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文灏是我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也曾短暂担任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 
 

谁又能想到，在这样的一幢小楼里，先后走出48位共和国的两院院士。
 

王密林
 

20世纪初，西学东渐，中国的知识界开始构建近代科学的体系，当时的德国地质学大师李希霍芬曾这样评论过：“中国士人资性聪明，在科学上可有成就；但其性不乐涉跋，不好劳动，故于地质学当无能为力。”20世纪初的那些年代，在广大的新女性中还曾流传着这样的段子：“嫁人莫嫁地质郎，一年半载守空房。出去打扮像公子，归来虱子爬满床。”然而，社会上的种种误解和歧视，并没有影响中国早期地质工作者的努力奋进，凭借着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和艰苦的努力，他们迈出了一个个坚实的步伐。
 

在兵马司胡同九号起步
 

1913年10月，民国政府工商部成立地质调查所，自海外学成归来的学者丁文江出任所长。其后，在丁文江、章鸿钊、翁文灏等学者的努力下，克服种种困难，借助北京大学的校舍、仪器，到1916年，就培养出了与“欧美各大学三年毕业生无异”的中国本土的第一批地质学人才。到1922年，翁文灏代表中国出席第13届国际地质学大会时，向大会提交了中国地质学家的四篇高水平论文，内容涉及地层学、构造地质学和地震地质学等重要领域，震惊了世界地质科学界，由此，国外的地质学者第一次知道了北京的兵马司胡同九号这个地方。
 

民国地质调查所旧址现今已改为“兵马司胡同十五号”，是个占地四亩多的院落，院内矗立着南楼图书馆、西楼办公室和北楼研究室三座西洋建筑风格的灰色小楼，共有房屋264间，建筑面积3517.5平方米。地质调查所初创时是在马神庙京师大学堂旧址，1916年迁到这里。有意思的是，作为官方机构的地质调查所，其办公场所的这三座楼房，却都靠向民间团体和个人募捐建起来的。
 

走进地质调查所旧址的大门，正对面就是地质调查所图书馆，这座两层的20世纪初德国民居样式的楼房，在1921年春由德国雷虎建筑公司承建，1922年初落成。雷虎建筑公司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上颇有名气，据说这是其在北京硕果仅存的作品。图书馆大门位于正南，拱券形的大门顶上是一方由时任农商部总长王迺斌题写的“地质调查所图书馆”汉白玉石额。当年一层楼东侧为阅览室兼演讲室，西侧是分为三间的办公室；二楼东侧为一大间藏书室，西为藏图室，中间为办公室。其玄关的东墙上还镶嵌着由王迺斌撰文，矿政司前司长邢端书丹的《地质调查所图书馆记》，简述了筹建图书馆的过程：
 

民国十年九月，地质调查所图书馆成。丁所长以验工告且曰：文江备员兹所以讲求地质，端赖图书附室三楹，仅足庋置。八年，派与巴黎和会，以暇搜罗欧美载籍，彼都专家亦竞以新著见饷，总万数千册载以归，室隘莫容，原有矿产陈列馆五室亦不敷用。爰与邢前司长端、今林司长大闾、今翁会办文灏商之，业矿诸臣商，先后集银币几四万元。图书器用约费五分之二，余供营构。今幸观成，不可无述，敢以记请予。
 

1922年7月17日下午4时，隆重的图书馆新馆和陈列馆开馆典礼在新落成的图书馆举行，大总统黎元洪在农商总长张国淦、王迺斌，矿政司司长林大闾的陪同下莅会并致辞。当年胡适先生在点评国内时事大事时说：“这一周中国的大事，并不是董康（财政部长）的被打，也不是内阁的总辞职，也不是四川的大战，乃是17日北京地质调查所的博物馆与图书馆的开幕。中国学科学的人，只有地质学者在中国的科学史上可算是已经有了有价值的贡献。”
 

图书馆的藏书每年以五六千册的数字递增，到1934年，总藏书量已达51750册，成为东亚最大的地质图书馆。
 

这座小楼还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瞬间：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诞生于此；1927年，中国矿冶工程学会在此成立……
 

主持周口店猿人遗址发掘
 

图书馆的西侧是一座造型稳重，色彩柔和的德国样式的精致小楼，地上两层，地下一层，楼顶起出一间阁楼，楼体西墙上尚能看出“土壤研究室”的字样。这幢楼于1928年夏开工，次年春落成，被称为“西楼”。值得一提的是，它的设计者是第一个赴西方学习建筑的中国人、世界建筑业著名的贝氏家族第一代创始者、当代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的叔祖——贝寿同。当年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翁文灏先生的办公室就在此楼的二层。1930年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土壤学研究机构——地质调查所土壤研究室，成为近代中国土壤学的发祥地，走出了以侯光炯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土壤学家。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也诞生于此，研究室工作人员主持了当年轰动一时的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发掘工作。
 

北楼是一幢地上三层、地下一层的楼房，是由丁文江、翁文灏的好友、社会活动家金绍基先生捐资建造，落成于1930 年。金绍基以其父亲金焘的号“沁园”命名，并题写了“沁园燃料研究所”的门额。这是座科学实验楼，工作者在此从事矿物岩石的化学研究，他们成为中国石油化工工业的先行者。
 

地质调查所诞生以来，取得了很多重大的科研成果。上世纪20年代，翁文灏分析研究了中外地质学者野外调查和室内研究成果，对中国东部、华北地区的区域构造特征和构造运动时代进行了总结，纠正了李希霍芬等人的错误，创立了“燕山运动”及与之相关的岩浆活动和金属矿床形成理论。燕山运动的发现成为20世纪中国和太平洋区域地质学的重大成果，这一名词为国际地质学界认可和接受，至今沿用。
 

1920年，地质调查所陈列馆馆长、瑞典科学家安特生发现举世闻名的新石器文化——仰韶文化，开创了中国现代考古事业。1929年12月2日，年轻的中国古人类学家裴文发现了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化石。其后，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所的裴文中、杨钟健、贾兰坡等人的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的发掘和研究，被誉为近代中国科学界获得的第一枚世界金牌。1933年，上海《申报》馆出版了一部由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编撰的《中华民国新地图》，开中国现代化地图集之先河，代表了当时中国测绘界的最高水平，先后再版四次，执中国地图界之牛耳20余年。
 

从这里走出48位院士
 

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翁文灏曾任地质调查所所长，他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也很高。在1922年和1937年的国际地质学大会上，翁文灏均被推举为大会副主席，并先后被选举为英国伦敦地质学会会员、德国哈勒自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院士、澳大利亚采矿冶金学会会员等荣誉职位。
 

1935年底，日寇的铁蹄逼近，华北局势日益紧张，地质调查所主体迁往南京，兵马司胡同的旧址成为北平分所，抗战爆发后，工作停止，人员星散，直到抗战胜利，才恢复了北平分所的工作。
 

经过十多年的奋斗，到1935年，地质调查所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先后创办了5个研究室，现今海峡两岸的许多科研机构，如中科院地质研究所、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中国地质博物馆、中国地质图书馆、台湾经济部中央地质研究所等都是由这些研究室发展形成的。
 

地质调查所为中国地质学、古生物学、古人类学、地理学、地震学、土壤学等学科锻炼培养出了一大批杰出人才，比如谢家荣、叶良辅、贾兰坡等人。在1948年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中，地学界有6人，其中4位出自地质调查所：翁文灏、谢家荣、黄汲清、杨钟健。1949年后，曾在地质调查所工作过的百余位科学家中，就有48位先后当选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是近代中国任何一个科学机构所难望项背的。
 

地质调查所是当时最具国际知名度的中国科学研究机构，被蔡元培先生赞为“中国第一个名副其实的科研机构”，也被西方学者称为民国时期最出色的科学研究机构，成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发轫地。
 

新中国成立后，从地质调查所走出的科学家们，成为新中国科学界诸多学科的领军人物，书写了新的传奇。
 

在冬日的阳光下，望着眼前饱经风霜、已令人生发无尽沧桑之感的地质调查所旧址，心中油然对中国科学界的前辈们产生景仰之情，正是他们的不懈努力和无私奉献，在经济落后、科学基础薄弱的中国，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基础，他们是中国真正的脊梁。
 

在2004年，台湾矿冶工程学会的会员借来京开会之机，曾专程到这里寻根，由老秘书长带队，沿着楼前的空地慢慢行走，并不断向先贤们鞠躬致敬。想到这里，在离开之前，我也郑重地向这一方中国科学的圣地深鞠一躬，致以崇敬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