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商业大发展的时期，这时全国性的工商业城市首推北京和南京，人口都在百万以上。明代北京城市内形成了繁荣的商业街区，包括正阳门地区以及东四、西四牌楼商业区;同时，定期性的商业集市——灯市、庙市以及内市三大市集大大丰富了贸易形式。此外，诸如外市、穷汉市等自由的贸易形式也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城市贸易范围。所谓北京“一切工商胥吏肥润职业，悉付外省客民”。

据万历时的宛平县知县沈榜的记录，仅顺天府的主要属县宛平、大兴两县分别有上中二则铺户3787户和6383户。而下三则铺行（理发、餐饮、修理等服务行业和流动摊贩）更多，可见当时商业之繁荣。

明代前期政府对市场监管比较严格，抑制了商业发展，引发低效率、腐败等问题，这是张居正改革的前提。

张居正改革的最积极成果是通过变革政府管理方式，既增加了国家税收，也促进了社会发展，但传统中国是农耕国家，安土重迁，在法律上、文化上、公共服务上都存在严重的地域区隔，外来人员享受不到本地人同等待遇。所以，社会中层不流动，流动的主体是边缘人，贸易更多面向海外。

由于二元经济（一边是农耕，一边是海洋贸易）结构，所以国内消费力不畅，无力大量从海外采购，所以也限制了明代中国商品发展，只能依靠丝绸、铁锅、工艺品、瓷器、纸张、大黄、茶叶等少数商品，以瓷器为例，基本是不盈利的，只能贡献一点就业率。

二元经济模式导致分工发展缓慢，比如江浙由于大量毁田植桑，粮食全靠湖南，一旦饥荒，江浙富庶之地反而率先受害，导致很多地区不愿向江浙学习。

在二元经济结构之外，还有皇商、盐商等垄断商人存在，他们富可敌国，海商那点利润他们也不太看得上，所以穷奢极欲，明代出现了大量奢侈品，玩好之物越来越多，多是人为创造出来的、可储值的次级金融品，在资金日渐集中却没有投入再生产的前提下，出现了“高平衡陷阱”，即通胀与通缩循环。

通胀是穷人税，因通胀是逐级传导的，与金融连接越紧密、资金实力越雄厚，从中套利的可能性就越高，而资金较少的普通人无力参与金融运作，信息传导到他们时，物价已涨，他们只能承担损失，必然带来通缩。通缩环境下，社会购买力整体不足，百姓亦是最主要的受损对象，所以从事传统农业的只能越来越穷，因定价权不在他们手中，他们只能承受剪刀差。

在相当时期，江南的商业化水准与英格兰不相上下，但英格兰模式却走向了现代化，江南道路半途而废。究其原因，江南道路最顶端时，人均工资水平仅相当于英格兰的一半，人民购买力不足，生产出来东西没人买，就只能降价，降价的结果是工人工资减少，购买力进一步下降，如此循环作用下，富人反而越来越富，穷人却越来越穷，虽有商品经济，却没能实现近代化，富而不久，令人遗憾。

本文主要内容引自《北京地方志·人民生活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