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中鸟瞰汉代通州路县故城遗址。图中数字1标注区域为单边长度接近600米的古城墙。数字2标注区域为当年的护城河河道。数字3标注区域为正在进行考古发掘的城外汉代遗址区。

 

▲根据地下探测出的墙砖、陶片等物品，考古人员可大致判断出地下遗迹的年代和用途。

 

▲在古城西南城墙外，考古人员使用改良后的洛阳铲等设备对新发现的古人生活遗迹进行详细的定位和文物勘探。

 

▶在已探明的古城中心位置，考古人员发掘出了按年代由深至浅叠层排列的西汉（L3）、辽金（L2）、明清（L1）时期的道路遗迹。

 

▲发掘现场，工作人员认真绘制等比例剖面图。挖掘中，每个有价值的文物出土地点都会被详细的记录，便于后期的整理和研究。

 

▼前期对古城周边地区进行的考古发掘中，清理出大批不同时期古人的生活遗迹和日常用品。目前，这些出土的文物已经分门别类进行清理和保存，为接下来的研究做准备。

 

▲经过考古人员不懈的努力，迟迟未能找到的古城北段城墙终于在一条现有村级道路边的树林下被发现。

 

▼遗址的发掘、保护工作有条不紊，同时进行。特别是已发现古墓的探方坑，在等待专业考古人员进行发掘的这段时间，工作人员会在古墓顶部遮盖苫布，减少阳光、雨水对文物的侵蚀破坏。

文/本报记者 刘冕 摄/本报记者 孙戉 饶强

酷暑，一片黄土地，数十名考古人，穿着荧光背心，戴着草帽。洛阳铲一下又一下地戳到地里，只露出齐胸高的一截。

一座汉代古城——通州路县故城，就是这样，在考古人的手下，拂去层层尘埃，重现汉人故事。

从空中俯瞰，大部分“城”被绿色植被覆盖着；几片已经发掘的区域用绿色苫布盖着，几个大的集装箱里是整体提取的几座古墓；还有一些裸露出的黄土，就是正在发掘的区域。

在“南城墙”畔，皮肤黝黑的考古队队长孙勐蹲下来，用手轻捻洛阳铲带上来的地下土。这把铲子上绑着长竹竿，从土里抽出来，才现出四五米的“大高个儿”。他抬手指向东南方向：“其实，城的发现源于那边千座古墓的发现。”

去年年初，为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市文物研究所对通州区潞城镇的胡各庄村等地区展开了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跨越战国至清朝，形制各异的千座古墓被发掘，尤其以两汉时期最多。

有墓必有城。逝者一般埋葬在他们生前居所的周边。

考古人在地图上，将近年来潞城镇及周边出现大量墓葬的几处地点一一标注，发现武夷花园、辛安屯村、胡各庄村、召里村、宋庄等处，大致成环形分布，皆指向居核心位置的潞城镇古城村。

就以此为焦点，考古队员挖掘了11条探沟，找到了古城的西城墙——距大量墓葬发掘现场约两公里。

围墙定城。沿着西城墙绕了一圈，唯有北城墙和城的西南角迟迟不露脸。

大家都有些着急，只有去怀疑有可能是北城墙的地方反复探。一位当地老乡嘱咐：“你们的竿子（探铲）向下戳时小心些，别把我刚种的树探坏了，这些树还没有赔过钱。”“就这几排树，一直长得不如其他地方的好。”

熟练的探工一听，有戏。因为经常翻动的土才适合植物生长，这几排长不好，肯定是不常翻的。果然，在这片树林里，北城墙的夯土基址找到了。

就这样，每隔1.1米敲一个探孔、每把洛阳铲必须到达地下5米，用刷子一寸一寸刷地，用铲子一点一点筛查土壤，由城墙基址、城壕（护城河）、城内遗存、城外遗址区四部分组成的路县故城找到了，每面城墙五六百米长。

这是目前所知通州区唯一的秦汉城址。它的形制和大小是黄河中下游地区汉代县城非常标准的规制。

如今，故城文物保护工作纳入城市副中心建设整体规划，与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统筹考虑。故城人的生活故事也随着发掘逐渐浮出水面。

在考古现场，一处探坑的纵切面上，有一道不规则的“U”形线条。“这是一口井。”孙勐可以读懂深浅不一土色所传递的历史信息。他能认出，地表下5米埋藏着的西汉石板路上的车辙。遗址区的东部还发现了汉代的沟渠、道路、房址、灶、灰坑和瓮棺等，出土的遗物有铜镞、陶釜、陶豆、铜钱等。

“城内路网、水系、房屋衙署、城门、仓储等各功能设施的情况也有望逐一揭开。”北京文物研究所副所长郭京宁直言，还原当时的社会生活才是“重头戏”，现在出土的每一件文物都得经历清洗、核对、绘图、照相、描述等步骤。“初步预计文物清理需要至少3年。”

今年，考古人的计划重点聚焦南城门及附近城墙，“找到城门，就能找到当时的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