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城区上斜街寻迹:这里有年羹尧在北京的居所

作者: 黄永顺
 

 

上斜街的二庙门楼
 

 

东莞新馆旧影,相传此处为年羹尧故居。
 

 

 

沈家本像
 

近日,北京市文物工作会议指出,“全力推进核心区文物腾退保护”是本年度重点文博工作之一。西城区因有众多会馆和名人故居,腾退工作受到格外关注。在此之前,位于上斜街金井胡同1号的清末法学家沈家本故居,已实现腾退,最近启动了保护修缮的工程。
 

其实,在上斜街一带,还有不少会馆,比如四川会馆、番禺会馆等,这些会馆曾有不少历史名人居住,数百年来,形成了浓厚的文化底蕴。
 

与北京城的胡同街道不一样的是,东自宣武门外大街,西至下斜街的上斜街,是一条延绵向西倾斜走向的街道,这在北京城如棋盘式规整街道中,是非常少见的。上斜街路面较宽,西高东低,早年街道是沿着不直的南护城河走向,故为斜街。明朝时曾称西斜街,清代称为上下斜街。
 

如今,漫步上斜街,数百年的历史风云扑面而来。
 

1 鑫园澡堂经营近百年
 

上斜街是宣武门外以西的第一个街道。旧时,进了上斜街不远是一条岔路口,岔路中央是座关帝庙(当地称之“头庙”),岔路口以北是河沿(俗称“后河沿”),从宣武门外大街直通岔路口以南就是上斜街了。上斜街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名人故居、会馆,古迹众多。不过,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几经变迁的上斜街,成为一条很普通的街道。笔者少年时期生活在这里,对这里有鲜活的记忆。
 

除了居民住宅外,这条街有两所小学和一些有特色和名气的商铺和作坊。例如街北的一家澡堂子,叫鑫园,这家澡堂子是清末太监李莲英的嗣子李福庆开设的,在清末民初,鑫园澡堂可是名噪一时。这个澡堂子一直经营了近百年,直到几年前,澡堂子才改作他用,据说上世纪七十年代,相声大师侯宝林住在附近时,常去鑫园澡堂。
 

在笔者记忆中,上斜街东口还有不少的私营商铺,五行八作,什么都有。比如,北面临街的第一家是茶馆,生意红火,南来北往的人,尤其是夏天都要在此落座喝上一杯清茶。茶馆往西,有黑白铁加工的、修理钟表的、卖肥卤鸡的、弹棉花的……数不胜数。最吸引人们眼球的当属上斜街11号的“小耳朵米”(因掌柜的耳朵小而得名)牛肉抻面,每日迎来送往,顾客盈门。米老爷子的生意好,不但在上斜街有店面,傍晚还会推着车子到宣武门的教堂前摆摊卖抻面。
 

除了这些记忆,最深刻的就是这里的会馆了。北京的会馆发展始于明代,清时更甚,且多集中于城南。城南的会馆占会馆总数的七成之多,而广安门至珠市口大街以南的会馆最为密集。
 

上斜街这条不足一公里的街上,旧时也集中了不少会馆,因街的北侧是护城河沿,所以会馆基本都建在街的南侧。从东往西依次有:河南会馆(现基本无存)、吴兴会馆、太原会馆、四川会馆、番禺会馆和东莞会馆。
 

在历史上,河南会馆规模很可观,北至上斜街,南至达智桥,其建筑风格十分讲究。会馆大门上面悬挂着嵩云草堂匾额,有游廊直通大堂,馆内东面有供奉岳飞像的精忠祠。河南会馆的前身是明代所建的中州会馆,清代咸丰十一年(1861年)河南武陟人、户部侍郎毛树棠修建河南会馆。同治十三年(1874年)会馆祠堂北建报国堂,为祭祀岳飞而建。南宋爱国将领岳飞是河南人,所以河南会馆特建祭奠岳飞的祠堂。会馆内连同乡祠、听涛山馆、洛社等,共大小厅堂斋舍约150间,总称嵩云草堂。清朝末年,科举制度废除后,嵩云草堂设立河南公立旅京豫学堂,民国初为京兆私立河南中学。1928年改名为北平私立嵩山中学,中学内西北隅增设了嵩山小学,1952年并入上斜街第二小学,成为该校的南校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曾一度组建北京204中学,现为青少年科技馆。
 

值得一提的是,在河南会馆对面的达智桥胡同里,有一座非常著名的故居:明代忠烈之士杨继盛(椒山)的“松筠庵”。杨继盛,保定容城人,明嘉靖进士。当时正是严嵩专权,杨继盛对严嵩的所作所为深恶痛绝,乃弹劾严嵩十大罪恶。后来,杨继盛被严嵩诬陷下狱,受尽酷刑,入狱三年终被杀害。临刑前杨继盛从容赋诗,天下传诵。为纪念杨椒山,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就其故居设立祠堂,称为杨椒山祠。故居如今已为民宅,近年开始了腾退保护工作。
 

2 倡议废除凌迟的法学家沈家本
 

近日正在启动保护工作的沈家本故居,位于上斜街南侧,门在金井胡同1号,上斜街上没有开门。它是清末法学家沈家本的故居,原本是废弃的吴兴会馆,沈家本买下后经过修整,成为其居所。
 

沈家本(1840年至1913年),清浙江归安(今吴兴)人。清朝光绪年间进士,历任法部右侍郎、资政院副总裁等职,是清末修订法律的主持人和代表者。他对中国古代法学予以总结和评判,同时也引进近代西方法律理念,制定符合时代精神的法制,对于近代中国法制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后人则一致赞誉他为“中国近代法治的开拓者和引路人”。
 

清朝末年,清朝统治者召集一些改革之士,对原有法律制度进行不同程度的修改与变革,简称“清末修律”。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沈家本、伍廷芳受命修律后,即召集熟悉中西律例的官员任职编纂,聘归国留学生担任翻译。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沈家本向清廷上交了著名的《删除律例内重法折》。沈家本在奏折中,严厉地抨击封建刑法中最野蛮、最落后的凌迟(俗称“千刀万剐”)、枭首(砍头示众)、缘坐(自己和株连亲友受刑)等诸刑的不仁道,他“拟请将凌迟、枭首等一概删除,死罪至斩决而止”。这个建议得到光绪的赞同,凌迟等酷刑也被废除。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沈家本入京后居于上斜街,故居为坐北朝南的矩形三进院落。门两侧有两间门房,第一进院是正房,中间三间为穿堂房,西侧三间,东耳房是五间两层的小楼,为中西合璧式砖木结构,是沈家本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所建的藏书五万余卷的藏书楼,题名曰“枕碧楼”,至今保存完整。故居原有大小院共7个,现在只有4个。
 

后来沈家本故居成为民宅,很多在此居住的老住户都不知道沈家本对近代法治的历史贡献。如今,随着沈家本故居完成腾退后,开启修缮保护工作,沈家本对近代法律的贡献也将再次受到关注。
 

下转34版
 

3 年羹尧故居的传闻
 

上斜街56号院位于街的中部南侧,有资料显示,这里曾是康熙和雍正年间的重要将领年羹尧在北京居所。
 

年羹尧(1679年-1726年),清朝康熙和雍正年间重要将领。年羹尧虽以武功著称,但他却是自幼读书,颇有才识。他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中进士,不久授职翰林院检讨。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年羹尧迁内阁学士,不久升任四川巡抚,成为封疆大吏。对于康熙的格外赏识和破格提拔,到任之后,年羹尧提出了很多兴利除弊的措施。康熙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始终固守,做一好官”。康熙逝世后,年羹尧与和隆科多在拥立雍正帝即位时发挥重要作用,人称“内有隆科多,外有年羹尧”。雍正二年(1724年)年羹尧入京。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雍正四年(1726年),年羹尧的命运急转直下,不仅被雍正帝削官夺爵,还被赐自尽。
 

对于年羹尧缘何失宠被赐死,史家众说纷纭,有人说年羹尧是因为擅作威福、结党营私而获罪,也有人认为年羹尧的死是因为功高震主,甚至有野史称他掌握了雍正篡位的秘密。
 

多年前,几位建筑专业学生为参加设计比赛,准备利用这座居所做设计,他们来这个院落考察时,使用的是乾隆年间的地图,在地图上,这个院落没有标注是“年羹尧居所”,他们认为这个院落是年羹尧旧居的说法值得怀疑。其实没有标注的原因很好理解,年羹尧进京时间并不很长,又是问罪革官,夺爵赐死之人的故址不被记入相关资料图册很正常。
 

不过,此处为年羹尧故居的说法在清末民初比较流行。1917年的《东莞新馆记》碑记:“东莞新馆,世传为年大将军羹尧故宅。前临上斜街与番禺新馆接壤,后通金井胡同与四川会馆毗连。闻诸父老年大将军后,辗转归诸蜀人,自某君反蜀后,洋人赁以居。”由于东莞会馆曾在烂漫胡同建有一个,所以此处称为“东莞新馆”。2013年,此处院落被西城区普查登记为东莞会馆,院中现存旧祠堂的规模和建筑气势不是一个普通会馆所能及的。
 

4 太原会馆里的革命爱情
 

太原会馆始建于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在当年规模宏大,有戏台,有东西两院之分。东院为乡贤祠和清代著名学者、中国启蒙主义思想的先导之一阎若璩(山西太原人)的寓所,西院为会馆。
 

阎若璩(1638年-1704年),山西太原人,清初著名学者,清代汉学(或考据学)发轫之初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阎若璩是清代汉学第一人,在治学上与大名鼎鼎的顾炎武起名,纪晓岚说:“念国朝(清代)儒学,亭林(顾炎武)之大,潜丘(阎若璩)之精,皆无与伦比,而潜丘尤北方学者之大师。”
 

在数百年的历史变迁中,太原会馆有很多故事,而其中的一段浪漫故事被人们广为传颂。1921年,中共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高君宇(山西静乐人),在太原会馆的同乡会上相识当时的著名女作家、“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石评梅(山西平定人),从此两人书信往来频繁,情感日深。不幸的是,最终两人并未走到一起。高君宇在1925年不幸因病去世,年仅29岁。
 

石评梅在高君宇病故后,按他的遗愿在陶然亭湖畔立了一块墓碑,墓碑上的字是石评梅的手书,这是高君宇生前自题相片的诗句:“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三年后,石评梅在思念和悲痛中去世,年仅26岁。按照她的遗愿“与君宇并葬荒丘”,她的朋友将她墓碑立在了高君宇墓碑的旁边。
 

如今,陶然亭公园立有两人的墓碑,诉说着两人凄美的爱情故事。
 

从太原会馆往西不远,就是番禺会馆。番禺会馆还有一段来历,晚清年间的思想家、史学家龚自珍,在此住过5年,1831年离开时将这座宅院卖给广东番禺人潘仕成,潘仕成又将其赠给番禺在京的同乡会,该院就又被改成广东番禺会馆。
 

龚自珍(1792年—1841年),浙江(仁和)今钱塘人,道光九年进士。他是近代思想家、著名诗人、文学家,以诗文见长,自成一家,曾有“龚派”之称。龚自珍27岁中举,38岁才中进士,曾任内阁中书20余年(1820年上任),始终是个七品小京官,无法施展抱负。48岁时,他终于对官场厌倦,愤然辞官还乡,不久与世长辞。
 

龚自珍故居在上斜街的中部路南,门朝北。原是两扇紫红色的木门。由于改建后做了住房,只是一个狭窄的夹道向北延伸到一个简易而很小的街门,不很起眼,如果没有资料或当地人的指引,没有院门外西城文委《龚自珍故居》的铭牌,很难看出曾经的名人故居和会馆风貌。院子南部曾有后花园和戏台、假山、亭子,在上个世纪60年代“破四旧”时废除了。现院内也搭建了一些散落的住房,居住着的都是些老住户。
 

5 三忠祠堂变成小学校
 

据《京师坊巷志稿》和《畿辅通志》记载,宣武门外上斜街,北有山右三忠祠,是明代天启四年(1624年)敕建。三忠祠祭祀的是三位山西抗清官员:沁水张铨、襄陵高邦佐、大同何廷櫆,故名山右三忠祠(山右即山西省)。
 

《钦定日下旧闻考》记载:“山右三忠祠在上斜街,堂三楹,中楹像祀三忠,左右楹木主祀从祀者,左为旧祀明二十人,右为新祀本朝六十四人,凡所新祀,先后以时不以爵。”如此以牺牲时间祭祀而不是以爵位高低来排位,在当时实属罕见。
 

山右三忠祠高高的台阶之上,是一座三进院落。从高大的祠堂门走入是正院,迎面是高大雄伟的主建筑,两侧是配殿,后院也是殿堂,但后殿高度比主殿低了一些,两侧也是高度更低一些的配殿。
 

清乾隆年间此处重建,道光时,三忠祠逐渐萧条,一度辟为山西会馆。1905年在三忠祠办成山西中学堂,后又改为三忠小学,1952年后为上斜街第二小学的北部校区,1964年独立为上斜街第三小学。后因街上只有这一所小学,1999年7月13日 挂牌北京市宣武区上斜街小学,2015年并入北京康乐里小学,成为康乐里小学的低年级学区。
 

上斜街东口北侧原有一座呈三角形建于明代的关帝庙,庙门朝东,庙名三义庵(也称三圣禅林)。《北京地名志》:“宣武门外的头庙、二庙、三庙均祀关帝,在二庙中有个古迹轩辕关帝庙。”
 

头庙建于明成化年,1928年北平寺庙登记资料记载:“本庙面积一亩余,房屋共十八间。管理及使用状况为本主持管理并烧香信仰。”庙内是北房、西房和南房以及两颗茁壮的大柳树,庙门外是一小片三角形空地。附近的居民一年四季,尤其是傍晚都会在这里空地歇息谈天说地。随着现代化建筑的拔地而起,头庙已经不复存在了,头庙的原址是现在中国环球财讯中心的位置。
 

上斜街的二庙,也是关帝庙,毁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原址位于上斜街111号,门脸仍然存在,但已为民居。二庙斜对过路南的上斜街66号,原是清代学堂“悦生堂”旧址,1949年后曾一度是上斜街第一小学分校校舍,现在是北京市和平门幼儿园。
 

补白

上斜街第二小学忆往
 

原宣武区上斜街第二小学坐落在宣武门外西侧的第一条马路:上斜街胡同。
 

上斜街第二小学是我的母校,它是按照校舍所在地街道名称命名。
 

我是1959年入学,1965年毕业的。那时的上斜街第二小学是由南、北两个校区组成,两校舍之间的直线距离50米;低年级学生是在上斜街北面高台阶的校区学习,进入四年级后就转到东南面的校区上课。1964年时,南、北校区划分成为上斜街第二小学和上斜街第三小学。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由于就读中学的学生过多,上斜街二小改组成为北京第204中学,上斜街二小从此就不复存在了。而上斜街三小一直保留着,由于上斜街的一小和二小相继取消,上斜街三小成为了上斜街唯一的一所小学,名称也变更为上斜街小学。2015年上斜街小学与附近的康乐里小学合并。
 

我当年读书时,学校的北校区也就是现在的上斜街小学的位置,是学校的低年级学区,一至三年级同学都是在这里上课和课外活动。这个校舍原是一座非常高大的祠堂:山右三忠祠,因为祠堂建在高坡上,我们进校门要爬上一段很高的台阶才到校园的地平面。校区是由前后三层式(没有南房)的高大祠堂大殿改建的,北校园的东侧是不算大的空场成为我们的操场,刚好容纳下各班级同时做课间操,操场的南面是两排新建的红砖建筑,一排是我们的音乐教室,另一排是老师们的办公室,当年称呼“预备室”。至今我还记得教室北面墙壁是一片佛龛,里面有很多栩栩如生的木质佛像,师生和学生们都很敬畏。
 

由于校舍的紧张,以及师资人员的匮乏,三年级前都是半日制,当时称作“二部制”。上午或下午在学校上课,剩余的半天时间则按照学生们的住址分成的家庭小组形式,在住房条件相对宽裕的同学家去做作业。
 

四年级以上的高年级学生都在学校的南区上课。南校区的前身历史是嵩山草堂设立的河南公立旅京豫学堂,民国初改为京兆私立河南中学。南校区是一个殿宇楼阁、亭台水榭的美丽院落,高大庄重的锥顶大殿就是我们小学高年级的读书教室。
 

记得一进南校区校门,迎面是收发室,师生们都尊称值班女老师(工友)为“邵大姑”,她一年四季住在学校,每日从早到晚都能看到她那高高的、略有驼背的身躯。记得那时学校遇到停电,上、下课都是靠邵大姑手摇着铜铃铛从学校前院走到后院报时,敬业的老人倍受师生们的尊重。
 

东校区前院是座标准四合院式建筑,院落四周是教室,中间是空场,这是四年级的上课和课间休息的环境;往南教室的房间更加高大、更加宽敞,这里常年是五、六年级的教室。高年级教室的南面是一座圆形、四面玻璃窗、从院子最南侧游廊向北探,高出地面的水榭式的建筑,一看就是文人墨客赋诗作画的地方。我们读书时这里已经没有“水”了,没有水的路面是我们课间嬉戏的场所,水榭是高年级老师们集体办公和批改学生作业的办公室(预备室)。
 

校园里有很多的游廊,如同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的建筑风格,游廊有序的将所有教室连结和贯穿成一个整体。殿堂式的教室、宽敞可供课间游戏的院落,区域分明的游廊,彰显出分散、集中、和谐的景观。
 

学校食堂的北边是一个不小的操场,操场的北端中部是主席台,每逢开学、结业典礼也都在这个操场举行。这个空场已往是做什么用的,就不知晓了。记得原有的操场是黄土地面,一到雨季后会变得坑坑洼洼的。我们读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正赶上宣武门城墙拆除,废弃着很多黄土,我们课后参加公益劳动就是把黄土背回学校,垫平操场。课后,同学们将书本放到位桌里,背着空书包去宣武门城墙处背运黄土。
 

我们班主任郎淑芳老师是一位讲话干脆,办事爽快的女老师,她对自己班里学生就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呵护有加。回忆当年,学习成绩佼佼者刘湘玫放学后还要去落后生补课,丁之坚穿着背带裤帅气走上歌咏比赛舞台一展歌喉,米瑞春体育委员那准教练般的粗壮嗓音……这些是我们永恒的记忆。        黄永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