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泽民
 

现如今，隐藏在北京胡同里的一些会馆得以保护，有些会馆还被修缮，成为人们寻幽访古的好去处。
 

北京的会馆，已经有数百年历史。这些会馆的建立最初与进京赶考的学子有很大的关系。明朝迁都北京后，进京赶考的学子到了京城后，衣食住行就成了一大问题。于是，各地的故里乡绅或者本籍京官，就出钱行义，置地建房，免费提供给本籍学子栖住，这样就陆续有了数百所会馆。
 

世事变迁，这些会馆经历了不同的命运，有的会馆院落、房屋依然健在；有的会馆只留下石碑、门楼、馆额等物件；有的会馆有许多口耳相传的故事；有的会馆虽然建筑被拆，却留下了以会馆命名的胡同……它们用不同的形式诉说着过往的悠然岁月。
 

1
 

会馆留下各种遗迹
 

多年前，由于兴趣使然，笔者步了许多前辈和长者的后尘，按图索骥，在北京城的各大胡同，实地勘察会馆旧址。从那些遗留下来的门楼、旧屋、碑记、旧物，还有那些与会馆有关的人或其后人的讲述，依稀可知会馆里曾经的热闹。见得多了，听得多了，印象深了，想象往日的兴旺，觉得有必要把“会馆还留下些什么”记下来。
 

首先要说说，会馆的“会”如何理解呢？在中国农村漫长的历史中，“会”是发挥自治作用的一种重要组织形式。位于原宣武区大耳胡同6号（老门牌26号）的江西婺源会馆（婺源曾属安徽省），现在它里院的南墙上有一块记事碑——“文明会原启”，此碑刻于清道光丁酉年（1837年），记述了文明会成立的宗旨，其中筹资接济本籍学子进京赶考是非常明确的目的。
 

文明会的碑记镶在会馆的墙上，说明会馆不仅是一座院落，几间房子。没有“会”这种形式，就没有会馆；有了会馆，还要有“会”的形式。两者不一定是相伴而生，结果必然是相依而存。如果是工商性质的会馆，则必然与行会的组织形式有关。
 

因此，探寻北京会馆“还留下些什么”，除了探寻作为建筑的院落、房屋是否健在，其实还包含着更宽泛的内容：是否留下口耳相传的故事，是否留下一些有益的启示等。值得庆幸的是，经过数年的寻访，三百多处会馆大致还留下二百多处会馆的遗迹。只不过，这些会馆的命运各自不同。有的会馆被拆除，有的会馆得以修复，有的还留下石碑、门楼、馆额等物件，诉说着旧时的岁月。
 

在原崇文区远望街（原来叫阎王庙前街）有一处湖北云梦会馆，危房改造时，这里已搬得人去院空，院内建筑破败拥挤，在冬天的寒风中略显几分凄凉。据记载，这里是清乾隆庚午年（1750年）秋，由一乡绅集众力重建的。虽集众力，无奈此县居京者甚少，人力财力不支，只能勉力维持，谈不上发展，也就十余间房。
 

在云梦会馆不远处，寻得对面17号（老26号）有一处江西宜黄会馆，骑墙的院门还在，只是院中的房子已拆得七零八落。笔者当年探访时，有几个民工在施工，有一些拆卸的柱脚石被编了号，堆在一边。往里走，未推倒的一间西房的山墙内侧还歪斜地写着“保护文物，人人有责”几个大字，堆在一旁的旧木料原来是用作柱或柁的，上面也编着号。笔者当时猜想，难道要搬到哪儿复建不成？至于后来在哪复建，也不得而知。
 

当时亲眼见着正在拆除的会馆还有原崇文区西晓市街140号（原晓市大街129号）的浙慈会馆（成衣行工会）和财神庙，始建于清初。据说当时会馆那一带，多居住为浙江人。
 

不过，有些会馆被虽然被拆了，但一些因为会馆而叫开的地名却留了下来。如今北京工人俱乐部往南，有一条胡同叫福州馆街，它就是当年福州老馆所在地。原宣武区海柏胡同16号（老26号）广东顺德会馆西侧，由北到南，有一条胡同叫顺德馆夹道，就是因顺德会馆而得名。如今的宣武体育场北门外有一条登莱胡同，原来叫登莱胶胡同，是由山东登州、莱州、胶州会馆及义地得名。西城区德外有个弓箭胡同，正是因为附近有弓箭会馆。
 

顺便提一下，如今弓箭会馆（清代的行业会馆）仍在，弓箭会馆是北京城最靠北的一座会馆，最靠东的会馆当属位于朝阳门外呼家楼南里的山东会馆。1988年市文物局编的《北京名胜古迹辞典》称此处为山东会馆，经实地勘察似觉得有些不确。现该院修缮一新，院内东南角立有一块碑，前面写着“乐善好施”，背面为重修海阳义园碑记，这是山东海阳邑的义园，属会馆财产，但不是会馆，而是本邑“客都者养病停柩之所”。因为原来的老城圈外面不少会馆已无迹可寻，笔者当年能寻访到的最靠西的会馆，是位于宣武门外下斜街的浙江会馆。最靠南的是龙潭公园内的袁崇焕庙，那里原来是广东籍会馆所属新义园所在。庙是广东籍人士建在本籍义地上的建筑，自然也属于广东籍会馆的房产。在此处原来还有一座属于义园的地面建筑，现已无存，成为小广场。
 

2
 

令人迷惑的会馆名
 

因为世事更迭，不少会馆的资料出现了遗失，这样使得一些会馆的名字出现了较多争议。沿着原崇文区兴隆街往西，草厂五条的南头路西有一座要上几层台阶的大门楼，新老门牌正好都是27号，大门两边斑驳的木板上有一副对联“唯善为宝，则笃其庆”，而现在很多人传“庆”字为“人”字，这是讲不通的。这是一首藏尾联，内含了馆名“宝庆”二字。因为宝庆会馆是为湖南宝庆五邑（邵阳、新化、新宁、武冈、城步）人所开的会馆。
 

在宝庆会馆附近的奋章胡同11号（原草厂十条2号）有一座会馆，叫上湖南会馆。门楼显得非常宽敞，当时顶部已漏了天儿，幸运的是，这个会馆如今得以修复。现在的建筑没有挂牌，但在胡同的标牌上指出是“湖南会馆”，少了一个“上”字。
 

上湖南会馆始建于清康熙年间，有《增建上湖南会馆瑞春堂碑记》为据。又据有关史料，此处曾是明朝丞相张居正的宅第。有研究者认为，上湖南会馆与位于原宣武区烂缦胡同101号（老41号）的湖南会馆（建于清同治、光绪年间）在修建时有先后对应的关系，在先为上，所以叫上湖南会馆。这一看法值得商榷。一个建于清初，一个建于清末，两馆建立时间相差百年以上，上湖南会馆建立时即定名“上湖南”，难道是他们预知以后还要建一个湖南会馆吗？明显不妥。再则，上湖南会馆最初实为衡阳、永州、郴州以及后来桂阳的四郡合馆，而湖南会馆为省馆，两者产权所属毫无关联。湖南历来有三湘之说，湘阴为上湘，湘潭为中湘，湘乡为下湘。然而上湖南会馆所属四郡，其地理位置比下湘还靠下（南），又怎么能称为上湖南会馆呢？按另一种三湘之说，漓湘、潇湘、蒸湘，均指湘水汇合发端的上游，而衡阳、永州、郴州、桂阳恰恰处于这一地区。那么，上湖南会馆特指处于湘江上游地区的四郡会馆，多少能解释得通了。《重修上湖南会馆碑记》曾记载：“吾里，处于楚上游，历来是人才荟萃之地……”可见，当初建此会馆的先人之所以定名为上湖南，更主要是借上游之地势，寓显本地人士一种优越感，淘淘湘江水，奔流上湖南。
 

关于会馆的定名，有时着实给后人留下很多迷惑。享誉京城、坐落于虎坊桥的湖广会馆在命名上就有这样一段历史。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撤湖广省，改置湖北省和湖南省。湖广会馆的建立却是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的事儿，湖广省撤销数百年后，为何会建湖广会馆呢？其实，很简单，当时建会馆的首倡创建者一个是长沙（湖南）刘会房相国，一个是黄冈（湖北）李秉和少宰，一个湖北人，一个湖南人，就取名为湖广会馆。因此，后来有人有时将湖广会馆归为湖北，有人有时又划入湖南，都不准确。上世纪50年代，北京市各省会财产向北京市移交前，在湖南、湖北之外单独成立有北京市湖广会馆财产管理委员会，移交财产资料也是单独具列的，这比较符合历史事实。
 

 

草厂七条的惠州会馆 
 

 

原崇文区西半壁街17号的靛行会馆门楼上的刻字
 

 

宣外大街浙江会馆院内的上马石
 

 

校尉营胡同的宜兴会馆
 

 

3

会馆匾额遗存较少
 

北京会馆的门楼一般都是中式起脊，金柱大门居多，也有不是的。在草厂七条中间路东，现门牌12号（老门牌5号），有一处惠州会馆，它的大门就带有西洋的味道，红砖砌成，门洞拱券形，两边起着圆形冲天柱，上边收为尖塔形。会馆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惠州属广东籍，当时可是“沿海开放城市”，他们也给当时的京城带来些不一样的文化。在原宣武区铁树斜街里头也有一处广东籍会馆，它就是现门牌86号（老门牌68号）的肇庆西馆，它的门楼是平顶，门洞也是砖砌拱券式，这与大多数会馆不一样。
 

当年会馆大门的上方往往都挂着匾，也叫馆额，现在很少见了。在原宣武区前孙公园胡同有一处广州七邑会馆，大院里套着五个小院，现门牌25号（老12号），门上原来也有匾，据说现在被一户原来会馆长班的遗属拆下来当了铺板，虽不得一见，但总算还有保存的可能。
 

木质的会馆牌子，是极容易毁坏的，即使是石头的，也很容易遭到人为的毁坏。从有关资料看，过去有很多会馆的馆名是刻在石板上，然后镶在大门上边的。如果所附的大门拆了，石刻的馆名也很难很好地保存。不过在原宣武区板章胡同香厂路小学分校的操场边上，躺着一块两米多长的石匾，镌刻着“安溪会馆”四个大字，显得古朴遒劲。走遍那么多会馆，这是少见的石质馆额实物。整个小学校当年就是安溪会馆，不过老房子多拆改过。
 

在原宣武区校场二条路东新门牌16号（老门牌29号）的一所会馆，骑墙的门楼上方有砖雕的馆额“漳浦会馆”，这是为数不多，还镶在门楼上的会馆匾额。馆额上的落款日期“中华民国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修”字样大致可见，不过也有用灰抹平的痕迹，也许这在特殊年代是一种保护措施。
 

多年前，在寻访会馆时，听一会馆研究者说长巷二条43号（老32号）福建汀州南馆门楼上，仍留有一块石刻的馆额。等笔者听此信儿再往前查看时，已经不复存在。
 

还有些会馆除在门额上标出会馆的名字以外，还标出所供奉的神像或牌位。如位于原崇文区西半壁街17号（老门牌49号）的靛行（染业）会馆，现在仍存留的第二道木门楼上，用木板刻着“五圣祠”三个字，说明这里曾供奉着五个圣人或者神的牌位。据说原来外边门楼上也有石刻的馆额，当年，行内人士一说五圣祠，就知道是靛行会馆。在原崇文区北芦草园85号（老4号）是颜料会馆，供的也是五圣。颜料业和染业相通，故供奉相同。
 

也有的会馆门额上的刻字不一定与会馆名字有关。原崇文区打磨厂105号（老120号）是临汾乡祠，在它的二道木门上，刻着“紫气东来”四个大字，一方面祈求财运，同时也烘托了气氛。此处会馆始建于清朝初叶，木刻字迹是民国时期的，与通往后院过道上镶着的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重修临汾东馆记事碑相参照，说明历史的久远。
 

4

会馆上马石用做磨刀石
 

在寻找位于原宣武区米市胡同的六英霍会馆时，有这么一件趣事。笔者按照资料上提示的新门牌80号、老门牌72号转悠了半天，也不敢确定这里是不是六英霍会馆，正好遇有一位老大姐外出归来，说自家院落当中有一块带字的方石。跟着进去一看，正是六英霍会馆重勘四界的碑记。“六英霍”是当时安徽省六安、英山、霍山三个县的简称。在后来的勘察中，笔者遇到了更多这样的情况，在原宣武区王皮胡同7号（老3号），一位姓张的老大妈指着一块平躺在地上的大石碑说，这里是仙城会馆（仙城，广州的代称之一）。那碑有一人多高，一肩宽，用水一冲洗，篆书“仙城会馆碑记”六个大字赫然出现在眼前，而碑上的小字已经踩磨得几乎无法辨认。有一本关于北京工商会馆碑刻的书记载，李华先生曾于上世纪60年代初拓过此碑，此碑刻于康熙五十四年（1775年），已有数百年历史。
 

要说会馆碑刻比较完好的，一处是前面提到的临汾乡祠处的几块碑，另一处当属原宣武区大耳胡同6号（老26号）的江西婺源会馆了，原来有八块碑，两块立在门道上的碑，修房时被搬走，不知去向，另六块镶在朝南的屋墙上，会馆条规、初建、捐款、文明会原启、文明会地产、会馆地产等都有说明，对考证此馆提供了详实的史料。
 

不过，还有很多碑的境遇却总让人心里不是滋味。原崇文区小江胡同（原小蒋家胡同）新门牌30号（老门牌12号）里有一处晋翼会馆，三通大石碑，一溜排开，被做成了院中的甬道，碑上的字迹全无，院里公用水管处一些小些的碑，也当做放置洗涮家什或站脚的石台，石碑光滑如镜，只能期许碑文是朝下的，这样或许还不曾磨损。晋翼会馆是山西翼城布行商人于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建立的，石刻的碑文是“以求永远”，亲见此境况的心情，比那石碑还要沉重。
 

原崇文区大江胡同29号（老73号）庐陵会馆的碑撂倒后一直存放于通往后院的门道，上面压着许多杂物，虽被冷落，却避免了进一步人为的损坏。在庐陵会馆外右边的墙上还有一砖雕，“鸿禧”二字竖着排列。在原宣武区上斜街路南34号（老57号）河南武宁会馆，有一家住户，把原本镶在墙上的重修岳王精忠祠碑，顺放在小房根儿，上边铺一块凉席，再上面放着蜂窝煤。院子里一位妇人说，这样做是省得不注意让人搬走。更幸运的是，她虽然不懂拓碑技术，但她铺薄纸在碑面上，用铅笔拓了一张拓片，拓片上很少有残缺的字。
 

与会馆有关的石雕也不少见，会馆的门口如同四合院门口，一般都有石头的门墩儿。位于原宣武区后孙公园25号（老12号）安徽会馆的一对狮子门墩儿，虽然残破了，仍能看出轮廓，大狮子背上还有小狮子，小狮子损毁不严重，样子活灵活现。据说用这种狮子门墩儿是有规制的，王府门前才能摆石狮子，一般寻常人家是不可以的。安徽会馆是由清朝重臣李鸿章倡议修建的，所以他用了也就用了，慈禧太后不说话，谁也不敢说什么。
 

上马石也是石雕的一种，宣外大街路西111号（老54号）的浙江会馆院内，储库营胡同17号（老5号）四川会馆门口以及前门西大街路北15号（老门牌前内顺城街14号）安徽桐城会馆门口，都能见到上马石。敢备上马石在门口，说明当年经常贵客临门。不过，浙江会馆内现存的上马石，经常被用做砸东西的砧子，或用做磨刀石了。浙江会馆内还有两棵老枣树，一株树皮斑驳苍老，一株略逊，其中一棵树牌B20521，院内人称子母树，有树牌的母树，树龄几百年不在话下。
 

5

会馆戏楼被修复
 

当年有些会馆外还有影壁。宣武门外上斜街56号（老54号）广东东莞会馆保存有八字影壁，据说此处与年羹尧有关，大门特意朝北，表示臣心永远向着皇上。此馆内迎面一座客厅独具特色，每边十六步阔的一座似亭子式有廊子的建筑，独东侧紧接出三间的房子，也许过去只是一段从客厅通向后院的走廊。客厅东西起脊，南北悬山，四角略挑檐。作为会馆的客厅，此种格局很是少见。
 

在原宣武区米市胡同43号（老18号）南海会馆大门外面，有一堵残墙，过去想必是很像样的影壁，不过，据说影壁塌过，残存的影壁是后砌的，在基座底部的一块砖上，还有烧制的“特制”二字。是否为这座会馆特别烧制？不得而知。
 

在不少会馆里，少不了戏楼。说起会馆的戏楼，人们多会想起位于虎坊桥的湖广会馆戏楼和位于前门外西河沿的正乙祠戏楼，这两座戏楼都很有名，经过修复，现在还经常用来演戏。如今，安徽会馆和原崇文区小江胡同的阳平会馆戏楼也都修复了。
 

在储库营胡同门牌15号（老4号）的山西太原会馆里边，也有戏楼的痕迹，那是坐南朝北倒座儿的二层楼，北面的前面原来是接出演戏用的台子。据在该馆西院居住的一老大妈讲，她住的屋，原来是一座坐西朝东的二层楼。据史料记载，此院西侧曾有康熙年间大文人阎若璩的祠，想必这二层楼就是那座祠堂。不过因为危旧，早拆改为平房了。
 

在原宣武区南半截胡同24号（老28号）广东粤东会馆，有一排西房，在它的前面明显突出一段挑檐来，据说那是戏台，不知院内曾否有罩棚。在原崇文区草厂三条路西19号（老30号）的太平会馆内，也有坐西朝东的二层小戏楼，远比不上所见其他会馆戏楼的规模，现在二层仍然敞着，一层仍能住人。
 

北京的这些会馆，其院落一般为平房四合院式，尤其那些本用做私人住宅、后捐为会馆的。如西城区西四北五条15号（原石老娘胡同8号）的吉林会馆，三进院子，还有东西跨院。据说西跨院本是花园，里头假山石后移入中山公园。东跨院还有回廊可见，是比较典型的四合院。不过，会馆如果不是严格按照四合院格局建的，则多半是因地制宜，按照实用原则建的。海柏胡同16号（老26号）的广东顺德会馆，一进门院中央一座单开间客厅，看不出与之相对应的厢房。原宣武区延寿街北头路东有一条死胡同，胡同里有一处广东潮州七邑会馆（现门牌12号，老100号），会馆坐西朝东，整个院落格局为梯子型。
 

值得一提的是，在校尉营胡同44号（老24号）的宜兴会馆，中间一个大门楼，两侧各有一个小门楼，称掖门。此种门楼在北京民居是很少见的，一般为庙宇常用的“山”字形门式，如上斜街仍留着的头庙、二庙的门式都是如此。笔者当年寻访时，前院内东屋有一姓姚的住户，他的爷爷曾是这里的长班。姚大哥说，这里也曾是周家楣故宅。在《清史稿》有“周家楣”一条。周家楣，江苏宜兴人，曾于光绪二年、六年两次在顺天府任上，其业绩记述颇祥。周家楣去世后，人们为了感念其恩德，顺天府所辖二十四个县捐钱为其修建了这座宅院，后成为宜兴会馆。据记载，周家楣去世后，当时的一些商人在通州为他建了周公祠，现周公祠已不存，但周公祠的碑拓还藏于国家图书馆，上书：生为名臣，没为名神。
 

寻访了这么多会馆，笔者觉得名副其实留下来的会馆只有一处，那就是位于原崇文区大江胡同114号的台湾会馆，此馆由卢嘉锡题写馆名，产权归属于台盟，现也叫宝岛宾馆，房舍用于出租，与当年的会馆性质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