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棠最后留下的文字

——纪念著名作家刘绍棠先生逝世二十周年
 

刘绍棠在光明胡同“蝈笼斋”。

 

刘绍棠最后的文字。

 

刘绍棠为褚晓明题赠新书。

 

 

褚晓明，男，1970年参军，1979年到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工作，历任科室党支部书记，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宣传教育中心主任，现已退休。
 

从事新闻宣传工作30余年，曾是《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媒体的通讯员，《健康报》驻北京记者站记者。撰写消息、通讯、报告文学等千余篇，获各类新闻奖数十项，1988年刊登在《北京日报》的通讯《“三联单”的漏洞在哪里》曾获得全国卫生好新闻一等奖（与《北京日报》记者钟卫宁合作）。
 

●褚晓明
 

今年3月12日，是著名作家刘绍棠逝世二十周年的忌日。亲朋好友、众多读者和文学界以各种形式追念着这位公认的“大运河之子”。作为忠实的“粉丝”，我曾与绍棠老师多有交集。今日情所难抑，不写点文字，不足以宣泄久积在心中之情愫。
 

刘绍棠曾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那是世界级的作家。我的文字绝非“攀龙附凤”，而是有其缘由。
 

二十年前，在绍棠老师遗体告别仪式上，他的女儿刘松苎眼含泪水握着我的手说：“我父亲写了一辈子文章，最后的几个字是写给你的。”闻听此言，我顿时泪流满面……
 

1997年3月11日，早上刚上班，刘绍棠老师给我来电话：近日感觉不太好，肝硬化导致的腹水越来越多，皮肤黄染也加重。说要到医院来看看。当时，绍棠老师的家就住在和平门“红帽子楼”——北京文联宿舍，离我们宣武医院没多远。时任党委办公室副主任的我，立即找到大内科主任、著名内科专家陈秉良，安排好了位于9层的干部病房。不一会儿，绍棠老师在夫人曾彩美等家人陪伴下，到达了医院。在我看来，绍棠老师腹部较先前更鼓，皮肤也黄了，可谈笑自如，精神还不错。大概治疗个把月，休息一下就可出院。安顿停当，绍棠老师像往常一样，把赠给我的新书《我是刘绍棠》拿了出来，仍是用那支熟悉的“蘸水笔”，在扉页写下了“褚晓明同志存念”的文字，并签名留下日期。看着老师运笔，在旁边的我能感觉到他是忍受着身体痛苦的！在这几个字中，“念”字写得有点含糊。
 

这本书的后记题为“改判死缓”，文末署的是“1996年4月29日于北京宣武医院”。我翻看着，想起前次患病是1996年4月19日住院的，也是9楼。因为“9”与“久”同音，我觉得挺吉利。他在“后记”中描述自己“腹肛如鼓，压迫心脏，呼吸困难”，之所以把“后记”题为“改判死缓”，是因前期曾怀疑他患癌，后来得以排除。即便当时“挺着装满9公斤腹水的大肚子，蜷缩在床上”，绍棠老师仍未搁笔，而是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出版的《村妇》作最后的文字梳理。
 

写这个“后记”的几天前，胡耀邦同志的夫人李昭曾对绍棠老师的女儿说，“耀邦和绍棠之间的感情是很深的。”
 

这个背景所有热爱绍棠老师的读者都了解。新中国之初，百废待兴，京东大运河畔突然冒出个“神童”——少年刘绍棠已经在用娴熟的笔墨写土改、写初级社、高级社，在为“粗手大脚的爹娘”——家乡的父老乡亲“画像”。《新式犁杖》《青枝绿叶》《大青骡子》《山楂村的歌声》等作品接连刊载。其中，《青枝绿叶》还被选入高中语文课本第三册！除了孙犁、康濯、邵荃麟等文学前辈的厚爱培养，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慧眼识才，一直倾心扶持这棵文学的“幼苗”，及至“幼苗”长成“参天大树”，仍关怀备至，告诫他勿骄勿躁。上世纪九十年代间，在绍棠老师狭窄的书房“蝈笼斋”闲聊时，他告诉我，耀邦同志在改革开放后曾找他谈话，希望他担当起我国文化界的行政领导职务。但他以只适合“写字”不适合当官为由，婉拒了……
 

回说到1997年3月11日上午。陈秉良教授初诊后告诉我，病情很不乐观，但也没明说“病危”。恰在此时，时任市委主管宣传文化的领导闻讯来探望绍棠老师，我也就悄悄告退了。没想，这竟成了永诀！
 

次日一早，噩耗传来，绍棠老师病情急遽恶化，经抢救无效，于5时20分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他热爱的亲人和读者，离开了他视为父母的大运河！
 

与绍棠老师初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个“青年文学讲习班”上，听绍棠老师讲小说创作。
 

绍棠老师把1957年错划右派逐回生身之地的儒林村当作“乐园”。21年后平反回到文坛，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主流氛围下，他高擎“乡土文学”的大旗，倡导“中国气派，民族风格，地方特色，乡土题材”，放声高歌自己的“乐园”——大运河两岸神奇的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绍棠老师一再强调，自己是党培养的作家，因此“棒打孝子不回头”，对“放逐”从无怨恨之气，党、祖国、家乡、人民，永远是自己讴歌的对象。他的话语，深深感染着我。
 

1985年，我的电大毕业论文《刘绍棠笔下的妇女形象》，得到绍棠老师的亲自点拨与首肯；指导老师、时任《北京文学》编辑的著名文学评论家方顺景老师也给予肯定，评为“优秀论文”。
 

1986年夏，医院团委想请绍棠老师来为职工讲授“乡土文学”。我找到绍棠老师，他当即应允。当时，文学正“热”，“文学青年”众多，我知道，全国各地想邀他作报告的太多了！那时没有“讲课费”一说，考虑绍棠老师烟量“上乘”，吸烟是他写作中不可或缺的“道具”。于是，我和时任团委书记卢平（现任北京积水潭医院党委书记）到琉璃厂转了一下午，才拿回一个福建产的漆器套装烟具。总得写两句敬语吧？想到绍棠老师屡屡回忆童年发蒙时背会的第一首古诗：“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于是，仿效数字体诌了几句：“一支烟，乐陶然，二更三思几多艰，四海五洲英名传。重返文坛六七年，八九十佳篇。”后面这数字是有根有据，当时绍棠老师平反复出恰好六七年，轰动全国的获奖作品早不止“八、九、十”了。不曾想，烟，成为老师日后患脑中风的罪魁祸首之一！念及此，时有自责之心。
 

随着与绍棠老师交往的增多，感情也愈发深厚，老师赠书的扉页题字也逐渐省略了姓氏和“同志”；我俩电话、通信不断。每每收到老师来信，均视为珍品收藏；紧邻中南海西侧光明胡同的“蝈笼斋”也成了我时常惦记之处。
 

1988年8月，绍棠老师突发中风，电话打来，我心急如焚，即刻向医院领导汇报，组织救治。生命保住了，却留下左侧肢体瘫痪后遗症。待好转出院，老师隐居西城一处单元房，谢客静养，仍把住址、电话告诉了我。于是，我与时任院党委书记的齐翔安、副书记张建前去探望，老师和师母热情相待。点点滴滴，刻于脑中，年代渐远，不曾忘却。
 

2016年初夏，我专程驱车前往通州儒林村祭拜绍棠老师。如今的儒林村早已今非昔比：京沈高速飞跃运河，与儒林村擦肩而过，村里遍布新盖的大瓦房，街巷有路灯，屋顶太阳能，私家轿车也不在少数，现代化的痕迹随处可见。在村委会传达室里，“老王头”和周末值班的村妇女主任说起刘绍棠，骄傲之情溢于言表。
 

北运河的河堰下，连绵不断的绿色，拥抱着绍棠老师再也无法简朴的墓碑，碑后是一抔黄土。当我以鞠躬、敬烟、洒酒的“古老”方式祭奠敬爱的老师，默默与老师“交谈”时，路边不时有人驻足静默。碑上刻着的“大运河之子”几个字的评价，来自儒林村的父老乡亲，来自通州人民，来自全国乃至全世界热爱刘绍棠作品的人们！
 

大约是前年，在通州大运河边畔，北京卫视直播了一台以大运河为主题的文艺晚会。晚会现场上，飘着一头银发的朗诵家陈铎，饱含深情地朗诵着绍棠老师少年时代的作品——《运河的桨声》的结尾：运河静静地流着，河水是透明的、清凉的，无数只运粮的帆船和小渔船行驶着，像是飘浮在河面上的白云。瓦蓝瓦蓝的天空，高高的，高高的，一群群发肥的季候鸟，向运河告别，划过运河的河面，像一道紫色的闪电，飞向南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