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0月1日，四联理发馆的师傅在理发。  高宏/摄

 

1956年8月4日，《北京日报》3版

 

1959年9月23日， 《北京日报》5版

烫发经过特殊的“十年”后重新出现，成为街头“美的焦点”。1977年夏王府井“四联”。

“四联”引进的4台电烫机吸引了众多顾客。

1984年6月13日，《北京日报》1版

1983年11月18日，《北京日报》1版

1987年1月28日，《北京日报》3版

1987年12月26日，《北京日报》2版

1998年11月13日，《北京日报》2版

“二月二，剪龙头”，京城美发店顾客盈门，一年新春似乎就这样从捯饬头发开始。有意思的是，时代更迭，回望岁时风物，体察春江水暖，很多故事恰恰也可以从“头”说起。
 

1950年代

发型师傅上海来
 

上世纪50年代，北京正处于大规模建设之中，人口猛增，工厂成群，本就落后的服务业愈发跟不上趟。那会儿，服务业主要包括浴池、旅店、照相、洗染、饭店、理发六个部门，样样处于供不应求状态。
 

解决群众过日子的问题成为政府重要任务，除了大规模改扩建原有网点，发动单位工矿建立内部设施，依靠全国兄弟城市的支援，将精英企业抽调到京城以提升行业水准也是一种方式。在周总理的亲自安排下，上海照相、洗染、理发名店连人带家伙什儿集体“搬”到了北京，其中就包括“华新”“紫罗兰”“云裳”“湘铭”四家理发馆。
 

1956年7月26日，本报发布沪上迁来的四家理发馆在京联合营业的消息，新店名号“四联”，落户东单金鱼胡同西口。价格上，男子理发每人8角，女子电烫每人2元2角。相较收入和满城剪发4角的行情，“四联”收费不菲，烫发更可算是享受了。
 

上海理发师带来的手艺和发型显得格外时髦。1956年8月4日，本报刊出10款“四联发型”组照及介绍，各种波浪和花式让人眼花缭乱，迅速成了北京女性追求的时尚风向标。除了发型之外，“四联”的美国理发椅、规范操作和严谨消毒都堪称新潮。到“四联”做头发，是件挺有身份的事儿。
 

数据显示，从1954年到1958年，国家投入北京服务业的资金达4300多万元，首都城乡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海淀文教区、朝阳工业区等基本没有服务业的情况得到改观。到1959年7月，北京理发师数量已由1949年的2801人增加到5775人。
 

服务业队伍壮大，接下来就要改善态度和质量。当时，不少人认为商业服务业“伺候人”低人一等。1962年，北京市服务事业管理局副局长丁铁峰撰文《谈谈我们这一行》：工人是通过伺候机器，间接伺候人，农民是通过伺候庄稼，间接伺候人，而服务业是在第一线，直接伺候人，这可比机器、庄稼更难伺候，非得认真努力才行。四联理发馆明星技师高在宏则在《二十四年牛马  十三年主人》中讲述了自己的感受：旧社会干理发这行社会地位低，现在一样受人尊重。有青年说，他吃饭我端饭，他住店我叠被，他理发坐着满舒服，我得围着他团团转，不是“低人一等”么？这可不合实际。我每天给很多顾客理发，京剧演员杜近芳常来，给她理发我也得站着理，可我去看杜近芳演戏，又是她站着演，我坐着瞧，这到底是谁低谁“一等”呢？就是工作性质不同嘛！
 

1970年代

烫发要开介绍信
 

正当“四联”办得风生水起之时，“文革”开始，象征“腐朽生活方式”的一切爱美活动受到冲击，更甭提讲究发型了。“四联”的镜子被糊上，烫发、化妆项目统统取消，操作规程和消毒措施废弛，收费标准降到4角，名字也先后改为“北京理发馆”“新风理发馆”。
 

1976年“文革”结束，这年年底，“四联”开始偷偷重启烫发。之所以“偷偷”，是因为动乱虽平，但禁忌尚在，穿鲜亮做头发依旧扎眼。初期，烫发只面向有形象需求的出国人员和文艺工作者，且要求单位开具介绍信。不过，烫是烫，还是不允许做大波浪，只能用小刷子给弄点花再扎起来。就算这样，托关系、走后门烫发的人还是络绎不绝。
 

老顾客王绿纹回忆，当时，有烫发业务的全北京仅“四联”一家，自己代表单位在全市汇演中表演独唱，拿到了一纸介绍信，内容是：“今有我宣传队同志，因演出任务到贵店烫发，请予办理，此致敬礼。”去烫发才发现，变着法儿拿着介绍信的女同志特别多。
 

又可以烫发了——“头上”发生的悄然变化，在中外媒体眼中，都是中国真正开放的信号之一。1978年12月8日，本报3版刊发“四联”翻修后改回名号，重新开业的消息：新张的“四联”安装了全套新式理发设备和空调设备，根据优质优价原则，恢复了1966年以前的价格标准。两年后，本报再访“四联”，文中(1980年10月20日，《北京日报》2版《理发行业的一家“冒尖”户》)记录：现在，这里的经营项目除电烫、冷烫、染发外，还增添了修眉、化妆和制作假发等。自实行利润提成以来，经济效果显著。1至9月份，全店营业额实现30万元，职工平均每月获得奖金在30元以上。
 

1984年，“四联”再次装修改造，并引进全套日本美容、美发设备。1985年春节，本报记者记录了“四联”美容厅从早到晚客满的场景，感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美容这个新兴事业正步入人们的生活。
 

1980年代

为烫发正名松绑
 

进入1980年代，改革的空气越来越浓，来自下面要求松绑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1984年6月13日，本报头版刊发评论《谈“松绑”》：“到几个商业、服务业的基层企业走了走，更加痛切地感到，大大小小绳索，把下边捆得紧紧的。不松绑，经济确实难以搞活。全市闻名的四联理发馆，对目前女同志喜爱的几种费工很多的发式，本来是会做的，只因为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烫发必须按一个标准收费，他们怕影响经济效益，不得不假称不会做，即使顾客愿意多付钱，他们也不敢收。”文章尖锐地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当然要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对各方面的经济活动还得实行必要的控制，但“计划”到这种程度，“控制”到这种地步，真可谓“作茧自缚”。当前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下放权力。特别是要给基层企业以更大的自主权。“松绑”、“层层松绑”势在必行，大势所趋。
 

关于头发能不能烫、怎么烫，一度还引发精神文明建设的讨论。面对一些地方一些人对爱美之心的种种非难，本报头版转载评论员文章《污染须清除  生活要美化》：女青年爱好烫发（中学生禁止烫发的校规应当遵守），年轻人喜欢服装款式新颖，节假日跳跳健康的集体舞，同所谓精神污染完全是两回事。青年总是向往美的。这种愿望本身是正当的、积极的。在可能的条件下，穿得漂亮一点、吃得丰富一点，不应受到非议。绝不能一说反对精神污染、加强思想工作，就在青年美化生活的要求上做文章。
 

1990年代

发廊遍地理发难
 

1990年代，国家取消服务业统一牌价，美发行业全面市场化。一时间，私人发屋发廊大量出现在市面上，“四联”等老店开始面临激烈竞争，店里的年轻理发师也有不少扔掉铁饭碗出去自立门户（1992年12月15日，《北京日报》2版《冬梅干个体》）。
 

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片子，讲述北京开发廊的几个个体户青年的生活，名叫《珍珍的发屋》。为拍摄这部影片，摄制组人员曾到东四的“小香港”、地安门的“小巴黎”、虎坊桥的“小美神”、西四的“露美”等发廊体验生活。为了使影片真实、生动，影片中广东人开的发廊就是在虎坊桥“小美神”实地拍摄的。
 

发廊多了，门脸儿装潢得水晶宫似的，理发却变得难起来，因为烫发比剪发价钱高，不少发屋发廊开始挑客。1987年12月26日，本报2版刊文，质疑无人愿理发的现象。文章写道：北京城兴起了发屋发廊，都专营烫发类的高档活儿，而且不少店是“特聘”广州（或港、澳）技师，自然价格也高。据说“美发”一次没有一两张“大团结”是不行的。而大众化的理发、刮脸之类，再涨价也是块八毛钱的事儿，油水不大，干脆“恕不奉陪”了。可惜的是，去光顾这些“阳春白雪”的人并非排成长队。于是，待门前冷落时，店主就分成两类：一类是自己躺在背椅上，把组合音响的音量开大，欣赏流行歌曲；另一类则挂出“兼营理发”的牌子，屈尊搞点“下里巴人”的东西了。
 

理发烫发也得立规矩
 

市场空前活跃，连蒙带骗、假冒伪劣等乱象也随之而来，烫个发、美个容成了需要“心明眼亮”的事情。本报记者多次探访美容美发猫儿腻，呼吁下力气抓紧整饬，搞清楚“那些标着洋字码和名牌产品的花花绿绿的瓶子里，到底装的是些什么？质量如何？”
 

而在经历1990年代的一段萧条后，美发老店们以稳定技术和方方面面更“规矩”重新赢得青睐，再次红火起来。1998年，“四联”与另一老字号美白美发厅联合，成立了“四联”美发美容中心，2003年又进一步改制为国有控股、职工参股的有限责任公司。
 

此时，政府部门的角色已经彻底切换为市场管理者，任务不再是多开几家店，而是将违规者剔除出局。1990年，北京工商部门出台规定，要求个体发廊从5月1日起增设中老年和儿童理发项目，一些张嘴漫天要价，嚷嚷“嫌贵上国营去”、“小孩头不理”的发屋被责令停业。1998年，北京美容美发业服务质量和价格投诉处理办法等一系列行业规范出台，清理整顿有了章法。
 

本版文字：简汐
 

历史资料：北京日报图文数据库、北京四联美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