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东侧老街:倾听历史的声音(图)

 ■陈 溥

近日,东华门大街单体面积最大的违建被拆除,东华门一带也将在年底前进行“深度美颜”。东华门大街是故宫东门外的一条大街,它与故宫的距离非常近。

 

顺着东华门大街一直往西走不了多远,便是东黄城根南街。其附近的皇城根遗址公园,正是在当年皇城东墙的遗址上建成。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东华门大街与北池子大街、东黄城根南街以及东西向的五四大街,构成明清时期皇城的东部区域。

因为特殊的位置,明清时期,这一带有很多达官贵人的足迹,有不少皇家建筑,比如“故宫外八庙”中的宣仁庙和凝和庙等建筑。在清朝灭亡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常在这里活动。

陈独秀故居

清末的东安里门(紧邻东安门)

智德前巷

孔德学校男女同校开风气之先

故宫东门的东华门大街上,到处可见探幽寻古的游人身影。游人大多步履匆匆,人们不会注意到街边路北一条名叫智德前巷的小胡同。在这条毫不起眼的小胡同里,有一所拥有90年辉煌历史的名校,它就是1917年由北大校长蔡元培等人创办的孔德学校。

孔德学校的前身是光禄寺。光禄寺是明清两代掌管朝廷祭享、筵席及宫中膳食的机构,为从三品衙门。

清初,将明代留存的光禄寺改为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英亲王府。英亲王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二子,多尔衮的胞兄阿济格。他骁勇善战,顺治元年(1644年)入关破李自成军,晋升英亲王,不久授靖远大将军,打败李自成,并杀其爱将刘宗敏,俘获宋献策(李自成的谋士)。

阿济格死后,其继嗣者移居别处,英亲王府又改为光禄寺,雍正皇帝还特为光禄寺题写了训词。寺内有铁力木酒榨,每榨用米二十石,得汁百瓮。此外寺内还有芜锡米仓、土地祠、尚膳库、熬冻房、煮笋房、上下鸡房、鹅房等。清早期光禄寺还是极繁荣的,但到了晚清,光禄寺已是极冷落,署址最后变为宗人府。

清朝灭亡后,宗人府成为新式学校孔德学校的校址。孔德学校是华法教育会利用庚子赔款的退款筹建的,学校于1917年12月,由蔡元培和沈尹默等人,在东城方巾巷的华法教育会会址创办,1918年2月正式开学。这所新型的学校,以“孔德”为校名,其实学校与孔教、孔子无关。当时学校的创办人希望把法国的实证主义介绍到中国,因此就以法国近代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Augueste Comte)的姓氏命名。

该校学制是初小四年、高小二年、中学四年共十年。1924年增设大学预科两年,学制共12年。同年还成立了幼稚园。孔德学校的学生从小学五年级起就学法文,毕业后可以赴法国深造。

孔德学校“藏龙卧虎”,蔡元培、沈尹默、马幼渔、周作人、钱玄同、冯至、顾颉刚等曾在此“开坛授课”。学校的国文课本是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三位先生主持编写,书中插图有的是徐悲鸿先生所画。鲁迅为研究中国小说史,曾在这儿的图书馆查阅资料。

孔德学校的课余活动也是丰富多彩。每年春秋两季,学校都要组织郊外旅行。当时的中学都是男女分校,惟独孔德学校是男女同校,开风气之先。孔德学校毕业的学生中走出很多名人,其中有仍然活跃在华人界的陈香梅女士,女诗人石评梅,还有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奠基人钱三强……

1928年,东华门大街宗人府成为孔德学校的新校址,面积将近20亩。毕业于孔德学校的戏剧大家吴祖光先生曾回忆当年学校在新校址的情景:“孔德学校搬到东华门大街的清代宗人府,是一个大寺院。学校刚刚接管的时候,我们几个‘高班学生’看见有一个相当大的城隍庙,便把金刚、鬼判的棍、棒、枪、刀都拔下来……学校搬进新址之后,西边一个大四合院是我们中学高班的教室,东边一个院子是小学教室。”

如今,吴祖光先生笔下的旧景已荡然无存,北京二十七中在这里建造了新的教学楼。校门旁两个刻有精美图案的大石礅以及挂在树上沾满灰尘的钟,是孔德学校的遗物,让人依稀看到历史的痕迹。

骑河楼街

工读互助团的试验

骑河楼大街是与东华门大街平行的一条街道。骑河楼为楼式之桥,桥体为封闭式建筑,相传始建于明代。据《时下旧闻考》载:“骑河楼在东安桥北。芜史云:有亭居桥上,曰涵碧。桥上有石础二。相传有楼骑河,今桥西街尚叫骑河楼。”

由此可见,明时,因有骑河楼这座桥,西侧的街道得名骑河楼街。清末桥废,仍留街名。上世纪五十年代,御河改为暗道,后河道消失,并改称骑河楼街,1965年整顿街名,将承侯大院并入。如今的骑河楼街,西起北池子大街,东至北河沿大街。

民国四年(1915年)3月,受俄国文豪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和日本武者小路“新村主义”的影响,当时的进步青年王光祈在北京发起成立了工读互助团,努力探索改造中国、振兴中华之路。在互助团的团章里引用古代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主张人人劳动,共同消费。他们决定半天劳动,半天学习研究,星期日休息。互助团分三组,第一组便住在骑河楼。当时第一组经营简洁食堂、放映电影、洗衣服。

不过,没过多久,工读互助团第一小组就宣布解散。这个消息震动了当时的新文化界和知识分子群体。尽管工读互助团存在时间非常短暂,但其意义却非常深远:工读互助团的发起人、参与者,如李大钊、恽代英、施存统等人后来纷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值得一提的是骑河楼街17号是北京妇产医院,它创建于1959年6月6日,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是首任院长。1992年成为中国首批符合国际标准的“爱婴医院”之一。

北池子大街

宣仁庙与凝和庙

宣仁庙墙壁上的装饰

宣仁庙墙壁上的装饰

北池子大街在明清时期居住的多为内务府的太监。街内原有武备院和俄罗斯文官旧署等,但最著名的是宣仁庙与凝和庙。

宣仁庙

凝和庙

宣仁庙位于北池子大街2、4号,在街最北端路东,清雍正六年(1728年)建成。庙祠祀风神,俗称风神庙。因庙宇规制仿中南海祀龙神的时应宫,赐庙名为宣仁庙,意在祈求神灵保佑免受风害。庙内有雍正皇帝御书“协和昭泰”匾额。宣仁庙内前殿供奉风伯之神,后殿供奉八风之神。如今,宣仁庙的建筑格局基本保存完好。

宣仁庙向南不远就是凝和庙。现在人们仍能看到约半里长的红墙黄瓦,皇家气派十足。凝和庙建于清雍正八年(1730年),用来祭祀云神。“凝和”的庙名是根据云雾可结为水的特点而起的。凝和庙地近紫禁城,常有进京官员住宿。

民国时,这里改为市立第四十三小学校,后又改名为北平市立北池子小学。庙内的照壁、钟鼓楼、天王殿等已拆除,大殿及殿前御道还存留。1984年被定为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凝和庙现为北池子小学使用。

在北池子大街有很多知名人士居住。爱国侨领司徒美堂,就是在北池子大街83号这里走完传奇的人生历程。司徒美堂(1868—1955),广东开平人,1880年,年仅12岁的司徒美堂抱着闯“金山”的梦想,来到美国。1883年,他加入“洪门致公堂”进行反清活动。后他在波士顿另行组织了“安良工商会”,简称“安良堂”,从此,他连续担任安良堂总理达44年之久。1904年起他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发动美洲华侨捐款支援祖国抗战。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夕,司徒被推为美洲华侨代表。9月初,81岁高龄的司徒美堂离开居留将近70年的美国,到达北京,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949年10月1日,他出席了开国盛典。10月中旬,司徒准备返回美国,但被周恩来总理说服,留了下来,一直住在北京北池子83号的一个四合院。1955年5月8日,89岁的司徒老人辞世。在北京,人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周总理亲自主持公祭大会。

曾任北平市长的何其巩,其故居在北池子南口路西(原门牌88号)。何其巩(1899—1955),安徽桐城人,他和冯玉祥是同乡。冯玉祥任国民军总司令时,何其巩任总司令部秘书长。1928年,何其巩任北平特别市首任市长。1936年他任私立中国大学校长,积极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抗战胜利后,何其巩被蒋介石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北平代表。他很快就把被日伪关押在炮局监狱的抗日青年和学生全部释放了。因为此事,特务头子戴笠对何其巩大为不满,不久,何其巩就被撤职。1949年之前,何其巩努力开展争取傅作义的工作,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贡献。

何其巩故居是一座三进的大宅院,全部住宅占地五亩多,有房60余间。上世纪五十年代,此房曾先后租给匈牙利大使馆和捷克商务代表团使用,此后该院历经变迁,如今仍在使用。

箭杆胡同

《新青年》编辑部

箭杆胡同位于北池子大街东侧,南北走向,南端曲折。箭杆胡同原写作箭竿胡同。“箭竿”,是将高粱竿刮光后,糊上纸,用来扎纸人、纸马或糊房子顶棚做龙骨用的。据说胡同中原来有卖箭竿的小店,故称“箭竿胡同”,后来又演变成“箭杆胡同”。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从第二卷第一号起改名《新青年》。1917年应北大校长蔡元培的邀请,陈独秀来到北京大学,任北大文科学长。蔡元培为陈独秀安排的住处,就是箭杆胡同9号。

当时的箭杆胡同9号分东西两个院,房屋18间半。朝北的街门是箭杆胡同9号,朝西的街门是妞妞房9号(今骑河楼南巷)。当时的房子主人姓孙,购于民国元年。孙家住在西院,东院整个租给了陈独秀。东院北房三间是陈独秀的办公室,南房三间是《新青年》编辑部,两间东房是车夫和厨子住。

当时,这里聚集了一批优秀的思想者和文化先驱,比如李大钊、钱玄同、胡适、鲁迅等。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6月8日,陈独秀与李大钊商量后,起草了著名的《北京市民宣言》。6月11日中午,陈独秀与邓初、高一涵一起到宣武门外的新世界游艺场散发《宣言》传单时,被北洋政府的便衣警察抓捕。夜里12点,一百多名军警包围了箭杆胡同9号,破门而入,搜走许多信件。陈独秀保释出狱后,于1920年1月离开北京赴上海。不久,《新青年》编辑部也从箭杆胡同9号迁回上海。

现在箭杆胡同北边已拆除,只保留了箭杆胡同20号这座院子,东西不过50米长,东边砌了一堵墙,成了死胡同。近一个世纪过去了,这个小院子成大杂院,使人很难窥见当年的格局,但它还是幸运地被保存了下来。

银闸胡同

多位文坛大家的青春岁月

从喧闹的五四大街向南,拐进银闸胡同,这里老式寂静的院落、悠闲的人物,似乎让岁月也慢下了脚步。银闸胡同为南北走向,两端曲折,北起智德北巷,南至骑河楼南巷。这条胡同里留下了不少文人雅士的身影。

1923年夏天,沈从文来到北平,经年累月的漂流生活,使他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投考大学是找到理想的惟一出路。他在银闸胡同一个小公寓里租了一间由储煤间改造而成的潮湿小房子,房间仅能放下一张小床和一张小木桌,沈从文称为“窄而霉小斋”。因为房子很小,除了吃饭,他微薄的收入还可以勉强应付。

沈从文白天去京师图书馆读书,傍晚去街头卖报,晚上在自己的斗室里伏案写作。北京寒冷的冬天,他没有条件生火炉,就坐在被窝里写。他读了很多书,写了很多文章,但文章投出去却都如石沉大海。他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搞文学的材料。沈从文给当时的知名作家郁达夫写信,讲述自己对文学的信仰和苦苦追求的艰辛。他的信引起了郁达夫的注意,当时已经名满文坛的郁达夫去那个小房子看望了几乎濒临绝境的沈从文。这个湘西青年对文学的信仰和生活的艰难强烈地震撼了郁达夫,郁达夫写成了著名的《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郁达夫的关注,使得天资聪颖又有一定文学积淀的沈从文很快名满京华。由此成就了中国文坛上的一段佳话。

上世纪三十年代,青年时代的张中行和杨沫,在银闸胡同26号共同生活了五年不到的时间。这对情侣在这五年中的恩怨是非,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后人不断追索的“公案”。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张中行在中国文坛上刮起了一股旋风。他大量作品笔调清新,叙人记事娓娓从容,其行文中饱含厚沉深邃的国学修养和哲理思考,令当时的文学界为之一振。为人熟知后的中行老人仍然恬淡地做自己的“柴门布衣”。一直到去世前,每到闲暇,他会到沙滩红楼、银闸胡同等地感受时光流转。

在这一带,有浪漫与美好,也有不堪回首的历史片段。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东草垛胡同12、13号是华北劳工协会旧址。这个协会是日本在华贩卖、劫掠华北劳动力的机构。随着抗战的胜利,华北劳工协会也寿终正寝。

北河沿

皇城东墙遗址建起公园

北河沿的“河”指御河,又叫玉河,系元代郭守敬开辟的通惠河故道。明初御河被纳入了皇城之内。御河水自什刹海而来,经后门桥入皇城,沿皇城东墙向南穿越皇城,再从崇文门西边的水关流出入护城河,沿护城河向东汇入通惠河。御河自元代开辟以来,虽经明、清两朝整修,但终因上游水源逐渐减少而渐渐淤浅,1949年后改为涵洞,其上又建起了马路。现在的南北河沿就是原来的一段御河。昔日波光粼粼的御河东侧,如今是风光秀丽的皇城遗址公园。

皇城根遗址公园坐落在紫禁城与王府井步行街之间,是历史上明、清皇城东墙的位置。

皇城是在元大都时形成的,皇城墙叫“萧墙”,对皇宫起拱卫作用,皇城内只设衙署,不住居民。明皇城是在元皇城基础上修建的,并有所扩大。明皇城只沿用了元皇城的西墙,北墙向北有所拓展,南墙向南拓展1里,东墙于宣德年间由御河西移至御河东,即今东黄城根北街、东黄城根南街、晨光街一线。民国后至上世纪20年代中期,因市政工程的需要,皇城城墙被陆续拆毁,至今只留下南面的一段,即天安门城楼东侧至南河沿大街路口以及天安门西侧至府右街路口一线矗立着的“天安门红墙”,其他三面的皇城墙都已无存。四个皇城门中,东安门(皇城的东门),地安门(皇城北门)及西安门(皇城西门)已无存,仅存天安门(皇城南门)。

2000年随着王府井大街二期工程的进行,施工中发现了明东皇城墙的多处遗址。北京市政府决定在明皇城东城墙的遗址上建立皇城根遗址公园。2001年9月11日,公园建成开园。皇城根遗址公园宽29米,长2.8公里,南起东长安街,北至平安大街,是一个无门、无墙、无栏杆的开放式公园,犹如飞落一条曲折蜿蜒的绿色“飘带”。

皇城根遗址公园智慧的构思,巧妙的设计,精心的雕琢,使公园与古城的历史、文化、环境隽永和谐,颇具特色。园城相映,置身园中,你会有漫步古城的感觉。园内的小景、花坛、亭廊、雕塑都以公园两侧的灰色民居群落为衬景。这里是北京皇城保护区胡同四合院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安详平和的古城遗风拂面而来。在园中,放眼远眺而不被楼宇阻隔,许多地方可以依稀看到古城平缓优美的天际线,以及古城与朝晖、晚霞、彩云、薄雾变化无穷的美景。而遗址公园更像一道碧翠彩屏,为古城增添了亮丽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