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容城（今属雄安新区）名人杨继盛用生命弹劾权奸，其“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名联，彰显了中华士人的铮铮铁骨。

马永祥  吴 蔚

2017年4月1日，一项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就此展开，从此河北雄县、容城、安新及周边部分区域，有了一张新的名片——雄安新区，并且展开了新的画卷。雄安新区的成立，看似“横空出世”，背后却是一段千百年来畿辅重地的文化变迁史，有着深厚的历史底蕴。

“畿辅重地”，保定府的统治与北京紧密相连，是京师的政治辅助区域，也是承接中央与直隶地方的重要纽带

清军入主中原后，将明朝时的北直隶改为直隶。康熙八年（1669年），又设直隶省会于保定，此后240多年，保定一直是直隶省的军政首府机关。雍正二年（1724年），升直隶巡抚为直隶总督。直隶总督是代表中央统管直隶全省军政事务的最高地方行政长官。另设其办事机构“总督衙门”，又称“总督部院”，是直隶全省最高行政机关，驻保定府。《保定府志》开篇就谈道：“畿辅之志，不同于诸行省，以其有京师也；首郡之志，不同于外郡，以其为通省之极辖也。”直隶总督因此名列全国九督之首。“畿辅重地”，保定的军事功能被政治、文化功能取代，保定府的统治与北京紧密相连，是京师的政治辅助区域，也是承接中央与直隶地方的重要纽带，其政治职能涵盖拱卫京师、稳定京畿等内容。而雄安地区，则成为拱卫京畿的最佳腹地。

今雄安地区在清代有着潴龙河、唐河、府河等9条河流，是历史上著名的九河汇聚之地。在清王朝建立之初，雄安地区连年大雨，致使“九河泛滥”、“大水决堤”，水涝成灾。作为京南重镇，畿辅要地，雄安地区的水利建设直接影响到皇城的安宁，其灾害对皇权统治也构成一定威胁。因此，从康熙年间，屡派大员在安州、雄县等地修筑堤防。雍正三年(1725年)，“霖雨月余，河水泛滥”，大堤决口，危害地方。雍正皇帝再派其弟怡亲王允祥和大学士朱轼“查勘直隶水利”。第二年，遂大力进行水利整修。这类史事，在有关地方志中常有记载。怡亲王为加强华北地区治水管理，建议将“大名道”改名“清河道”，全称为：“分巡道直隶清河道”，移驻保定府。主要官吏为正四品的道员，是清代省与府、州之间主管河务的地方长官，主管保定周边二十余处州县的河务管理和官员调遣，后经吏部议准，掌管直隶京畿地区的河务管理。

雄安地区在昔日因为拥有维系着京师水利安危的白洋淀，其作为缓冲区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直隶地方制度文化建设中的突出地位。清代，直隶保定集督、省、道、府、州、县于一身，在各地府县中具有特殊性，对其治理和建设，具有国家制度文化建设的意义，而雄安地区位居保定下梢，沟通淀河上下，又处在南北官道必经之地，上赴京师，下达江南，西连省城，东通津港，为畿辅关钥之所，这里的社会安定，民心导向，直接关系京师稳定和全国局势，尤其以淀河治理为核心，白洋淀水域治理牵涉治吏与治民、秩序与规则、信仰与教化、习俗与风尚等众多问题，成为畿辅地方社会秩序调整的关键抓手和制度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

明代容城（今属雄安新区）名人杨继盛“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名联，彰显了中华士人的铮铮铁骨

清雍正朝直隶总督李卫在上疏皇帝的奏折中写道：“畿辅为首善之地，经画区置，万方皆取则焉。”首善，出自《汉书·儒林传序》：“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师始。”古意为最好的地方，后用来专指首都及其附近的王道教化之区。

清同治八年（1869年）二月，作为“同光中兴”时期名臣之首的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他一向力主隆礼重教以应对时局危机，因此把振兴直隶文教放到了重要位置，希望通过保定莲池书院这所文教重镇来施加影响。通过与书院师生的接触，曾国藩深感直隶学风及文风偏于经学义理、科举应试，且稍嫌朴陋。为此他专门写了《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此文开篇即强调，“前史称燕赵慷慨悲歌，敢于急人之难，盖有豪侠之风”，且此风影响深远，并举出“直隶先正，若杨忠愍、赵忠毅、鹿忠节、孙征君诸贤”的例子。这四人中杨继盛、孙奇逢是容城人。杨继盛是因刚正持节为奸佞陷害致死。孙奇逢在世之年赶上了清初，平生虽屡被荐举做官，但均辞而不就（故有“征君”之称），晚年徙居河南辉县夏峰村聚徒讲学，声名大振，世人因以“夏峰先生”称之。曾国藩认为，直隶的这几位“先正”，尽管后来的经历和结局不同，但“起初皆于豪侠为近”，隐意是都受燕赵传统文化风习的塑造。他进而阐说，即使从直隶的“今日士林”来看，也“多刚而不摇，质而好义”，犹有豪侠遗风之人。该种豪侠品质，在曾国藩看来并不悖于圣贤之道，且有几个方面与之相通：“然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坚确不移之操，亦未尝不与之相类。”

明代容城（今属雄安新区）名人杨继盛用生命弹劾权奸，其“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名联，彰显了中华士人的铮铮铁骨。杨继盛遗书成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其临刑前夜。内容系杨写给妻、子的两封书信。杨继盛高尚的人格广为后人颂扬，达官政要、学者贤人观看杨继盛遗书，无不表达敬贤之意、仰慕之情。现收藏于河北省容城县档案馆的杨继盛遗书长卷，包括遗书真迹及后世（至1935年）人物手书的126个题跋，其中不乏赫赫有名人物，如曾任直隶总督的刘墉、熊枚、袁世凯等。光绪三十年（1904年）八月，直隶总督袁世凯拜读明代谏臣杨继盛遗书并题跋：“牛衣不泣王京兆，刻鹄休称马伏波。就义从容诀妻子，丹心碧血抵难磨。谏草遗亭大道边，每过墓道辄潸然。钤山尺集无人读，一纸家书五百年。光绪甲辰八月项城袁世凯敬题。”

直隶总督曾国藩、袁世凯等人对雄安地区古圣先贤急人之难、舍生取义的论述和褒扬，已触及“北学”最核心的浩然正气和经世传统，对于丰厚的雄安文化，同样是一种反哺和滋养。

雄安水域诠释着直隶水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是清朝吏治建设与地方治理政策的一部分

作为华北平原地区内最大的淡水湖，雄安地区和白洋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其实，白洋淀的地位自古不凡。历代皇帝重视雄安白洋淀，尤以康熙、乾隆为代表。清朝康雍乾时期，对白洋淀进行了大力治理，但效果有得有失。康熙治水似鲧，一次曾筑堤120余里，却导致以后大水没新安（今安新县）城，“跌遭水患”。雍正吸取前车之鉴，效法大禹，“既堵亦疏”，却切断了北水来源，使大殷淀（今大王淀）干涸而变为耕地。

在关注、治理雄安地区的过程中，康熙、乾隆祖孙相继在白洋淀周边建起端村、郭里口、圈头、赵北口数座水围行宫，“行宫”即是“皇帝出京城的临时住所”，至于水围行宫，“围”即是围猎的意思，“水围”即是水上围猎，俗称打水围。一是为了皇帝阅视白洋淀河工驻跸之用，二是为了皇帝在这里举行水上围猎活动。据清史记载，水围行宫的修建，从康熙十六年至康熙六十一年，四十五年间康熙来白洋淀36次，几乎每年一次，每次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几天。四座行宫散布在不同的淀区，为康熙近距离接触百姓访问民情提供了方便，或许这正是康熙的良苦用心。康熙朝一反过去“跑马圈地”摧残农耕的做法，采取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的政策，因而发展了农业。农业发展影响了其他行业，迎来了康乾盛世，这一切多少与康熙帝通过打水围体察民情有关。

在清代，省、道、府、州、县水利乃是地方第一要务，对淀区与水相关事务的处置尤其精心。晚清李鸿章担任直督伊始，便遇上了连年水灾，他把辖区境内的河道治理作为中心政务来看待，在保定及其它灾区审察灾情，蠲免赋税，请求赈济，修治河道，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水患对百姓的损害。因直督李鸿章治理保定白洋淀河道，造福百姓，高阳、安州、任邱、雄县四县士绅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十一月送给他一块功德碑，此碑至今仍竖立于保定直隶总督署博物馆院内。

关于雄安地区及上下淀河的治理规划和措施，正是在皇帝出巡、总督护驾期间加以思考整理，做出决断和推行下去的。雄安水域诠释着直隶水文化建设的基本内容，是清朝吏治建设与地方治理政策的一部分，传递政治信息，统筹畿辅乃至国家规划的重要路径，成为统治者对地方有效施政理论、方法和技术的直接来源。雄安地区水文化，第一次将有关于清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教、文学等诸多方面，与直隶地方事务一起，蜂集于此，使之事实上成为京师之外朝廷决策机务的又一重地。

雄安地区以大清河、白洋淀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航运交通网，不仅承载着水上人家的生活方式，而且还担负着历史时期繁重的漕运和水路经贸

清代以后，社会一度安定，昔日雄安人民依托大清河、白洋淀淀区优越的水资源条件，发展了独具特色的水上经济。雄安地区以大清河、白洋淀为中心，水域辽阔，水源充沛，水质清新，流域内河淀相通，淀洼不分，水产品的产量、经济价值均极高。植苇、种蒲、编织是雄安地区百姓经久成习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方式，由此“日进斗金”。自唐宋至明清，雄安的苇席、苇箔贡额巨大。故雄安地区上下家家以织席捕鱼为生，成为传统。

雄安地区以大清河、白洋淀为核心建立起来的航运交通网，不仅承载着水上人家的生活方式，而且还担负着历史时期繁重的漕运和水路经贸。清代经大清河、白洋淀一线分拨到保定、雄县、霸州、固安、易州等地的漕粮及商舟盐楫贸易更是频繁，淀区及周边一带绝大多数外运棉花和棉织品，由水路运往天津，热销占全国各地之半的各色棉纱、布料和丝织品，绝大多数是先经淀区航运网转运集散。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后，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大清河（包括府河）航程190公里，是保定、天津之间的重要水路。天津、保定之间的货物三分之二靠这条水路运输。通过府河、大清河运进天津的货物主要有棉花、粮食、煤炭、花生、羊皮、瓷器、药材及建筑材料，回程货物主要是食盐、日用百货及舶来品等。这条航线，水量充足、河幅宽，除冬季结冰时外，可航行大中型木帆船。据统计，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进出天津的民船59604只，大清河为21236只，占当年水路进出天津总量的35.6％。宣统二年（1910年），大清河进出天津的航运量约占进出天津的五大河系总运量的41.3％，其中津保间为大清河的主要航道。近代津、保之间的货物三分之二靠这条航线水路运输，杂食、棉花、纺织品、煤炭、花生、皮毛、瓷器、药材及建筑材料，每年运量巨大，雄安作为水运枢纽，大清河淀上下河岸及周边地带日常所需其他消费品、食盐、日杂百货，以及砂糖、面粉、煤油、洋杂货物等，均由天津装民船水运输送内地。雄安地区一度辉煌的舟楫之利，形成了以大清河、白洋淀及上下水域为核心和主干道的航运网，成为津保间航运中转要道，为冀中华北，京津各地，内河外埠，中原山东，乃至江南各种物资的运营与交流，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生命线。

雄安地区以其宽阔的胸怀和舒展的四肢，承托起长达千年、四通八达的水运网。航运贸易的发展，不同观念的碰撞，一度成为京、津、保共同发展的纽带。

（作者为直隶总督署博物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