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海运:北京的生命线

 

 

元代海漕进京航线图 

 

在浙江慈溪发现的元代海漕沉船

 

元代海漕船舶模型

北京,一座内陆城市,怎么让海运掌控了生命线?这个有点八卦的命题,不免让人心生蹊跷。

蒙古人忽必烈继位后,于至元九年迁都北京,定名大都。不过他也为自己出了一道极为棘手的难题:初为统辖大江南北的国家首都,人口由十几万暴涨至80万,最迫切也最难解决的就是“吃饭”问题。而大元朝廷每年的粮赋收入1211万石,有1000万石来自江南。

如何把巨量的粮赋运到北京?这让忽必烈颇为抓狂。他的视野终点绝不只是北京城,他梦寐以求的是让蒙古马靴把整个世界的版图都踩在脚下。但他必须有一个稳固的起点,一个没有后顾之忧的立足之处。

忽必烈一方面紧急修建以大都为中心,遍布全国的驿道交通网络;一方面命水利专家郭守敬疏通京杭大运河,并在京城内开凿通惠河,让南来的货物直接运抵皇宫墙外的积水潭。然而如此大动干戈,每年调运进京的粮食也不过二三百万石,难以填饱狮虎之腹。

百般无奈时,有人提议走海运——这是仅剩的一根救命之草。

海盗救了大元帝国一命

中国的南粮北运,历代皇帝都不敢打海运的主意。那片神秘莫测的海域,每个漩涡、每片波浪,都是噬人的陷阱。礁石林立,气候暴戾,加之缺乏足够适航的海船和水手,而更让人们谈虎色变的是海盗猖獗。

忽必烈决定铤而走险,命令罗壁、朱清、张瑄三人不惜一切代价开辟出一条海上航线,后两者恰恰都是江湖上没人敢惹的海盗!以夷制夷,这是忽必烈重构中国秩序的另一个支点。朱清是崇明姚沙(今上海市崇明区)人, 原系杨氏家奴,因不堪虐待,杀其主而避迹海上,与张瑄(今上海嘉定区人)结伙贩卖私盐,后来共同沦为海盗。他们称霸海疆,对海上航道烂熟于心。

三人受命后立即在上海制造平底海船60艘,这是针对黄海沿岸沙多滩浅的特点,继而又招募一批漕丁漕夫。忽必烈为鼓励船队,每人按一户5口计算发放口粮。

至元十九年,“海盗们”开启了中国海上漕运史前无古人的冒险之旅。如此庞大的船队,要跨越东海、黄海、渤海三大海域,长距离且陌生的海途,即使朱、张二人也感觉是凶多吉少。海运船队驮粮46000多石自平江(今江苏省昆山市)刘家港(今江苏太仓县浏河)入海,经(今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县黄连沙头,抵西海州(今连云港市南海洲镇),历胶州(今山东省胶县),一个多月后到达成山(今山东省荣成市),水程共计13050里。然后,再由成山沿内海西进,最终在海津镇(今天津地区)靠泊,一年后这批粮食才运抵大都。历尽坎坷的海上漕运,为南粮北运敲开了一扇崭新却又是凶险之门。

此后他们又相继摸索出两条新航线,海运效率大增。顺利的话,最快10天就可以由浙江抵达大都。据《大元海运记》、《元史·食货志》统计,海运运粮数量呈阶梯式蹿升,最多时一年可达350万石。途中粮食损耗也由最初的25%下降到1%。海上漕运从此成为关乎元大都存亡的经济命脉。

罗壁为此受到忽必烈的特别嘉奖:任命为怀远大将军、管军万户,兼管海道运粮。

朱、张二人也因开创元代海运而载入《元史》和《新元史》,成为中国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朱清并没有走上仕途,继续痴情于诡秘的海上世界。他置办大批海船,与多国进行贸易,令刘家港成为著名的“六国码头”。他因此积累了大量财富,“田园庾廪遍天下,商舶交番夷中”,以致朝廷“赐钞印,听其自印”,“富并王侯”,“富倍王室”,“富贵为江南之望”。就连他的子女、族人、家奴等也被封为百户、千户、万户,佩金银符者多达百余人。

这一切都毫无例外地引来众多嫉恨,于是“屡被人言”。忽必烈在位末年,关于朱清、张瑄在“滨海有异志”,属“怀异图者”的举报不绝于耳。他一律不予采信,认为朱、张两人“有劳国家”,应当“重其(漕运)功”,予以“保护”。忽必烈离世后,风云大变。元大德六年 (1302年),诋毁朱、张的言论再度甚嚣尘上,两人遂被江浙平章札剌亦儿脱脱(后为宰相)逮捕入京,并被查封家产、没收军器船舶,子孙流放漠北。“其海外未还商舶,至则依例籍没”。张瑄瘐毙狱中,儿子张文虎在大都西市被斩首。

一代枭雄就这样折戟沉沙,但他们创造的历史却永远光鲜。

海上漕运——一张多米诺骨牌

海上漕运对元代政治、经济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

当时是以米粮为俸禄供养官吏和军队,没有粮食就等于没有薪饷。幸好,缺粮少米的可怕后果并没有出现。忽必烈还用进京漕粮巧妙地打出一张张亲民牌,以弥合蒙、汉民族间的沟壑。他把大批粮食用于赈济贫民,据《马可波罗行记》所记,“任何人因孱弱衰老,不能谋生或不能获得食物,即予以每年消费所必须的东西”。《续文献通考》卷三二中载,“每年赈济拨米总二十万四千九百石”。至于那些“北来的贫民”,则有“十六万八千户仰食于官”。如果碰上禾稼不收的灾年,“人民艰食,海运多得济”。

海运不仅盘活了忽必烈执政困局,亦使我国一直沉寂落后的漫长海岸线突然活跃起来。沿海经济蓬勃生长,大小城镇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与东南亚、西亚以至北非的海上贸易航线变得枝繁叶茂,建立通航贸易关系的多达120个国家和地区。海上丝绸之路,也因元代海运的勃兴,变得日益清晰和强大……这些像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呈现出令人惊喜的蝴蝶效应,也为忽必烈的勃勃野心,添注了无法遏制的膨胀元素。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漕运还急速提升了我国造船能力和技术水平,为一百多年后明代郑和七下西洋,作了重要铺垫。海漕分作春、秋季两次起运,为确保全年有350万石米粮入京,平均一次总运量要达到150万石以上。如果用1000粮海船装运,共需1760多艘船只参加。如此庞大宏伟的船队,必须有足够的造船能力支撑,且船型必须不断加大,性能不断提高。据载,延祐年间(1314—1320年)已能建造八九千粮(石)的巨舶,在当时是世所罕见的。随之催生的罗盘导航技术和天文航海技术,在世界也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

沪、津因漕运而显露头角

漕运孵育出的众多港口城市,是格外引人的一个群体,它们为日后中国经济的崛起埋下伏笔。

太仓刘家港,是元代海漕的起航港。它位于今江苏省苏州昆山市区东北36公里处,属昆山辖地。密密匝匝的内河水系勾连江南产粮区,又外接出海口,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刘家港有了突然发迹的理由。江南各地的运粮漕船从四面八方驶进这里,在此倒载装入海船,开启北运大都的旅程。一时间,自古寂寂无闻的刘家港,凑齐了天时、地利、人和,摇身变成江南最大的粮米集散地,时称“天下第一仓”。元朝廷在此特别设置了“海道运粮万户府”,专司海漕运输。

有意思的是,如今的上海、天津两大世界级都市,在当时还不如发迹前的刘家港呢。那时,“天津”两个字在地图上根本找不到,而上海只不过是个少有人知的区区小镇。正是得益于元代海漕,它们才告别了庸碌无为,最终变成泱泱大城。上海在宋代以前称华亭海,至宋代改称上海,但它只是秀州华亭县的一个镇,没有人把它放在眼里。因漕运所需,至元二十九年,元朝廷改称其上海,升格为县,在此开港并设市舶司,从此上海有了出人头地的机会,才逐渐显露出不同凡响的发展潜质。

北宋时期,塘沽尚未成陆,在海河与北运河、永定河、大清河交汇处是直沽寨。到了元代直沽成为历史的幸运儿,从刘家港北上的漕粮其终点便定在直沽码头。朝廷在此设立“镇守海口屯储亲军指挥司”,令其霎时成为举国的视线焦点。成千上万的车马和海船在这里聚散,壮观而繁盛。明建文二年燕王朱棣起兵夺权成功后,将直沽改名天津,并置天津左卫,始有天津城。

忽必烈书写了中国海上漕运的传奇,极具嘲讽意味的是,他的子嗣未能守住大元帝国江山,而最终竟缢殁于海运。元朝末期,南方各省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至正二十三年,起兵最早的是以贩盐航海为业的方国珍。元兵追捕时,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与哥哥国璋、弟弟国瑛、国珉等人逃到海上,聚起了几千人,劫夺海船,切断漕粮航线,让北京得不到颗粒海上漕粮。之后,农民起义军又攻占大运河和驿道的运输线,令大都北京方寸全乱,元帝国最终于1368年灭亡。

到了明清两代,由于闭关锁国政策,海上漕运未能再现灵光。而那段传奇故事,不可复制地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的卷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