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鸿胪寺到最高人民法院:这里已有280年历史

鸿胪寺 太医院 钦天监 俄国公使馆 苏联大使馆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

我在原俄国公使馆的少年生活  
 

1959年至1968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地点

作者母亲当年在办公大楼前留影

1901年前的俄公使馆还是中国式四合院

作者(右一)与同院参军战友在主楼前合影

1963年作者(右)与玩友在投弹草坪前合影


 

◎尹西林
 

我国的最高审判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大厦坐落在北京东交民巷与正义路的交汇处,之前这里的主人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再之前是苏联大使馆、俄国公使馆。原俄国公使馆的旧建筑现在几乎拆光了,只剩下两座门前的红顶平房依旧守卫着前些年重建的公使馆门楼。掰指算来,俄国公使馆至今有280年了,岁数比清朝翰林院小不了多少。我们家与它有着不解之缘。
 

办公大楼建筑的每个细节,都能显示出当年老毛子施工的一丝不苟
 

1959年末,我上初中三年级,记得那天北京下着大雪,两辆双轮胶皮排子车驮着我们全家人和家当,随同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从阜成门外大街搬到东交民巷16号院——原俄国公使馆。从1959年到1969年,我家在这里度过了10个难忘的春秋。
 

俄国公使馆建在明清两朝鸿胪寺、太医院和钦天监的旧址。鸿胪寺是掌管朝会、国家大典礼、郊庙、祭祀、宴飨、经筵、册封、进历、进春、传制、奏捷的国家机关,太医院相当于今天的卫生部门,钦天监则是主管天文历法的国家机构。1901年庚子国耻后,这个北京皇城眼皮下的国家机关被沙俄赤裸裸地强占了,并建成了新式风格的俄国公使馆。
 

前朝古朴的院落和肃穆的殿堂荡然无存,只有一座青砖做台基的小亭和一间小型殿堂残留在内。使馆主楼是一座二层建筑,拱形门窗和柱廊的造型,底层的柱式为塔司干式,二层为爱奥尼克式,入口两侧均为简单的平窗,窗顶有山花装饰,充分展现了俄式宽大厚重的古典设计风格。
 

办公主楼两扇大门高大宽厚,四根俄式花柱在楼门口顶天立地,对开的两扇木门不知为何高大沉重,十几岁的大男孩开启它都感吃力。楼中厅空间极为宽阔,厅堂足有6米高,迈入这里极易让人体会苏俄疆土无边辽阔的感觉。如用儿时记忆估计,在大楼中厅地面,上百人席地而坐绝对绰绰有余。
 

中厅进门处是四层白色大理石砌筑的宽大台阶。大厅的地面是由华丽方板砖拼成,台阶左右两侧是两人才能围抱的白色大理石巨柱。中厅上空悬挂着由上百只金碧辉煌的灯座组成的巨大吊灯,吊灯直径超过两米。大厅四周围墙下部都是用黑棕色硬木制成的木墙。木墙距地面有一人之高,非常厚实。木墙以上的墙体是镶着金色花纹的奶黄色花墙,墙面上涂刻着俄罗斯艺术风格的花纹。
 

办公大楼前半部为两层,后半部为三层。大楼外墙由石材装饰,楼大门外两侧竖立着两个高大的门柱和两盏西式吊灯。推开大门拾阶而上,呈现在面前的是上百平方米由花瓷砖铺就的大厅。大厅中央悬挂一盏巨大的吊灯,由数十盏如同蜡烛一样的电灯组成,两侧是同样造型的壁灯。全部打开时,放眼望去,整个大厅金碧辉煌。大厅周围有五扇高大厚重的木门。右侧第一个门里面是办公厅。第二个门里是一间华丽的舞厅,地板由深色硬杂木条拼成,打蜡后光滑至极。舞厅侧墙上镶着一面硕大的镜子,感觉空间倍增。
 

舞厅四周摆满沙发,机关常在这里举行舞会。正对大门的是个中型会议厅,与后院相通。常常见机关在这里开会,会议厅烟雾缭绕,休息空当大家时常打开后门去连接后花园的平台上透透气。大厅左侧第一个门也是个大厅,里面是哪个部门记不清楚了。通往二楼和后楼的楼梯和通道,左侧第二个大门里面是个大型会议厅,这里是机关干部开大会的地方。大厅豪华而宽大,在柔软的地毯上整齐地摆满了绿色条绒沙发椅,会议厅四壁是深色的欧式壁布装饰,吊灯壁灯也十分考究,后壁还有几个放电影的镜头小孔。
 

通往二楼的楼梯建在中厅的西北角。楼梯足有两米多宽,几个人可以同肩并行上楼。楼梯的扶手是用厚重的红木制成,上面刻有俄罗斯建筑艺术的花纹,图案非常繁细,用手摸上去极为滑溜。楼梯台阶上铺有紫红色的地毯,地毯被大拇指粗的黄铜豆条紧紧兜扣着。
 

办公大楼建筑的每个细节都能显示出当年老毛子施工的一丝不苟,体现出精巧的艺术感觉。至于建筑此楼时俄国人大胆甚至不计工本的使用高级建筑材料,更令今人感慨。
 

主楼大厅中央摆着一张乒乓球桌,供职工工间打球。在中厅美丽吊灯的照耀下,在这儿打球感觉美妙极了。一放学,院里的学生们就跑入楼里打球疯玩儿,也不管大人们还在上班办公。激战中的乒乓球时不时敲打办公室的大门,小球滚进办公室里也是常事儿。现在细想起来,当年的父辈们怎么有那么大耐心,容忍机关里的皮孩儿在眼皮下如此闹腾!
 

徐寅生与星野那12大板,高检院的干部与家属是齐声吼着嗓子数的
 

主楼一层东西两侧各有两间大厅,一楼的西北厅是机关的小会议室,室内有一台苏联造的黑白电视机。电视机的屏幕在我印象里差不多是18英寸。北京是1958年开播电视的,高检院立马就置办了一台。1959年底机关从阜成门外搬来后,把电视机摆放在西北大厅。多少年过去了,我还清楚记得,在这个大厅里播放的、让中国人激动和难忘的、1961年在北京举办的第26届世界乒乓球男子团体比赛的激动场面。前些年庄则栋曾在他自己的博客里写过一篇《贺龙指挥乒乓会战》的博文,我看完他的博客兴至将我看比赛的实况写在老庄的博客评论里:
 

“老庄,你好!北京26届乒乓男子团体赛那天晚上,高检院那唯一的一台苏联电视前挤满了人,高检院近百名干部和家属早早地就等在银屏前。我的17岁生日刚好是4月4日开幕式那天。大赛前,星野展弥的弧圈球被舆论吵得沸沸扬扬,好像这支杀手锏可以横扫天下似的。记得团体赛是你打开局,您那闪电般的左右开弓打得星野没法施展他的弧圈,你以二比零获胜,取得了开门红。此后,日本队又连胜两局,中国队一比二落后。第四局,徐寅生二比一战胜了星野展弥,将比分扳成二比二。第五场关键比赛由你打荻村伊智朗,很轻松地以二比零获胜。”
 

那场闪电战打得中国人提气,高检院小礼堂人越聚集越多,我是站在黑木壁炉上看比赛的。那一时刻我发疯了,声嘶力竭地助威叫好,唾沫星子飞溅得壁炉下面的大人们直叫唤。可任他们怎么骂,我也不肯下来。接下去是徐寅生与星野那12大板,高检院的干部与家属们是齐声吼着嗓子数的,那是我一生最激动和紧张的一次观看体育比赛的过程。就是这场球赛,我想,高检院主楼这个大厅,一定会给高检院的老人们留下永不消失的美好记忆。
 

大厅东面是个3米左右宽的廊厅,它是机关的阅览室,室内的报架和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国内外各种重要报刊和杂志。房子中间是个长桌,桌子四周摆着沙发椅供人阅书。我那会儿刚上高中,来这里最爱看《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鳄鱼漫画》《大众电影》《解放军文艺》等。
 

至于南厅、东北厅及东南厅三个大厅是机关的办公大厅。主楼的二楼没有玩的东西,它主要是高检院政策研究室及其他业务厅以及正、副检察长等领导们的办公室。我父亲当时在高检院《人民检察》任主编,在主楼后面的三楼办公。全国有上千个地方检察院,每天来信很多。父亲办公室纸篓里那些待销毁的信封,给了我集邮的充足来源。
 

可别小看当年俄国馆这地儿,曾有不少大人物来过这里:如明末清初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曾任钦天监正监,即掌管大清历法的主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李大钊曾在这里避难;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3月6日,毛泽东致电吊唁,并偕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张闻天、彭真、邓小平等前往吊唁,面请潘友新大使转达悼念和崇敬之意,灵堂就设在此楼一楼东北大厅。
 

上世纪60年代,我家就住在武官处最南面的那排平房里,它是东西走向的三进间平房,中厅宽大,红木地板,宽宽绰绰地摆放着两张双人大床。屋高近四米,用现时眼光看,搭个阁楼不成问题。东西两间虽小也有十几平方米。我住在入门处的西屋,屋子北侧是厕所,厕所还有西式抽水坐式马桶。家门朝西,是双开式内充丝絮的红色牛皮房门,如此密封的华丽大门给我们家人留下永不磨灭的记忆。我家是1959年末入住的,那时房子已是近60年房龄的老屋了,可那厚厚的牛皮门还是那么深红鲜亮。入住不久,我就听机关的一位老同志说:“你们家住的房子就是当年李大钊一家人避难时的居住所。”
 

李大钊曾经因遭北洋政府通缉在俄公使馆中避难。他在俄国兵营居住了一年,1927年4月6日早晨,北京军警被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外国守军放入,突袭苏联大使馆,逮捕李大钊等80余人,至4月28日被北洋军阀政府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
 

现在,李大钊一家当年居住的、我们一家也曾居住的屋子已经被拆了,幸好我保留着当年在屋里的照片,也算是对这个历史名迹的小小补充吧。
 

1960年国庆夜晚,一团焰火从天而落,点燃了主楼与古亭间的电线
 

为弄清公使馆的地理状况,我曾对俄国公使馆周围进行过实地测量,所幸当年这块外交老区还保留着一些旧日的道路,使我能够按照当年的概貌测量。我是用自行车轮子来丈量距离的。我骑的是26自行车,转一周是2.03米。从正义路与东交民巷(最高人民法院)交叉处的墙角开始,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方向走,我盯着气门嘴数着圈儿数,结论是,俄国公使馆东西长294米,南北203米。
 

俄国兵营的老墙尚在,我趁它们还没拆,把它抢拍了下来。当年英国和俄国平分了北起长安街南到东交民巷、东起正义路西至兵部街这块长方形的京城宝地。义和团失败后,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前,这里是大清王朝的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工部中央机关所在地。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一部分土地割让给了英国和俄国,俄国公使馆不是方形的,它的东北方向缺了个角,整个公使馆呈L形。公使馆缺的那个角,是英国大使馆里非常漂亮的一座二层洋楼,“文革”前是公安部谢富治部长的宿舍,谢死后一度曾是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的办公楼。
 

义和团运动前,俄国公使馆全部是中国明清时的建筑。庚子之乱后,满清政府的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等国家机关被俄国人强占,之后,俄国人对他们的公使馆进行了大规模扩建。在原址上拆除了大部分中国的殿堂楼宇,建起了包括公使馆主楼在内的5栋两层俄式洋楼及3栋俄式平房。
 

5栋楼房除了主楼大院的中央位置外,另外4栋洋楼分别在公使馆大院的东南角、西南角、西北角和西区主楼的右前方。1959年底,高检院进驻老院时,西南角的那座二层楼是公安部局长宿舍,东南角是公安部群众出版社办公楼,西北角那栋奶白色的砖木建筑特别宽大,二楼有可以容纳五六百人的大厅。当时高检干部只有一百人,生活居住在这么大的院子里,很是宽绰,所以,西北角的这栋大洋楼很长一段时间是空置无人的。主楼右侧那栋非常漂亮的建筑,一楼主要部分是公安部医务所,二楼是高检院干部们的宿舍。
 

俄国人在规划建设公使馆时,有意保留下了3处中式建筑:一处是公使馆主楼左侧保留了一排中式房子;南临东交民巷处留有一座中式三间亭殿,公使馆主楼门前20米处保存着一座明清时期二层砖木楼亭。
 

从使馆大门通往主楼的是一条约70多米长的水泥路,靠大门口的路边有两栋俄国平房,东边的平房是高检行政处办公室,我母亲在这里上班。西边的那栋平房是高检业务厅办公地,平房屋顶是红铁皮做成的。
 

中轴线上最有看头的是那座中式砖木两层亭阁。明清两代,这个位置是太医院的御药库,亭高约数丈,砖基上是座四角尖攒顶式木亭,四根大红木柱合抱,八扇对缝木雕花窗紧闭,亭檐下旋子彩绘早已斑驳,风吹日晒变成了酱黑色,旋眼、旋花、旋瓣隐约可见。亭间不足一丈见方,猜想是供司药人员出纳办公之处。木亭下青砖台基原有间宽大的屋舍,墙厚屋高,冬暖夏凉。听司机班叔叔们说,太医院存放皇室御药的库房就设在这里。
 

1959年底,高检院入住苏联大使馆,古老的砖亭子成为了机关档案库。
 

1960年国庆夜晚,天安门广场正放礼花。突然,一团焰火从天而落,点燃了俄公使馆主楼与古亭间的电线。眼瞅着刺眼的电花火苗沿着电线朝古亭窜去。最高检存放档案的地方着火,那意味着什么!这一突发事件惊呆了所有正在观赏国庆焰火的高检职工和家属们。正当大家慌乱惊叫时,警卫连的几个战士手持防火砍斧,飞步奔向砖亭,他们几个人迅速叠起罗汉,最上边的那个解放军战士三两下翻上砖亭,挥斧砍断了那根正向砖亭窜火的电线。一场可怕的火灾被最可爱的人扑灭了,打那一刻起,革命军人在国家危难时大义大勇的英武形象便深深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教堂壁画上有赤身裸体的青年男女,那时十六七岁的男孩哪见过这些
 

砖亭西边有座小教堂,是往日俄国公使馆人员礼拜弥撒的圣地,后来成了高检院存放家具的仓库。妈妈是机关行政处干部,掌管教堂的钥匙,一次她忙不过来,动员我们这帮中小学生帮她到教堂搬桌椅地毯,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瞻仰天主教堂。
 

教堂四周是从未见过的鲜艳壁画,那时十六七岁的男孩哪见过这种西方宗教壁画,面对画中赤身裸体的青年男女,我们都不好意思堂皇细看。抬头望去,屋顶挂满了展翅飞翔的胖娃娃小天使,神台中央,一个光身赤体的长须男子身上流着血、垂着头,被绑在一个巨大的十字架上,紧闭双眼……耀眼的阳光透过五彩玻璃窗,教堂被辉映得无比光明。现在回想起来,那真是置身于天堂的感觉。打那次以后,我们总爱借帮大人搬东西之由,去教堂仔细观赏。
 

后来方知,这座小教堂对东交民巷日后的开发与发展有不小的影响。俄国与大清离得近,两国关系密切,它成了北京为数较少的东正教教堂。因为少,又紧靠天安门,小教堂吸引了西洋多国外交人员参拜,这对百年后欧美列强在东交民巷地区设立使馆区起了很大的历史推动作用。
 

下了主楼东北台阶就是个小喷水池,喷水池呈圆形,不足五平方米。中央立着1米来高的汉白玉中国仕女雕像,仕女雕刻得现实逼真,与中国古书上那些柳叶细眉苗条模样的大不一样。喷水池中这件少见的艺术作品,我猜想是出自俄国工匠之手。水池中央的喷头荡然无存,所以,这个喷水池是个废弃了的摆设。
 

喷水池旁边有棵桑树。夏天时节,树上会结出一嘟嘟紫红色的桑葚,果实又大又甜,这株桑树是大院弟兄姐妹们解馋的美食宝贝。几十年过去了,每逢节日大院伙伴们聚会,大家少不了津津有味地回味当年喷水池旁边那棵桑树的桑葚如何如何好吃;同时一道遥想仲夏日里伙伴们争相爬上桑树疯摘桑葚的快乐场景!
 

主楼北面是块面积约4千平方米的正方形草坪,草坪边长为60多米。东墙与公安部谢富治部长宿社区相邻;北墙外是公安部汽车队,墙上开一五尺宽的小门,是公安部和高检院两机关职工和警卫连的出入通道。这块4千平方米的正方形草坪,是我每天早上练习投掷手榴弹的场地。
 

(尹西林先生的文章全面写到了俄公使馆的中轴以及东西两院,限于本版篇幅,仅刊发中轴部分。)
 

供图/尹西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