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车军
 

陶然亭一景  陈维平 摄

春至陶然亭 陈维平 摄

陶然亭聚会（老照片）

“拂面微风柳万丝，春光犹似去年时。幅中折角无人识，醉依江亭唱竹枝。”地处南城的陶然亭虽不是声名赫赫，但它在北京的园林中，却是一个与众多先贤结有深深缘分的地方。
 

早春二月的一天，我带着满满的虔诚之意和厚厚的颂赞诗篇又来到陶然亭公园。其实，对于这个公园的地形地貌，我从戴红领巾时就很熟悉了，如今都已半个多世纪过去。我从老辈人那里知道，陶然亭建于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是工部郎中江藻奉命监理黑窑厂时，在慈悲庵西墙外构筑的一个亭子，他取白居易诗“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句中的“陶然”二字为亭命名。亭子建成后，江藻常邀同僚好友、文人墨客在这里饮宴、赋诗， 从而成为文人雅集的地方，被誉为“周侯藉卉之所，右军修禊之地”。1952年，陶然亭连同周围水域被辟为公园，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兴建最早的一座园林。但是，晚清帝师、辛亥志士及共和国创始人等等领袖、先贤与陶然亭的缘分之深，我却是最近才了解到一些。
 

我从公园西门进园，穿过海棠步道，沿湖岸南行几步，与庄重清丽、被我喻为“大青衣”的吹台亭擦肩而过，便到了云庵桥。拾阶而上，中心岛上的陶然亭已尽收眼底，它与慈悲庵同进一个山门，建在约两层楼高的台基上。慈悲庵则是建于元代的古刹，距今已七百多年，其西侧的三间敞轩就是陶然亭了。
 

陶然亭的外貌不像传统意义上的“亭”，而更像古时街市繁华、人烟阜盛之道上，地上蹲着大石狮子，左右列坐数个华冠丽服之人的钟鸣鼎食人家的大门。亭子面阔三间，进深一间半，面积约有90平方米的样子。亭内南、北两面墙上，镌刻着百多年来许多著名人士的诗篇、文字。被大家经常谈起的是谭嗣同的《“城南思旧铭”并叙》，可惜全文无标点，我是着实读不懂。另外需提及一下的是，清末推动发展民族工业，兴办新式教育、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也常游陶然亭，并多有题咏，园内抱冰堂即为他的别墅。
 

东向门柱上和亭内镌有几副对联，其中“烟藏古寺无人到，榻倚深堂有月来”一联原为清代书法家、金石学家翁方纲所撰，光绪年间慈悲庵的主持僧敬明又请了翁同龢重写。翁同龢，大清两朝帝师，他用改良家的思想燃起了光绪帝变法维新的火焰，并向光绪力荐发动“公车上书”的康有为。他以平生最大的热情，亲自拟写了变法诏书，被康有为称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翁同龢去世后，他的许多门生故旧对他非常怀念，在1920年6月13日翁同龢诞辰90周年时，由他的门人孙雄（师郑）领头发起，有吴昌硕等二十多人参加，在陶然亭举行了纪念会。会上，宣布成立‘瓶社’，并编辑出版了《瓶社诗文集》。”（《大清两朝帝师》史林编著，中国言实出版社1998年版，第483页）
 

穿亭而过，凭栏眺望，顿觉襟宽胸阔、满目瑰丽璀璨，柳丝飘拂随风曼舞，南湖冰雪嘉年华的厚厚积雪还没有消融，北湖却已是万顷碧波荡漾，百千游艇待发。以前，京城还没有这么多高楼时，站在这里望西山，想必一定绰约在目吧。作为文人雅集的场所，这里真是个好地方！作家朱小平曾在北京日报古都版上写有《南社诗人在北京的足迹》一文，他说：“南社社员来北京一游，在从事革命活动闲暇之余，城南陶然亭是他们必去之地。清代北京园林大多为皇家禁地，唯陶然亭不属皇家苑囿，故文人士子登高吟咏必去此地。南社社员到此，则多抒怀寄慨，寄托反清之志。” “仲春三月三，诗人聚江南”，1633年，“三月三虎丘诗会”首次在苏州举办，后来明末的复社、清末的南社诗人雅集，都首选虎丘。而南社诗人在北京活动，则选陶然亭。
 

南社是清末即辛亥革命前的1909年成立的一个革命文学社团，发起者为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辛亥革命后逐渐发展壮大。南社社员以南方诸省人士为多，北京社友仅有9人，大多是新闻记者。这让我想起南社的社员之一 ——“挥毫似剑伐魑魄，开一代报业新风；喋血如丹荐轩辕，树千秋志士典范”的我国近代新闻史上的著名报人、《京报》社长、共产党员邵飘萍。
 

邵飘萍出生于1886年10月，早年，他作为反对袁世凯的斗争志士，活跃在南方新闻舞台上。1920年，他在北京创办了《京报》，取址离陶然亭不远的骡马市大街魏染胡同。从此，在《京报》这个天地里，他利用手中的一支笔，奋勇拼杀，反对反动的军阀、官僚、政客，为民主革命摇旗呐喊，冲锋陷阵。他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誓言：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而《京报》也在上世纪20年代中国报业中名噪一时。邵飘萍与反清的革命党人秋瑾等是好朋友，与毛泽东、鲁迅过从甚密，且是由李大钊、罗章龙介绍入党的共产党人，却不幸于1926年在北京惨遭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杀害。
 

陶然亭的南北配殿多年来一直有《红色梦》革命史迹展。展览通过五个展室、两处革命历史场景、两处殿阁的历史背景还原以及近百幅珍贵图片，呈现了1920年至1921年间，以毛泽东、周恩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家，在此思考与探索中国发展前途、开展秘密革命活动的历史。当时，小小的慈悲庵因僻处城南，幽静雅致，是爱国志士和革命家非常理想的秘密集会之所。
 

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邓中夏与当时在京的“辅社”成员在陶然亭商讨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之后在山门外的古槐下合影留念。同年8月16日，在慈悲庵北厅举行了天津觉悟社、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北京工读互助团、人道社五团体会议，讨论“五四”以后革命斗争的方向以及各团体联合斗争的问题。李大钊提议各团体有标明主义之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团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联合之行动。”李大钊这一主张，促进了社团在思想信仰方面的团结和统一，特别是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李大钊身故后，友人吴弱男曾提议将他葬在陶然亭，因陶然亭是他最喜爱的游憩之地，但最终此提议没能实现。
 

朱小平在介绍南社一文中还谈到，陶然亭旁边有香冢一座，是过去文人常常凭吊的胜迹，相传此地埋有名妓遗物，故凭吊者竞相发思古之幽情。但南社中的辛亥勇士、武昌首义时曾竖旗响应的诗人周芷畦，痴情地认为里面是明末抗清义士遗骸，遂写诗寄托反清爱国之志。南社诗人凭吊的这个香冢原在慈悲庵正北的锦秋墩上，我从陶然亭出来后径直上了锦秋墩，相距也就二三十步。墩上有锦秋亭，亭南密密的松荫下是一片开阔的石砖小广场。网上说，香冢以及鹦鹉冢、赛金花墓就在锦秋墩的南坡上，北京电视台的《这里是北京》节目也曾做过报道。但是，现在这些碑冢都已不知迁到什么地方去了，原址目前是《我把党来比母亲》图片宣传长廊。说到赛金花墓，还有一段故事。《北京晚报》去年9月23日第38版上曾有记载说，“赛金花葬于陶然亭，齐白石为她书写墓碑，并赠一画以为奠资。齐白石本打算死后也葬在那里，与赛相伴，后未能如愿。”
 

走下锦秋墩，已是午后，但我感觉要看的、要思索的东西实在还多，公园内著名的“华夏名亭园”、高君宇与石评梅墓也还未能顾及。“潇洒闲亭子，登临便不同。”今天累了，就先告辞，得空我再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