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士林 耿波 李正爱

从积水潭流出的清波沿着通惠河悠悠流向通州，水流从通州北门而入，穿城而过，流向东南，然后与天然河道潞水汇合，直奔天津而去。通州，是从遥远的南方杭州出发的三千里运河航程的倒数第二站。

通州，古称潞水、潞县。金代于此设州治，“以漕运通济”，故称通州。不仅“通州”之名来自运河，而且通州之城的建设同样来自于漕河航运。元代之前，通州有建制而无城市，通州城的真正历史开始于元代的“编篱为城”。1292年春，元世祖任用郭守敬开始修凿贯通元大都至通州的运河，历时一年半而成，赐名通惠河。通州从此成为南方粮运来京的咽喉要道。南方的漕船从通州要么直航京都的心腹之地积水潭；要么在此卸粮转运，停顿数日，不管哪种情况，通州都因此成为了一个举足轻重之地。于官方而言，通州是京都甚至整个帝国的命脉所系。

元代的“编篱为城”使通州初具城市的形态，这个在今天早已难觅踪影的“篱城”距当时的乐岁、广储两仓甚近，通惠河穿城而过，延流至两仓仅500步之遥，可以想见当初“篱城”的选址其实就是依运河而建的。明初，大将军徐达定通州，派人开始兴建新的通州城，时间大概在明洪武元年（1368年）。新城城址选在潞河以西，这一次城墙的修建还是有些规模的，“甃以砖石，周围九里十三步，高四丈四尺”，城设四门，从这四座城门的名字寓意就可以看出通州在明帝国政治版图中的意义所在。东门曰“通运”，是指城东门外的运河航运；西门曰“朝天”，是指通州以西的京城；南门曰“迎薰”。取“熏风南来”之意；北门曰“凝萃”，则是写实之笔。因为通州城北一片平原，植被茂盛，夏天时郁郁葱葱，真有翠玉之清润。城门的四个名字，尤其是东门和西门，以明了的方式说出了通州之于明帝国的意义就在于它的运河航运价值。

明代大学士李东阳在《重修通州新城记》中将通州的城市功能说得很清楚：“自文皇帝定都以来，肇立京府，并置州卫，东南漕运，岁入四百万，析十之三贮于州城，既久且富。乃于城西门外辟地建西、南二仓。”并赋诗曰：“文皇建都，治必南饷。州名曰通，作我东障。高城巍峨，有兵有民。漕河北来，饷粟云屯。储盈庾增，新城是筑。”李东阳的记述是非常客观且具有洞察力的。

李东阳在《重修通州新城记》中提到了城西门外的西、南二仓，这是因通州储粮日多而在后来新修的仓库，两仓修在了城外，所以当时便有人上书请求扩建通州城以将西、南两仓圈入城里。朝廷准奏，于是便修建了通州新城，而明初所修建的通州城通常被称为旧城。后来到了清乾隆三十年（1765年），朝廷又将新、旧两城合并，成就了今天通州城的规模。

通州城是因运河而兴起，因此城市的人口构成也必然是以漕运的各个环节而分布，傅崇兰先生在《运河史话》中将通州城市人口分为这样几个层次：“一是通州至北京朝阳门石道的运脚工人约三四千人。二是通州城边土坝、石坝的漕粮搬运工人约四五千人。三是通州东关北关各商船泊岸口装卸工人约二三千人。以上三项总数不少于一万人。四是明、清两代在通州城设有专管漕运仓储、验收的官吏、吏役、河兵，有数字可统计者749人。五是在城内四隅，东、西、南、北城关区，及土、石坝二坝各船只泊岸口，常年从事开办饭铺、饭棚、饭摊等谋求生路者，也有一个相应的数字。”

这样的城市人口构成保证使任何一个研究世界城市史的学者都摇头，因为按照城市发展的规律，一个完整城市的人口构成必须是常住人口占多数，才能真正形成这个城市的社会结构。但对于通州而言，脚夫、搬运工人以及装卸工人这样的流动人口竟然有一万人之多，再加上乞丐、流民、河兵、商贩等几乎占去了城市总人口的一多半，剩下的也多是与这个城市更加没有什么关联的官员。那么，这样的城市到底是谁的城市呢？或者说到底谁是这个城市的主人呢？一个没有人选择以之为归属的城市到底是为谁而存在的呢？

通州依运河而生，它的美丽也是运河赐予，今天所谓的“通州八景”，其中有三景都与运河相关，一是“古塔凌云”，此塔矗立在通惠河畔，高峻突兀，气势非凡，无论是来京还是离京的人，从运河上一眼就能看到。二是“长桥映月”，“长桥”指永通桥，此桥为京东入京门户，横跨通惠河上，桥身修长，远望如长虹卧川，从桥上可以观赏桨碎玉盘美景，因此得名。三是“柳荫龙舟”，指的是当年康熙临幸潞河时龙舟停靠之处，此处每到夏季长柳垂岸，凉风习习，洵为一景。其他如“天际沙照”、“柳岸渔舟”、“漕船飞帆”、“风行芦荡”等通州胜景莫不与运河息息相关。

运河水日夜不停地流着，流过通州城。运河上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但任何一个从通州经过的人都知道，即使他已经路过此地百千次，这一座城市既不是他的起点，也不是他的终点。逆水而上的人的终点是京城，顺水而下的人的终点是烟雨江南。然而不管是顺水而下还是逆水而上，人在坐船路过通州时，心情都特别复杂，希望与失望、得意与失意总是交错来。元代有诗人写道：“京尘冉冉岁华新，重向都门去问津。西日衔山沙水晚，通州城下雨沾巾。”（元·贡师泰《发通州》）夕阳之下的京城西山固然美丽，但是如此遥不可及啊！明代诗人李贽于晚年寓居通州时有诗：“只在此通州，此地足胜游。清津迷钓叟，曲水系荷舟。面细非燕麦，茶香是虎丘。今宵有风雨，我意欲淹留。”李贽本是南方人，此时却淹留北方，无人肯赏，不如归去，在欲去却留的矛盾中折射出的是诗人复杂的内心世界。

是啊，在通州，就在这样一个具象化了的权力中心门外，欲进不得进，欲退舍不得，又有谁能不心情复杂呢？

本版图文均为通州图书馆供稿。选自《话说运河》《龙脉千里大运河》《大运河城市群叙事》，题目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