文化就是这样的一个水乳交融的过程。高端与低端接近完美的结合与自恰，其是非功过不是本文所能谈论的，我要说的是即使后“文革”期间，八个样板戏一统天下，上述的“三位一体”在民间也并未被完全打破，传统戏曲虽然缺席，但与传统戏曲同脉同构的“武侠”小说仍在口口相传，支撑着更深层的东西，即传统的积淀。
 

小徒子
 

小徒子是我叔叔的儿子，比我大几岁，七一届的，没赶上插队，十六岁初中毕业分到石景山热电厂工作。七节鞭、三棱刮刀、大砍刀都是小徒子在厂里偷着加工的，喜欢冒充部队大院的，一身国防绿，军大衣，绿帽子。这些都不新鲜，是那时的流行色，但七节鞭非常新鲜，区别于一般的顽主。七节鞭是由短铁棍做的，每节都有眼儿，串在一起，舞将起来很像有功夫。七节鞭与三棱刮刀（俗称插子）不同在于，七节鞭是文化，插子不是，插子是纯粹的流氓工具。不知道我这个顽主的叔伯哥哥跟谁学的七节鞭，或者干脆是自学的？反正耍起鞭来别人总要怕上三分。那年几波插队的人都走了，留下年龄空当，小徒子先是在院里称王，然后打到街上，打遍附近的胡同，认识了很多人，分分合合，据说最远一次打到了海淀，那次据说纠集了上百人，最后没真正打起来，但小徒子的顽主地位大增，成为远近闻名的人物。
 

开跤场之前，小徒子就带领我们院里的孩子练武，压腿，弯腰，打旋子翻跟头，走一些简单套路。套路也不算什么拳，就是七个招法，小徒子称为“七步拳”。七节鞭，大砍刀，七步拳，这些在访到王殿卿之前都不过是一些三脚猫的功夫，而我们院也就像书中所说的早期的花果山。等到小徒子访到了类似孙悟空的师父菩提老祖的王殿卿（甚至说让王殿卿收了去），在一个不知道的地方学艺，我们也像书中描写的觉得神奇。在我们看来小徒子怀揣七节鞭大砍刀到海淀领头茬架已不可思议，现在又有了神秘的高人做师父，说实话，我们已有点分不清是书中的事还是现实的事，特别当有一天小徒子说已学有所成，像美猴王一样归来，我们激动得手舞足蹈，差点把小徒子抬起来。作为文本的民间和作为民间的文本，有时在我们的生活中已很难分清，也说明“三位一体”既是文化也是现实。某种意义我们的心理始终有着神话特征，而后“文革”的核心已不是“文革”，而是“三位一体”，是“水浒”、“三国”、“西游记”，尽管每天还在读报、开会、阶级斗争……“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话语像另一种神话，都在空中，但两种神话并行不悖，人们照单全收，完全无碍……就是这时候小徒子要开一个跤场，要我们正式拜师。书上也是这么说的，我们觉得理所应当拜，封资修阶级斗争是另一套话语，与我们无关。
 

 

斗手
 

胡同里的跤场
 

跤场本应设在我们院，可我们院太小，练功还算凑合，但这一点也难不倒小徒子，因为“顽主”小徒子的“领地”决不止我们院，整个我们这条胡同这一带某种意义都是他的领地。小徒子毫不困难地选了距我们院有一大段距离的周家大院3号的门前拐弯的一块空地，小徒子像美猴王一样率领我们这些小猴子拿着兵刃般的锨、镐、耙子、水桶，浩浩荡荡开进那片空地，松土、平整、洒水，做准备动作，压腿、蹲桩、举杠铃，走哑铃、盘杠子。没人管，不仅没人管每天还有许多人看我们，连街道革委会也不管。我们学习如何摔倒对方，捉对对抗，一招一式小徒子都非常认真。
 

顽主一旦认真起来还是有些不同，一方面他有一个“流氓”的形象，一方面又是民间英雄，让人既可怕，又可敬。没人比他更自由，他做坏事自由做好事也自由。生活中常常是这样，做好事更不自由，因此有些好事只有“坏人”才能做成。如果别的人占一块地方，搞个跤场行吗？肯定不行，别说街道积极分子，革委会，就是街坊四邻也会理论。
 

但是没一个人跟小徒子理论，自然也没人跟我们这些喽啰理论，而事情有时就是这样匪夷所思：人们不但默许了我们，后来还拍手称快——胡同有了“天桥”的味道，老北京回来了，又有看头了。
 

开始我们是“麻泥鳅”，就是光着膀子摔，围观的人也不太多。后来有一天，小徒子弄来一套崭新的褡裢。一种多层帆布制成的半袖衣，匝了许多道线，构成结实的格子，又硬又挺，不怕拽不怕扯，每件还配了一条同质地的腰带。两件褡裢当时所需不菲，不仅昂贵而且新鲜，我们一穿上立马身价陡增。我们不再是玩闹，有了一种让所有人都惊讶的专业感，这条胡同，这附近，何时有过专业感？两件雪白的帆布褡裢甚至让整条胡同都有了一种专业感，让人不由得想到天桥。
 

另外，有了褡裢摔跤的方式用的招式也不一样了，过去两个人往往一上来就搂在一起，扭来扭去，寻机使绊儿，现在不同了，两人先要转圈，摆动膀子，手臂，俗称“斗手”。斗手是摔跤的第一个环节，有许多讲究，首先不能轻易让对手抓住你的褡裢，同时想办法抓住对方，而抓住对方的刹那间“绊子”就得使上，也就是说从“斗手”到使“绊儿”直到摔倒是连续的。这样的“绊子”我现在还记得的就有“披”、“崴”、“脑切子”、“穿裆铐”甚至“跪腿蹬肢”。这都需要褡裢，光膀子麻泥鳅使不出这些招。
 

再有，“斗手”事实上要有“把式”的功夫的，与武术一脉相通。最主要的是要快，连续，疾如闪电，变化多端，浑然一体。我个子小，单薄，斗手若不快，一旦两人纠缠起来总是处于下风。特别是遇到大个子有时会被人提起来，脚跟离地，虽不一定被摔倒，但很不好看。因此我特别需要快，喜欢褡裢，一旦抓住对方有没有把握“绊儿”都立刻使上，往往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几乎具有赌徒特点。不过这样太“烈”，对抗性太强，平时练习或自家人对抗我不怎么这样玩命，斗手适可而止，两人架上再说。
 

但若有什么情况，比如有其他跤场的人来踢场子，“慕名而来”“学习学习”“切磋一下”，气氛往往紧张，而我由于有“弱”“慌”“疯”的特点，总让我第一个上场，探对方虚实。谁愿第一个上场？谁都不愿，而且整个胡同里人都看着呢，见有人来“切磋”围观的人比平时多好几倍，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一上来就输了多难看。但小徒子觉得我输了不难看，我就是去实验的，投石问路，抛砖引玉，而由于我的特点说不定还能有点儿奇迹出现，一下赢了。我说过我的特点是紧张、慌，因慌而疯、而烈、而有种同归于尽的玩命的特点，我往往一上去还没看清对手就“扑”上去了，“脑切子”，或“穿裆铐”或“披”，真敢使。通常高手或身大力不亏的人随便一闪一拽就把我扔在脚下，嘴啃泥不至于，但也非常可笑。个别时候由于我似闪电的“慌乱”，一下把对手摔倒，喝彩同样发自内心。但即便一击得手，之后对手有了防备，后面我也是一路败绩，很不像样。除非是第一跤把对手给摔蒙了，我正也有“见怂人搂不住火”的特点，像某类蛐蛐越战越疯直到结束也不清醒，不知怎么就把对手摔得一塌糊涂。这种情况少，很难有一回。我有时被称作勇猛，但我深知我的勇猛是出于恐惧，很多年后我养了一只勇猛的小狗，发现它的勇猛也是出于深深的恐惧，它非常敏感，神经质，看到不熟悉的狗就颤抖着神经地冲上去，一如当年的我。而我们家小狗也是虽然“勇猛”，更多时候被踩到脚下，一动不动。
 

虽然我在摔跤上表现不佳，但是对付平常人，没练过的主儿，我的表现简直太佳了。譬如在我们学校，特别是在我们班，摔了几年跤后，平常打打闹闹，我一个人对付两三个人那真是跟玩儿似的。我在班里算矮个，排队一般排在第五、六个位置上，后面有近二十人。我们班最后两个人身高都在一米八，外号一个叫“美帝”，一个叫“苏修”，可见两人不相上下，我曾叫上他们两个，再加上班上一个劲儿特大的人，外号叫“傻劲儿”的，让他们仨对付我一个，结果三个人都被我在“运动中”歼灭。我让他们一起在操场上追我，把我放倒，我手疾眼快，不会让他们一齐近身，而是有时差，在时差中，我实际上是一对一，结果他们每个人一粘我身就趴下了。要是他们三个一起抱住我，我就没辙了，而这怎么可能呢？这就是练过的主儿。我后来成了班里的孩子头，又“招了安”成了军体委员，和我练摔跤有直接关系。我负责维持班里的纪律，整队，上操，打铃进教室，这些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都是最难的，而我游刃有余。古书上常夸人说这人“能文能武”，光能武评价不算高，一介武夫甚至有贬意，要是再能文就不得了，关羽比张飞让人崇敬就是还能夜读“春秋”，我能“武”了就想能“文”，想做一个能文能武的人，于是看了许多古典演义小说，结果恢复高考第二年我还考上了大学，后来还成了作家，我想这都是摔跤“摔”出来的，至少某种意义上是神秘链条上的一环。
 

到宣武公园去切磋
 

我们也去别的跤场“切磋”“讨教”，这更让我恐惧。每每还是我打头阵，第一个出场，由于更恐惧，更慌，也更疯，头脑不清，输得很惨，赢得也漂亮。如果一次不赢也不让我打头阵了，我让人喜欢的就是我的没谱，我的不确定性。无论输赢我都不知是怎么来的，如果说这是动物性，我承认我有动物性，但毫无疑问不是狮虎豹一类的掠食者，甚至也不是能看家护院的狗，我差不多是后来我们家养的那种西施与马尔济斯串儿的小狗。我对这种串狗了解甚深：它们非常厉害，但出于恐惧，我不知道本能与恐惧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在什么情况下恐惧有助于本能，什么情况下相反，而小徒子骂我的话与夸我的话常常自相矛盾。
 

宣武公园也有个跤场，或者是当时北京最有名的跤场。由于跤场开设在公园内，四周是古木，衬得跤手与师父看上去颇有些古风。围观的人也多，但秩序井然，像一幅从未改变过的天桥民俗画。公园坐落在槐柏树街，距我们所在的前青厂胡同有一段不短的距离，中间隔着宣武门外大街。宣武公园在北京不是有名的公园，也不是什么老公园，原为京城善果寺旧址，解放前已颓，变成城南有名的乱坟岗子。解放后差不多与治龙须沟一个时期迁走了乱坟，重修善果寺，在旧址以及周围陆续种了万多株树木，堆山建园，亭椅散落，成为森林公园。如果不是因为摔跤，我可能永远也不会到这里。那天我们跤场的人可以说是倾巢出动，三轮车、自行车混行，浩浩荡荡，小徒子骑三轮车带队，我们跟着。至今我能记上名字的就文庆、七斤、抹利、二喜子、小迪迪，这些人不光是我们院的人，也有胡同里的人，他们也都是小徒子的徒弟。
 

 

撩钩子
 

见到了传说中的高人
 

让我们意外的是，这次在宣武公园跤场，我们见到了小徒子的师父——传说中的高人王殿卿。我们再惊讶不过，知道了小徒子原来在这儿学的艺。我看到在昏黄的灯下光着膀子的王殿卿，古铜色，盘腿，卷着烟与两个年纪相当的老人坐一起。看来这儿是祖庭，我们的师父小徒子不过是在我们那儿片又建了一个庙。见王殿卿如见神一样，我们个个诚惶诚恐。看来这儿的“民间”恢复得更早，估计林彪一死就恢复了。这些蹬三轮的人，出身很好，什么也不怕，又有天桥的渊源，早早就结束“文革”。谁敢惹他们？借你们几个胆儿。这像是不变的场景，戏文或武侠小说的某些场景也不过如此。再不能说武侠小说是编的，没有编，就是事实。我的叔伯哥哥小徒子到底也是有实力的顽主，见过世面，有海淀那样的茬架还不算见过世面吗？我们都缩手缩脚，怯怯生生，但小徒子在这么隆重地儿却落落大方，毫不怯场，谈笑风生。特别他又带了一帮大小徒弟，身份又有所不同，介绍我们时称“自家人”，让我们“师爷师叔”地乱喊了一通。
 

或许出于礼貌，出于某种考虑，我们的师父小徒子这次意外地没让我第一个上场，让比我大一岁的文庆上的场。我的“疯”无论输还是赢对哪方面都不好，这儿不是一般的地方，也就是说，我在这儿是上不了大台面的。我特别高兴这样安排，感到从未有过的喜悦从容。文庆比我稳重，人长得也是模样，因为营养充分又刻苦练功一身漂亮的肌肉。我干瘦，没有肌肉，怎么练都没“块儿”，有点“鼓上蚤”的味道。文庆上完是抹利、二喜子，无一例外都输了，输得自然而然，都不难看，要是我就太难看了。最后是小徒子上场，赢了两阵输了一阵。在这儿他怎么可能全赢呢？不可能的，即使如此已经非常不错，让宣武公园对我们不能小觑。确实，小徒子除了是有名的顽主，功夫在祖庭也已堪称一流，这让我们信心大振，见了世面。见世面不光是看别人，也看自己，我们浩浩荡荡打道回府。
 

悟道
 

或许因为后来我们的跤场越来越声色，有一天我们的师爷王殿卿移驾我们的跤场，像尊神一样盘坐，以至我们的胡同都仿佛升高了一块，而且这一来再没有离开。无疑小徒子也做了不少工作，或者小徒子本身的分量也足以让师父移驾，从那天起每个晚上都能看到人群中古铜色的他。他是中心，中心的中心。有时他酒气很大，喘气很粗，偶尔会越过小徒子亲自指导他的徒孙。第一次接触师爷的身体让我大吃一惊，他的身体那叫一个硬。哪儿哪儿都硬，手，臂，肩，腹，胸，腿，处处硬得像岩石。而他漫不经心看着你的目光，正好与他身上准确的力道成反比，让你迷离，听他说话有如天籁。你不知道怎样理解他的话、他的指导，但是又有特别的感受。你的紧张的目光与身体是统一的，但在师爷那儿不是统一的。如果石头也会发出光亮，那就是师爷的眼睛，一种不可能的目光。他让我紧张，但不再慌。他传导了一种不明的东西，让我终生受益。他的硬度，漫不经心的目光，手臂，胸，腿，让我的身体像云一样。不仅是如何使某一种“绊子”，关键是他让我找那股“劲儿”，那股“精气神”。我那时不能完全体会出来，只能是照猫画虎，就像临汉隶一样不得要领。但是有一种东西在我身上种下来，我无法形容这种东西，深不可测，难以言说。我不能直接说其中有某种哲学的东西，但肯定是有奥义的，有从诸子那儿渗下来的东西。他蹬三轮，普通得不能再普通，远远看和任何苦力没任何不同，可走近了他就是不同。
 

我摔了三四年跤，一直不了解他，只能是感受他。过去，我很少记述这段生活，甚至几乎忘记了。作为文人我的摔跤生活就像我人生的一块飞地，属于我，又好像与我无关。但真的无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