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于朝阳区高碑店文化新大街的科举匾额博物馆是个方方正正的中式四合院，博物馆占地3000平方米，6000余方科举匾额寂静无声地陈列于此。博物馆迎门的影壁上贴着一副对联：“苦，太苦，苦在执著；难，太难，难在境界。”馆长姚远利将这副对联当作他一路收藏办馆和理论探索的心声写照。

从1998年收藏匾额开始，将近二十年的岁月里，姚远利静静收藏和守候着这些厚重古老的匾额，深入研究着匾额所承载的，也是被大多数人所忽视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也一直努力将匾额中蕴含的文化理念化作鲜明简洁的观点传递给社会大众。他是经验丰富的收藏家，也是为“匾额学”竭力鼓与呼的探路者，如今70岁的姚远利，尽管只有初中学历，还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草根”学者，留下观点，留下思想。

俯仰之间 匾额里有民族精神

姚远利迈进收藏的门槛是从瓷砚开始的。他前前后后一共收藏了500多方古砚，在收藏中他不断积累和学习，逐渐成为经验丰富眼光精准的古砚收藏家。此外，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化取向——中国古砚体系划分的一种构想》的理论文章，文章被《新华文摘》全文登载，他所撰写的《十二陶峰砚质疑》，曾作为高考模拟试题使用。这些可以算作是他收藏古砚的理论成就。

此后，在没有放弃古砚收藏和探索的情况下，姚远利又开始把收藏的目光扩展到匾额。他认识到，砚的体量和它存在的空间实际上限制了它作为文物所承载的信息量和影响力，相比之下匾额承载的信息量就更为丰富了。姚远利有个习惯是“想好了再收藏”，个人兴趣和文化价值是他搞收藏的两个基本点，于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姚远利决定完成收藏生涯的一次转身。

1998年在潘家园，姚远利花了2700元，收了第一块匾——“选举孝廉方正”匾，这块匾为宣统元年（1909年）主持孝廉方正制科考试的官员黎殿元所立。它对姚远利来说也是意义重大的一块匾，自此科举匾额开始成为姚远利研究匾额的切入点。多年来为了收藏匾额，姚远利跑遍了国内大多数省份。有时满载而归，就像当年在安徽泾县看到的20块匾里，他忽然翻到了朱凤标的名字，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一块匾，因而终于收齐了极为珍贵的清朝同科“一甲三名”（状元、榜眼和探花）题写的三块匾。出去收藏有时免不了无功而返，就像2000年为了一个转让200面匾额的信息，姚远利兴致勃勃地飞到杭州，炎热的下午没喝一口水只顾着翻看匾额，却最终因为藏家无法单独转卖而失望离去。

姚远利如此执著于匾额，是因为在他看来，几千年里匾额的存在见证了历史变迁，也深远影响着古代社会的价值观建构。自秦朝伊始，悬挂匾额就是统治国家的一种制度，匾额的使用促进了全国文字标识的统一规范，充分体现了当时以孔子的“名正言顺”思想为理论基础所形成的“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的治国理念。

两千多年里，中国古代匾额形成了官方和民间两大体系，标识名称、宣扬教化是匾额的主要社会功能。古往今来，中国社会的道德价值、行为规范、是非判别在匾额内都有所标识，匾额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反映，是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集中体现。以姚远利主攻收藏的科举匾额为例，他认为科举制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广泛的人才选拔制度，铸造了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功名，“功名”二字浓缩了千秋百代的治国理念，把国家利益与个人名利有效地融合在一起，赋予个体们实现自身价值的强大动力，进而推动整个社会向前发展，因此姚远利评价科举匾额是“古代正能量价值观最好的宣传载体。”

更重要的是，在姚远利眼中，匾额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和凝结。他拿山海关举了个例子，“你看高悬在城门楼上的‘天下第一关’这块匾，你必须仰视它。当人们仰视的时候，不由自主地会产生一种敬畏。我觉得这种不由自主地敬畏就是对自身文化的一种尊崇，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彰显。匾额高悬于屋檐之下，门楣之上，它昭示国门、国号，彰显着一个国家的气派和性格，所以说匾额凝聚国魂，丝毫不为过。”因此当听见有人将匾额定义为宫廷建筑内外艺术装饰品，或将匾额称之为“文字小品”、“文字点缀”或“民俗艺术”的时候，姚远利认为这种定位远远低估了匾额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而谈及新中国成立后“以牌易匾”时，姚远利显得有些担忧。表面上挂牌跟挂匾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变异，但是这种变异让姚远利注意到，两千多年积聚而成的官方匾额体系和民间匾额体系消失了，传统文化失去了一个珍贵的载体，“文脉被割裂了”。

决心办馆 甘愿为情怀买单

办博物馆是姚远利人生中的大事件。最初姚远利萌生办博物馆的念头是在2004年，搞收藏的人都想有一个契机向社会展示自己收藏的成果，姚远利也不例外。于是花费了诸多心血和精力才有了今天这个占地三千平方米，藏品丰富、古色古香的科举匾额博物馆。

然而建馆容易，办馆难，这是当下民办博物馆普遍的生存状态。在姚远利的观察里，民办博物馆想要“以馆养馆”着实困难，目前政府对于民办博物馆资金扶持有限，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勉力，而博物馆仍在以每年40万元的开销持续运转着。“你看这院子，如果用于商业出租，那这十年我本可以生活得很富有，自从建了博物馆，我几乎每天都在关停转卖的‘生死线’上徘徊。情怀谁来买单？还是得你自己来买，因为这是你的抱负、你选的路呀。”

眼下博物馆每周都会承接一些参观讲解活动，为了改变博物馆的生存状态，姚远利和副馆长贾伟正在尝试开发文创产品。除此之外，博物馆正在运作的是匾额拓片高校巡展活动。很多匾额或是高大厚重或是年代久远，外出巡展大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损毁。面对这个难题，姚远利灵机一动想到了拓片，用传统金石技艺做出匾额拓片，然后到人大、首师大、北师大等各大学高校巡展，巡展收获的反响让姚远利觉得，《匾额拓片·艺术国学》可以做成一个持续的文化品牌。

“经营上固然要努力创收，但和博物馆的使命相比，有时候反而不值一提了。”如今办馆十几年，姚远利对博物馆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已经有了自己的思考和总结。他有一个坚持的信条：收藏家与保管员的区别在于，收藏最终要出理论。而与此一脉相承的是，博物馆最终也要输出新观点和新观念。站在一馆之长的角度，姚远利觉得优秀的博物馆不在于大与小，也不在于藏品是否丰富，而在于博物馆能不能把收藏文物的核心价值挖掘出来，形成一种观点和理论传导给社会，教化和影响大众。

匾额收藏 “草根”学者“唤东风”

年轻时的姚远利因为耿直的性格，在体制内的日子过得并不如意，怀揣着想看看自己有没有真本事的念头，他决定干脆下海经商，结果小获成功，有了经济实力的支撑，这才玩起了收藏。没有出众的学历，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术研究训练，但是姚远利对历史和文物研究有着天生的好奇和灵敏，并对此自发地进行了大量的钻研和思考，一边收藏一边研究。他发表了很多文章，也受邀参加了许多业界论坛会议。对于“收藏家”这个标签，姚远利显得并不认同，他更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草根”学者，像顾炎武留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句永恒的格言一样，能够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留下自己的观点，这是姚远利对自己最高的期许。

姚远利是第一个提出“匾额学”概念的人，并相应地提出了“匾额载道，治国重器”和“匾额不兴，文脉难续”等观点，在他心中“匾额学”将是一门填补文史学术空白的大学问。这一概念刚刚提出的时候，反对的声音集中在“匾额过时论”，匾额无法与当今社会建筑形式相适应，再有则是古人对匾额理论研究的匮乏及当代人关注不多，以及匾额研究在完整的理论体系方面还有诸多缺失。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匾额研究的现实状况，但现在姚远利觉得时机在慢慢成熟，只不过缺一个探路者振臂一呼。“我清楚我不具备提匾额学的学术地位，但如今‘山中无老虎’，摇旗呐喊的事也只能我来做了。”现在姚远利正忙着编一本关于“匾额学”的书，和几年前相比，志同道合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大家建了一个群，在群里他们时常交流探讨，全国各地具有匾额情怀的人并非少数，这让姚远利在匾额文化探索上的孤独感少了一些。

回首这二十多年的收藏岁月，姚远利最欣慰的是，无论是砚还是匾额的收藏，他都有所斩获，没有荒废时光。而他最大的愿望是，有朝一日匾额可以作为一门学科被大学所接纳和研究，匾额的美好能够被大众所认知和欣赏。“不信东风唤不回，就是这么个理儿。”姚远利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