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杨 征

 

 

被称为“皇帝的叔叔家”的绵宜府邸

 

阎锡山故居大门

 

东四十四条肃亲王府残迹

近日，全市“拆墙打洞”整治行动，让不少胡同重现历史风貌。东四头条至东四十四条这一片保存相对完整的胡同片区也受到关注。“东四”是老北京一个非常繁华的商业场所，当年这条十字街口东西南北各有一座牌楼，再加上位于北京城东部，因此这十字路口也被称为“东四牌楼”，后来就叫东四。而由打东四往北数，这一条条横向的胡同，便也被依次命名为东四头条，二条等。明代的时候排到了四条，清末则增至十二条，1949年后将十二条北面的两条胡同也同时改名，分别命名为十三条和十四条。

这十四条胡同由南向北纵贯近三里，占地并不是很大，但这里面的故事可真是不少。这一带昔日有很多历史名人故居，如二条的清朝重臣松筠宅，四条的楚图南故居、廖沫沙故居，五条清代大臣裕谦宅，六条的大总统徐世昌宅，七条的大军阀阎锡山宅，八条的叶圣陶故居等。再加上这一带曾经居住过数不清的王爷、贝勒等金枝玉叶，因此可谓是“卧虎藏龙”之地。

东四头条二条

民国时期有“百家讲坛”

清代，东四头条和东四二条并不是东西贯穿的胡同，这两条胡同走到一半似乎就被一栋建筑“拦腰截断”，这座建筑就是怡亲王府，后为孚郡王府。从乾隆年间的《京城全图》可以看出，东四头条自西向东，经过大慈延福宫后身，到怡亲王府西墙折向南到朝内大街。东四二条也是向东至怡亲王府西墙就拐弯了。

由怡亲王府的规模可知，这两条胡同在当时的地位。东四头条和东四二条，曾居住过很多知名人士，如清代乾隆帝宠臣福康安；同治、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等，都曾在这里居住过。

如今的东四头条，非常短，往东走不到数百米，便来到胡同尽头。头条1号原为社科院宿舍，钱钟书、杨绛等文化大家曾在此居住。杨绛在《我们仨》中提到：“一九五九年文学所迁入城内旧海军大院。这年五月，我家迁居东四头条1号文研所宿舍。房子比以前更小，只一间宽大的办公室，分隔为五小间。一家三口加一个阿姨居然都住下，还有一间做客厅，一间堆放箱笼什物。”

在东四头条胡同的尽头，可以看到侯宝林故居，门牌号为19号。在灰色的院墙上只有简单的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侯宝林故居”几个大字，这是侯宝林生前好友、著名漫画家方成先生题写的。侯宝林故居占地不大，在胡同中并不起眼。

清代乾隆时的《宸垣识略》记述，福康安的公爵府邸在东四二条。福康安的姑母是乾隆皇帝的孝贤皇后，父亲是大学士傅恒。福康安历任云贵、四川、闽浙、两广总督，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据传，当年东四二条胡同的大部分都是福康安的府邸。

民国年间，在二条胡同东面，孚郡王府的西面兴建起了华北协和话语学校（The North China Union Language School），学校最初目的是为了培养在华传教士的中文，但由于其高质量的教学水平以及独特的教学手段和方法，使其逐渐成为北京城乃至整个华北地区最为有名的一处汉语培训机构。华北协和话语学校发展到最为鼎盛时，和燕京大学合二为一，成为燕大下属的华文学校。当年，除了学习汉语，学校还会举办关于中国文化的各种讲座，主讲人也大都是当时的知名人士，如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冯友兰、胡适、林语堂、老舍、周作人等，都在这里开设过专题讲座，因此这里简直就是当时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百家讲坛。

华语学校共培养学生近2500人。从这所学校走出的名人也不少，如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美国四星上将史迪威将军等，都是从这里走出的“中国通”。1949年后，这所学校成为文化部大院。文化界的名流如沈雁冰、周扬、夏衍、阳翰笙等都曾在此生活过。

东四三条

少有的蒙古郡王府

东四三条是一条贯穿东西的胡同，这条胡同的东半部分基本上是怡亲王府的后身，中段的南侧则是文化部大院。而在大院的路北，则是清代喀尔喀蒙古（即当时的外蒙古）土谢图汗部扎萨克多罗郡王在北京的府邸。说起这一支蒙古勋戚，和清王朝的关系可谓是非常密切。为了团结这一部族的人，康熙皇帝把自己的第六女嫁给了部族的第三代汗王敦多布多尔济。清廷和蒙古的联姻非常频繁，终清一世共有586次通婚，这其中从清廷嫁出去的皇女或其他宗亲的“格格”共有430名。

康熙之后，雍正皇帝再次与土谢图汗部联姻。雍正皇帝将自己的养女和硕和惠公主嫁给了土谢图汗部族的多尔济塞布腾，和硕和惠公主的生身父亲是怡亲王允祥，为此怡亲王特将王府北侧的一所宅院作为陪嫁赠予了女儿和惠公主，这座宅院即是今日车王府。没想到的是，多尔济塞布腾与和惠公主均早逝，他们的孩子桑斋多尔济便被乾隆皇帝敕令在内廷教养，并封给他喀尔喀扎萨克郡王爵位，桑斋多尔济在北京的居住地，便是外祖父怡亲王赠予的那座宅院，从此这一支族人便在北京落地生根。至清末，爵位传到了车林巴布，这座蒙古王府也因此被俗称为“车王府”。如今的车郡王府早已沦落为大杂院，已经很难从中看出原有的规制，再加上这里本来就是从一座怡亲王府附属宅院改建而成的，因此和清代所规定的郡王府规制相差较远，只能说是一座规模较大的民宅式建筑。

在北京还有几座蒙古王府，例如宝钞胡同内有“那王府”，王府的始封王为策凌，他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康乾年间的重要将领，被清廷封为“超勇亲王”。至清末传至那彦图，王府也因此得名“那王府”。这位那彦图是庆亲王奕劻的女婿，也是慈禧太后跟前的大红人，当时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其生活也是相当奢靡。但好景不长，清亡后不久，他就把偌大的一个家业全都败光了，还把王府押给了西什库教堂，后来那彦图无力偿还债务，王府被没收，而这位昔日养尊处优的王爷，最终只能靠租住房屋度日。

南锣鼓巷附近的炒豆胡同，还有一座僧王府，这位僧王是清末在八里桥抗击英法联军的蒙古将领僧格林沁。不过彼时曾经横扫过欧亚大陆的蒙古骑兵队早已不是洋枪洋炮的对手，最终在八里桥的战役中，僧格林沁大败而归。同治四年（1865年）在镇压捻军的过程中，僧格林沁阵亡，清廷赐谥号为“忠”。由于这位僧王平时对待自己的手下和百姓较为宽仁，因此在他的葬礼上，有不少百姓还为他献上了万民伞。清廷还在僧王府附近为他修造了祠堂，如今沿着平安大街，过了宽街路口向西路北的绿色琉璃瓦建筑，便是僧格林沁祠堂的旧址。

东四四条

铸币厂辐射而成商业中心

明清两代负责钱币铸造的是宝泉局和宝源局。其中宝泉局最早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设立的，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在北京设置宝源局，天启二年（1622年）在北京增设宝泉局。清代，宝泉局隶属户部，宝源局则隶属工部。前者所铸钱币为全国通用，后者则专门铸造用于工程建设的钱币。

手头上有清代货币的读者不妨看看印有诸如“康熙通宝”、“乾隆通宝”铜币的背面，两个位于方孔两侧的满文，即是“宝泉”或“宝源”。当年宝泉局共有东西南北四座“作厂”负责铸币的工作。其中北作厂在北新桥三条，西作厂在北锣鼓巷千佛寺胡同，南作厂在钱粮胡同，而东四四条这座，则是宝泉局的东作厂。如今这里已经衍变成为民居大杂院，这座门牌号是东四四条83号的院落，早已失去了昔日的荣光。

可能是由于这宝泉局的辐射作用，东四周边昔日可算得上是北京的商业中心地带，如四条胡同里便有一座“恒昌瑞记”，是一家集购物和照相于一体的老字号，在这家字号的入口处还有一对颇有意思的对联，其上联是“镜里人是一是二”，下联则为“笛中意至妙至神”，横批则是“光起万物”，旁边则写着其经营的主要内容，即“照相”和“洋货”。

东四四条里也不乏名人故居，在宝泉局的旁边，即85号院落，这座院子是坐北朝南的两路四进宅院，1949年后，著名作家廖沫沙曾在此居住过。如今，这个院落成为民居。

东四四条路北1、3、5号院原来的主人叫爱新觉罗绵宜，从排行上看，绵字辈是和道光皇帝一辈儿，道光皇帝原名绵宁，后来即位后因为绵字使用频率太高，而改成了一个不太常用的“旻”字。

这位绵宜也是怡亲王府走出来的，他的父亲永琅，是第二代怡僖亲王弘晓的儿子，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弘晓薨，永琅继承为第三代怡亲王，即怡恭亲王。绵宜没有成为亲王爵位的承袭者，但是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他在咸丰三年（1852年）中进士，到了同治年间，他先后担任正蓝旗满洲副都统和镶蓝旗满洲副都统。光绪年间他更是坐到了礼部侍郎的位置。由于和道光皇帝同辈，相对后面几位皇帝来讲，绵宜的辈分较高，因此他的宅院当时也被俗称为“皇帝的叔叔家”，这个称呼也一直流传了下来。

东四五条

一文一武两位名人

东四五条可谓是出了一文一武两位“能人”。其中东口的三号院原为清代大臣裕谦的宅院。

裕谦是蒙古族镶黄旗人，出身于将门世家，其曾祖班第曾是乾隆年间驻藏大臣、军机大臣，参与了平定准噶尔的叛乱，并在战役中壮烈殉国。裕谦的人生经历也同样是波澜壮阔。

裕谦24岁即中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之后33岁的他便成为了荆州知府，不久又成为湖北省会武昌府的知府。46岁的时候，朝廷任命裕谦为江苏巡抚，主管江苏一省的军政和民政。裕谦在任期间，英国商人开始向中国走私鸦片，裕谦对此非常深恶痛绝，并把查禁鸦片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的任务。他曾多次查处了湖北、江苏等地的烟贩，并销毁烟具，劝诫烟民。不久鸦片战争爆发，裕谦与手下士兵同甘苦，共抗敌。最终因寡不敌众，在定海保卫战中失利。后来，英军在拿下定海后大举进犯镇海，在这次战斗中，裕谦率领官兵浴血奋战至最后一刻，裕谦见败局难挽，投水自杀殉国。

道光皇帝闻讯，赠予其太子太保衔，并将其附祀于北京的昭忠祠，在他牺牲地镇海也建立了专门祭祀他的祠堂。

裕谦宅往西不远，便是民国著名的“文治总统”徐世昌的故宅。徐世昌的国学功底非常深厚，并且一生著作颇丰，当年他在这里居住的时候还专门设置了“编书处”，故居宅院中的小楼也被他作为藏书楼使用。

徐世昌出身寒微，早年他做过私塾先生，后来又到陈州（今周口市淮阳县）公署做了很多年“编外人员”，主要从事文案处理工作。不过在这期间，他结识了一位非常欣赏他的朋友，这位朋友便是袁世凯。

徐、袁二人在认识之后不久便结拜为兄弟，徐世昌年长为兄，而袁世凯这个小弟对大哥基本上是言听计从。在袁之后的仕途生涯中，徐世昌为他出谋划策，袁对徐也是鼎力相助，资助他进京赴考，结果徐世昌一举高中，入职翰林院。后来，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将东三省治理得井井有条，以至于清廷派去欧洲考察的亲贵载涛等人在回国路过奉天（沈阳）时，都感慨奉天城市近代化改造的成果。

徐世昌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也有着自己的一套。在协助袁世凯成功劝说清帝退位后，他便急流勇退，隐居青岛。不过后来在已经成为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的多次劝说下，徐世昌最终出山，担任国务卿一职，后来袁世凯称帝，徐世昌感到非常不满，便再一次退出了政坛。这之后在北洋派系间的不断纷争中，徐世昌一直担任的都是“调停人”。民国七年（1918年），在选举民国第二届总统之际，段祺瑞、冯国璋相持不下，后来在调节竞选总统的争执中，徐世昌竟然成了获益者，被推上了总统的位置。

1922年直奉大战爆发，在曹锟的胁迫下徐世昌被迫下野，自此结束了政坛生涯。晚年在天津隐居期间，日寇侵占华北，曾邀请徐世昌再度出山，替日本人做代言人，被他断然拒绝。

东四六条

精美建筑崇礼住宅

东四六条里最为显眼的建筑当属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崇礼住宅。这个宅院和张家口的崇礼可没有什么联系，只是因为宅子的主人叫崇礼。崇礼是清朝汉军正白旗人，本姓姜，但是被讹传成姓蒋了，因此民间也管他叫做蒋四爷。这位蒋四爷的女儿嫁给了光绪皇帝的弟弟载涛，因此这一下子就使得他和皇家攀上了亲。崇礼的这所宅院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建筑精美程度上来讲，都可以算得上是东城区内数一数二的宅院了。

这套宅院分东、中、西三路，共占地近一万平方米。其中东路是崇礼和家眷的居所，西路是崇礼兄弟一家的宅院，中路则是由花园、戏台、祠堂等综合性建筑所组成的建筑群。

清朝灭亡后崇礼的后人因生活困窘而将宅子出卖，几经转手落到了张仁乐的手里。张仁乐字燕卿，是清代著名封疆大吏张之洞的第五子（大排行为第十一子），但他却没有从父亲那里继承爱国的情怀，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张燕卿跑到东北，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

后来张燕卿被日本人派到北京任伪新民会副会长，这期间他在北京的居所便是昔日的崇礼宅院。1938年日军攻陷武汉后，当时有说法认为日本人会请吴佩孚出山担任傀儡政府的总统，而张燕卿则做总理。消息一出，东四六条的这所宅院前可谓是车水马龙，大家都忙着巴结这位有可能一跃而成为伪政权总理的大人物。不过令张燕卿没想到的是，吴佩孚对日本人的请求严词拒绝，他的总理梦也就此泡了汤。

后来侵华日军华北方面最高司令长官冈村宁次曾在北京居住过一段时间，而张燕卿专门将原崇礼住宅中最为豪华的一处院落选出来让冈村宁次居住，可谓是想尽一切办法讨好自己的“日本主子”。

东四七条

中西结合阎锡山公馆

东四七条临近西口的79号院，是一座气势恢宏的宅院，这所宅院是昔日的“灿公第”。灿公即载灿。他的先祖是康熙皇帝第十五子愉郡王允禑，最早愉郡王的王府在如今的辅仁大学和十三中的位置，但这一支传到载灿这一代，按照清朝“世袭降等”的继承原则，只能承袭“辅国公”的头衔。他不能继续住在与自己身份不相匹配的郡王府中，只好迁居到东四七条的一座官房中。

后来灿公第被阎锡山购得，改建成了阎锡山在北京的公馆。日军侵华期间这里一度成为日军的一座高级会社，1949年之前，这里还短暂做过山西大学的临时校舍。这座宅院是一座三进的四合院，其中三进院的院门的吊顶天花是纯西洋式的，据说在这座院落里住过阎锡山的一位姨太太，她不但洋文说得好，爱喝咖啡，而且还会跳探戈。因此在这里出现西洋式的装饰也就不足为奇了。

东四七条的61号，清代乾隆年间是“超勇公”海兰察的府邸。海兰察是鄂温克族人，隶属满洲镶黄旗，姓多拉尔氏。他的人生经历相当励志。乾隆二十年（1755年）他以一名普通士兵的身份参加了平定准噶尔的战役。这之后三十多年他先后参与了入缅作战、平定大小金川、定回部、靖台湾、抗击廓尔喀等战役，可以说乾隆皇帝所自诩的“十全武功”，海兰察几乎全部参加。海兰察最终也从一名普通士兵，爬到了一品大员，即领侍卫内大臣的位子上。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海兰察在东四七条的家中病逝。按照清朝规定，没有战死沙场的将军不能入祀昭忠祠，但乾隆皇帝特意恩准将其入祀昭忠祠，还绘制了他的肖像，悬挂在紫光阁中。

东四八条至十四条

无迹可寻的仓神庙

在几张民国年间的北京地图上，在东四八条胡同东口路南，都标有一座叫“仓神庙”的建筑。这座庙所在的胡同正对着的，正是当年北京城内第一大粮仓的西门。这座大粮仓在元代的时候称为“北太仓”，其位置正好在元代的太庙（今新闻出版大厦以西区域）北侧，仓神庙正是为了祈求粮仓的平安而设置。民间信仰里的“仓神”，是妇孺皆知的历史人物：汉代淮阴侯韩信。韩信的生日是农历正月二十五日，因此在这一天，民间有很多祭祀仓神的活动，例如有些地区会将草木灰筛细，并用其在院子中画出一层套一层的圈子，并在圈子里洒上一把米，并用大石头压上，取义“填仓”和“封门”的寓意。当年举办这类活动之时，想必东四八条这条胡同里一定是热闹非凡。如今，仓神庙已无踪迹可寻。

东四九条西口，即今九条小学处，曾有一座贝子府，府主人是道光皇帝的侄子奕谟。这座府邸如今只剩下一座原花园中的亭子，从5号线张自忠路的C口出来，这座亭子正好就在出口的后身。

另外，从东四十条到东四十四条，历经变迁，史料记载也并不详细。如今的东四十条，因为新时期的许多建筑而成为著名的街道，东四十条有“南新仓”，它是明清两代皇家仓库之一。

值得说一说的是东四十四条。它是东四一带，带“条”字胡同中的最后一条。清朝时，肃亲王善耆在东四其他地方原本有自己的府邸，但1900年庚子事变之后，由于老肃亲王府被划为日本使馆，于是这位王爷只能从他人手中购买新的府邸。最终他相中了北新桥附近东四十四条胡同的一座宅院。如今这座王府经过了比较大的拆改，已经很难寻觅到昔日的样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