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喜仁龙
 

前门瓮城月墙被全部拆除，原本封闭的场地变成了开放的空间，箭楼孑然耸立在这块长方形广场的南端。城门两侧的城墙上各新开了两座门洞，并新修了宽阔的道路，便利了通向城门东西两侧火车站的交通。两条街道绕瓮城围墙外侧而过，在箭楼前宽阔的护城河桥上交汇。瓮城内外以及城墙附近所有的小房子和小商店都被拆除了，仅有瓮城东北角和西北角的两座分别供奉着观音和关帝的小寺庙还得以保留。它们的外墙没有改动，往南不远处，立有一对大石狮。瓮城的余下场地十分空旷；只有两条宽阔的道路在此交汇，一条南北向，另一条东西向，路的两旁有石柱铁链的围栏，类似的围栏也被用在部分围绕瓮城的边界上。
 

此外，城门与中华门之间的北广场也用石板铺就并重新布局。过去坐落在北端的值房挪到了城墙脚下，并用链条栏杆围了起来，又在值房的北边布置了装饰喷泉。广场的更北边直至中华门的范围内，种上了成排的树木，并用铁链围起来，颇具欧洲风格。
 

这项改造计划的根本出发点是改善内外城之间的交通条件，通过开辟两条南北向的宽阔街道，并在城门两侧分别打通两座门洞，无疑带来了可观的效果。为此，牺牲了整座瓮城墙垣，旧瓮城场地荡然无存。这项工程是在中国政府的直接指导和监督下完成的，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城门的美学价值和历史价值，而且并没有受到当时海外思潮的影响。
 

如今，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这座城门无疑都是令人失望的。尽管城楼还保留着它过去的模样，但通往城台的马道被两侧的门洞所打破（看上去似乎削弱了它们的坚固性），而北面欧洲风格的广场也与这座城楼不相协调。当然，从南边看，情况更为糟糕，那里从前是瓮城的所在，现在则多少显得有些荒凉。箭楼的情况也是如此，它被重新装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成为一座西洋式建筑，丧失了其原有特性。它孤零零地站在那儿，两侧的瓮城月墙已荡然无存。城台上有两条“之”字形马道，隔有数层装饰着大理石栏杆的悬挑式平台。除此之外，在箭窗上方增添了弧形华盖，笨拙地模仿宫殿窗牗的式样。在整个前门改造工程中，箭楼的改建可以说是最糟糕，并很难找到这样做的实际意义或缘由。
 

箭楼的形制与其他城门的箭楼相同，但体量相当大。城台朝南的主立面宽近50米；最大厚度为24米，通高38米。因此，箭楼的结构部分得到了增强；倾斜的墙面在城台上的厚度为2.5米，三排大立柱支撑着屋顶。外部如常规一样，为重檐；上层为歇山式，其弯曲的屋檐向建筑的四角伸展开去，而下层屋檐建在第三层箭窗之上。两重屋檐都覆盖着明亮的绿色琉璃瓦。
 

整座建筑落成不超过二十年。它是在义和团运动中被大火烧毁之后重建的；当时因瓮城内有销售外国商品的店铺，遭到狂热分子纵火焚烧，大火随即引燃了箭楼。它的墙体和屋顶很明显都是当时重建的，但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建筑的装饰却是最近几年才增添上去的。
 

同箭楼一样，城楼也经历了类似的命运，尽管它的重建是在义和团运动后不久。在这里，我们引用布雷登夫人的书中对北京城的描述：“在经历了几个月后的包围之后，城楼也不慎起火，据说是由于印度军队的疏忽所致。中国人害怕厄运波及全城，匆忙开始重建，这实际上自乾隆以来北京城中修复的唯一一处古建筑。城楼的重建历时近五年，场面颇为壮观。它的竹制脚手架足有八层之多，这令西方的建筑师们惊叹不已。搭建脚手架不用钉子、锯子，也不用锤子，竹竿交叠地绑在一起，从而使脚手架达到任何高度，既不损伤或浪费木材，又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搭建与拆除所需的劳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