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年代大高玄殿的东西牌楼和习礼亭
 

 

大高玄殿的乾元阁，素有“小天坛”之称。
 

■ 杨  征
 

孙昆炜
 

近日，《大高玄殿文物保护规划》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复，并在北京市文物局网站公布。在《规划》中，明确指出2020年前大高玄殿将开门迎客。位于故宫外西北角、景山前街的大高玄殿，不久后将揭开其神秘面纱。大高玄殿始建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因为当时的嘉靖皇帝笃信道教，他便在皇宫附近修建了这样一座皇家道观，每逢节庆殿内都举行盛大的祭奠仪式。清代，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都对大高玄殿进行了改造，为大高玄殿开创性地建起了三座牌楼。随着清朝的衰落，大高玄殿也历经沧桑，大殿被八国联军洗劫，而三座牌楼也先后被拆。不过幸运的是，其中一座牌楼在大高玄殿附近复建，而另外两座牌楼合并为一座复建在他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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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后嘉靖皇帝率百官行礼
 

大高玄殿是明清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座皇家道观，而兴建这座道观的皇帝便是明代历史上有名的明世宗嘉靖皇帝。
 

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病逝，由于没有子嗣，同时还没有亲兄弟，因此皇位继承权只能顺延至正德皇帝的堂兄弟，于是湖北安陆的兴王朱佑杬（明孝宗之弟，明武宗之叔父）之子朱厚熜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皇位继承者。
 

朱厚熜在出生之前，老兴王朱佑杬和王妃蒋氏有过一子一女，其中长子岳怀王朱厚熙生于弘治十三年（1500年），但出生后五天便夭折了。长女常宁公主生于弘治十四年（1501年），但不到三岁也夭亡了。因此老兴王夫妇对这位于正德二年降临人间的公子疼爱有加，生怕他再出一点差池。
 

明代的藩王大多都崇奉道教，朱佑杬也不例外。在他生前就和一位道号为“纯一”的道长来往甚密，这对朱厚熜的“兴趣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朱厚熜即位后，有很长一段的时间都没有皇子出生，而这对他的政治地位而言，是最大的威胁。因此，朱厚熜将希望的曙光投向从小便深受其熏陶的道教。希冀这些神灵能够保佑他自己健康长寿，同时也盼望自己能早得贵子。于是，朱厚熜开始在紫禁城中举行道教的斋醮仪式。
 

似乎是嘉靖皇帝的虔诚感动了上天，举行斋醮仪式之后不久，皇长子诞生。欣喜之极的皇帝将这一切都归功于道教的灵验，从此对于这门宗教更是信服。这也成为他兴建大高玄殿的一个理由。
 

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四月，大高玄殿正式落成，建成后的大高玄殿主殿供奉的正是道教的“三清”：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即太上老君），而最后一进“无上阁”，则供奉玉皇大帝。建成后的大高玄殿，成为嘉靖皇帝修玄的重要场所，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便是：“朕恭建大高玄殿，本朕祗天礼神为民求福一念之诚也”。正是由于皇帝如此重视，大高玄殿落成后，皇帝命令百官进行斋戒，并禁止屠宰，停止一切刑罚，同时还派遣官员至大高玄殿行礼。
 

另外从大高玄殿本身的选址来看，也足以证明皇帝对这座宫观的重视。大高玄殿的中轴线所对的位置，正好是金水河流入到紫禁城的入水口，此口如果按照八卦的布局，属于乾卦的位置，因此民间也称之为紫禁城的“天门”。将大高玄殿设置在这个位置，一是扼守住皇宫的天门，其次它所在的乾卦的方位，也代表了皇天上帝至高无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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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高玄殿前的“海誓山盟”
 

大高玄殿的最后一层是一座两层的楼阁，上圆而下方。其中上一层名为“乾元阁”，下层则名“坤贞宇”。这种构造代表了古人“天圆地方”的朴素宇宙理论，同时也借用“元亨利贞”来表示万物运转的生生不息。这座楼阁在明代被称为“无上阁”，里面供奉的是天庭的最高统治者玉皇大帝。楼阁两侧则各有一座小殿宇，其中西侧殿宇名为“象一宫”，东侧殿宇则名“始阳斋”。
 

象一宫中供奉有“象一帝君”塑像一尊，按照明代太监刘若愚所著《酌中志》记载，这座塑像“范金为之，高尺许，乃世庙（明世宗嘉靖皇帝）玄修之御容也。”明代统治者将自己的形象和神像结合，这不是第一次。明成祖朱棣便一直认为自己是玄武神下凡，因此在紫禁城钦安殿中所供奉的玄武神据说就是明成祖朱棣的尊容。明世宗将自己的塑像供奉在位于供奉玉皇大帝的无上阁旁，实质上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一份“虔诚”。即把自己的地位降低到了辅佐玉皇大帝的臣子的等级上，这样的做法在古代帝王中，也算是极个别的例子了。而与象一阁相对的始阳斋，则和嘉靖皇帝的另一个“自封号”元阳帝君极为类似。嘉靖时大学士夏言在大高玄殿竣工时曾前往参拜，并且留下了一首《始阳斋赞》，这里面讲到始阳斋是嘉靖皇帝“熙神养心”之所，因此这里极有可能是皇帝静心修玄的场所。
 

嘉靖皇帝驾崩之后，他在西苑所营建的大部分道教建筑都不再使用，有些建筑在清代则开始了陆续拆改，如其中一座名为“清馥殿”的殿宇，被直接拆到了清东陵，成为了顺治皇帝孝陵的隆恩殿。这其中唯有大高玄殿则一直发挥着自己原本的作用，因此有明一代，这里一直是香火不断。在明神宗万历年间，大高玄殿还见证了一场皇帝和贵妃之间的“海誓山盟”。
 

故事的主角是万历皇帝的宠妃郑氏，她一心想让皇帝册立自己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但是按照当时的宗法观念，皇位的第一继承者应该是王恭妃所生的皇长子朱常洛。不过由于郑氏当时专宠于万历皇帝，因此基本上皇帝对她可以说是言听计从。然而迫于百官的压力，他并没有颁布正式的诏书，而是想到了一个权宜之计，那便是拉着郑贵妃一起来到了大高玄殿，两个人面对着神像对天起誓，准备立皇三子朱常洵为太子，并且皇帝还亲自给郑氏写了一道“手谕”，以作为日后的证据。这道手谕被小心地封存在一个小匣子里，交由郑氏保存。
 

但毕竟在明代，礼制是压倒一切的准则，皇帝再怎么宠爱自己的妃子，也很难压倒大臣们的舆论。最终，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皇帝正式下旨册封长子朱常洛为太子。而原本在郑氏手里捏着的那道手谕则必须索取回来，要不然这事儿一旦捅出去，皇帝的面子可就丢尽了。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内官们捧着从贵妃那里要回来的匣子，万历皇帝亲自打开匣子检视时，却发现他所写的那道手谕已经腐蚀殆尽，仅剩下一个空匣子，皇帝见此场景“悚然异之”，着实吓了一大跳。从此万历皇帝再也没有光临过大高玄殿。
 

 

民国时期的大高玄殿习礼亭和牌楼 
 

 

民国时期，大高玄殿习礼亭印在钞票上。
 

 

复建于中央党校的大高玄殿牌楼
 

 

曾经流落月坛公园的南牌楼匾额
 

乾隆帝对大高玄殿的改造
 

清代的大高玄殿经历了几次变迁。康熙年间，为了避开皇帝玄烨的名讳，将这里更名为“大高元殿”，简称“大高殿”。当时一起和大高玄殿改名的，还有故宫的北门。这座城门原名为玄武门，以象征天空中北方的玄武七宿，由于避讳而改为今天的名称，即神武门。
 

康熙皇帝的继承人雍正皇帝是继嘉靖皇帝后的又一位虔诚的道教“信徒”，他在位期间对于道士恩宠有加，因此对于距离紫禁城最近的这座皇家道观，他自然也是格外重视。不过他的继承者乾隆皇帝则对于道教心存警惕，对于这座供奉道家神像的大高玄殿，乾隆皇帝开始了大手笔的改造。
 

首先是淡化其作为道教建筑的功用，根据一些历史记载，雍正皇帝极有可能是过度服用道士所炼的丹药而中毒身亡，所以乾隆皇帝当时对于道教多少是存有戒心的。他在位期间对于道教的一些活动也有所限制。因此这一时期大高玄殿开始大幅度增加了如祭天祈雨或祭祀祖先的活动。于是在这样的一座传统的皇家道观，增加了“祭坛”和“祭祖”两项附加功能。
 

其次便是对部分建筑予以改建，并对一些建筑原有的道教色彩浓郁的名字进行更改。如大高玄殿的最后一座建筑，嘉靖初建的时候命名二层为“无上阁”，其下层则名为“龙章凤篆”，乾隆时则将此建筑上层更名为“乾元阁”代表天，下层则为“坤贞宇”象征地，并将该建筑的琉璃瓦改为上层蓝色，下层黄色以象征天地，再加上该建筑上圆下方的整体造型，使人很容易便将其和“天圆地方”这层寓意联系在了一起。
 

在改建无上阁的同时，乾隆帝还将东西两侧的始阳斋和象一宫，以及无上阁南侧的几座配殿统统拆除，这样整个后院形成了比较开阔的空间，从而突出了新建成的乾元阁的尊贵地位，而且增加了祭祀时的神圣感和仪式感。无独有偶，在乾元阁改建工程进行的同时，天坛的祈年殿也迎来了一次改建，其步骤也是首先更改屋顶琉璃瓦颜色，即将屋顶原有的青黄绿三色琉璃瓦统一为青色琉璃瓦，其次是将祈年殿左右配殿外层的两座“后七间”殿宇拆除，其作用同样也是为了突出祈年殿的主体地位。
 

除此之外，在大高玄殿前第一道三座门之外，嘉靖年间曾修建有东西两侧楠木牌楼各一座，牌楼之南有两座“九梁十八柱”样式的“习礼亭”，是举行道教活动时演奏仙乐的场所。这两座建筑在嘉靖年间名字分别是炅明阁和灵轩，其结构和故宫角楼极为相似。乾隆年间将两座习礼亭一度更名为“音乐亭”以减少其道教色彩。乾隆皇帝还在已有的东西两座牌楼的基础上，在三座门对面的南侧新修筑了一座牌楼，并将其上的两块匾额分别命名为“乾元资始”和“大德曰生”。这两个名词都是出自于《周易》，是乾卦和坤卦的系词。这样的命名方式和乾元阁、坤贞宇如出一辙，都是从道家和儒家的交汇点《易经》入手，通过强化其儒学方面的内涵来削弱道教的色彩。不过这样一来，倒使得大高玄殿成为当时京城第一座拥有三座牌坊的宫观。之后，皇家所兴建的雍和宫、景山寿皇殿、圆明园鸿慈永祜殿、清漪园香岩宗印之阁等庙宇宫观前，都采用了三座牌楼并立的方式，甚至连雍正皇帝的泰陵，在入口处的大红门外，都竖立起了三座石牌坊，这种建筑样式也算是大高玄殿所开的一个先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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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多次修缮大高殿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大高殿开展了一次规模较大的维修工程，所涉及的范围包括大高玄殿核心院落以及头道三座门前的习礼亭院落等。
 

工程进展到尾声时，嘉庆皇帝在未经通知的情况下竟然搞了一次“突袭检查”。这天他骑着马从大高玄殿旁路过，刚好望见乾元阁的鎏金宝顶“多有裂损形迹”。嘉庆皇帝专门下了一道谕旨，在这道谕旨中嘉庆皇帝强调在修理各项工程前，要先行委派专员到实地进行勘察，做出预算后由施工方入驻施工，工程结束后则有验收方逐样查看。
 

原本这样的做法是希望各个环节之间能够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但这些官员们大多都是“官官相护”，在收工的时候总是互相庇护和隐瞒，因此直接造成了工程质量低下的情况，这次大高玄殿乾元阁宝顶维修一事，便充分暴露了官员的腐败，这也令皇帝本人非常恼怒。不过承担工程的相关人员都是皇帝宠信的亲信大臣，自然皇帝本人拿他们也没什么办法，最后只能是命令他们自己出钱，把该补上的工程继续修完了事。从这件小的事情上，已经能够看出嘉庆年间，官员贪腐的现象已经十分严重。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对北京城大肆烧杀抢夺，大高玄殿也未幸免。据清宫档案记载，光绪二十六年七月洋兵入城，二十二日法国兵进驻大高殿，此后一直在大高殿扎营长大十个月之久，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五月十三日撤出。
 

此时，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已离开京城逃往西安，内务大臣将大高殿档案房的情况上奏给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本年五月十七日，据法国将大高殿殿宇房间交还，由奴才衙门派人看守。奴才等当即前往接收，查看得各门座及前后殿宇亭座，均已伤损不齐，后殿尤重。各殿内神像、供祭器、装修陈设，遗失无存”。
 

《辛丑条约》签订后，各国开始从京城撤兵，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准备回銮北京，但是京城已被破坏得满目疮痍，急命工部迅速修复道路。内务府大臣提出修理大高殿的请示，得到慈禧太后和光绪批准。这次维修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初才全部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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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牌楼“合二为一”
 

清代灭亡之后，大高玄殿划归逊清小朝廷管理，这一时期清逊帝溥仪仍然会定期派官员到这里进行参拜。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溥仪被驱逐出紫禁城，大高玄殿则和紫禁城一起移交给了清室善后委员会，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成立，大高玄殿旋即归属该院管理，作为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库房使用，这期间在这里收藏的，有清代军机处的档案、观海堂藏书等。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批准了《完整故宫保护计划》提案，将此前一分为二的紫禁城重新合并（此前由于逊清朝廷占据故宫的影响，紫禁城乾清门广场以南为古物陈列所，以北原溥仪居住的内廷则为故宫博物院）。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除了以上故宫“重整”计划外，还划定了对于北平故宫的保护范围。其大体上为南起中华门（原大清门），北到景山，其余诸如景山西侧的大高殿、故宫东南侧的太庙（今劳动人民文化宫）、东华门东南的皇史宬（明清两代皇家档案库）和堂子（清代萨满教祭祀场所，已于北京饭店兴建贵宾楼饭店时拆除），都被划入紫禁城的保护范围内。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因举办兵器展览，大高玄殿被部队借用。2010年6月11日，长期借用大高玄殿的相关单位和故宫博物院签订了《大高玄殿移交协议书》，这标志着大高玄殿终于回归到了故宫手中。
 

大高玄殿的三座牌楼也历经沧桑。1917年，南牌楼向南倾斜，危及筒子河北岸交通，在民国政府的要求下，溥仪小朝廷在1920年3月将其拆除。民国初年出版的《燕都丛考》记载：“大高玄殿，明世宗斋蘸之所也。有牌楼，甚壮丽。民国六年，以南向一坊倾斜特甚，拆去之。今惟余东西两面。其题额，相传严嵩所书。”
 

1937年，南侧牌楼复建。1955年1月，为了拓宽景山前街的道路，大高玄殿前东西相对的两座楠木牌楼被拆除。1956年，为了方便即将开通的1路无轨电车通行，两座“九梁八柱”的习礼亭和南侧牌楼被拆除。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东西两座牌楼拆下来的木料划归中央党校，由于部分木材糟朽严重，两座牌楼最终“合体”为一座，并使用了西侧牌楼的“弘佑天民”和“太极仙林”两块匾额，而东侧的“孔绥皇祚”和“先天明境”匾额则最终下落不明。南侧牌楼中的“乾元资始”匾额流落到月坛公园，一度作为公园内的座椅使用。直到本世纪初期，复建南侧牌楼时，匾额才复归原位。
 

当年在拆除两座习礼亭时，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单士元先生在其正檩上发现了元代宫殿的名称，并且还看到了元代人维修此亭时留下的年号的题刻。这一发现说明两座习礼亭极有可能是元代建筑遗构，这个推测如果成立的话，也说明兴建于明初的故宫角楼在建设之时，参考了两座习礼亭的结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