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鼓二楼原是北京城中轴线北端的两大单体建筑，也是中轴线结尾的标志性建筑，或者说是这条气势磅礴、跌宕起伏的中轴乐章结尾的标志性音符。从它们自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修建至今，已有近600年的历史了。其间虽也曾或毁于火灾，或被帝国主义列强所破坏，但它们却一直矗立在北京城中，向人们诉说着那些美丽、动听的故事。而蓝天白云下的钟、鼓楼，在周围大面积四合院的衬托下，也越发显得高耸、神圣。

在中国，自古就有“晨钟暮鼓”之说。而北京城里的钟、鼓二楼也确实在历史上为全城的百姓报过时。但是，永乐帝迁都北京，并在都城规划建设中轴线的北端修建钟、鼓二楼，其目的是否仅仅是为了给全城的百姓报时？其深层次的文化涵义，或者说其象征意义究竟是什么？

一、源远流长的中国钟、鼓文化

传说远在炎帝、黄帝时代就已经开始铸造和使用钟。先秦古籍《山海经》中，就有许多关于钟、鼓的传说的记载：“炎帝之孙伯陵，伯陵同吴权之妻阿女缘妇，缘妇孕三年，是生鼓、延、殳。始为侯，鼓、延是始为钟，为乐风。”

但是，考古发掘证明，远在距今6000至5000年，即公元前3900年至前3000年左右，就已有细泥红陶制成的、光素无纹的钟（或铃）。该钟（或铃）高约9厘米，直径约5厘米，有柄，其肩部两旁各有一小孔与内腔相通。其后，又相继在陕西长安县、湖北天门石家河等地，发现公元前2000多年前的陶质钟。

之所以称其为钟，是因为它已具备了后世钟（或铃）的特征：中空、筒形，一端封闭，一端敞口，由外力撞击而发声，或受外力作用，其舌撞击内壁而发声。它们是人们目前所见的最为古老的钟（或铃）的形态，是中华大地上钟（或铃）的原始雏形。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青铜文化发展的时期，也是青铜乐钟的大发展时期。商代的青铜器制作技艺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且出现了大量的青铜礼乐器和兵器。西周则是先秦礼乐制度形成和确立的时期。青铜钟铃的铸造技术也在此时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到了两汉，铜器的铸造主要由官府控制，并设专门的机构来管理青铜的冶炼和铸造。南北朝至明清，则是佛钟、道钟、更钟、朝钟盛行的时期，同时也是铁钟大量出现的时期。

公元前2年，西汉哀帝在位时，西域大月氏派伊存出使中原。当时，他曾向博士弟子（官名）景卢口头传授佛教经典——《浮屠经》。这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会议1998年3月确定的，作为“佛教初传标志”。其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郎中蔡信等18人赴西域学习佛法……佛教的传入导致了佛经在中国的出现，并在客观上促进了我国钟鼓文化的发展。

北京地区的佛教文化历史也颇为悠久。大约在公元4世纪初，就已由中原传入。辽在北京建陪都南京，金继而又建中都城，元新建大都城，明永乐帝又在其基础上改建、扩建北京城。都城是政治、文化中心的所在，上述各代帝王又都崇尚佛教，致使佛教文化在北京地区得到迅速的发展。明朝更是其大发展时期。

佛钟，也称“梵钟”。由于它是佛教寺院中不可或缺的物器，与僧尼朝夕相伴，寺院的生活几乎都是由“钟”而定。它既是佛乐的乐器，寺院的报时器，更是重要的法器。在隋唐时期，佛钟在寺庙里已十分普及，尤其是汉传佛教，几乎是无寺不有钟，无钟不言寺。钟的声音深沉、浑厚而且绵长，洪亮而且辽阔，佛教徒甚至将其视为与天国神灵沟通的圣器，成为广大佛教徒崇拜的圣物。

二、象征意义是钟、鼓文化的灵魂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祭祀和战争是古代社会最大的两件事，因为它们是获得和维护统治权力最重要的途径。而从考古出的中国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也主要是祭祀礼器和兵器。张光直先生在《宗教祭祀与王权》一书中这样说：“在一个充满争夺的社会中，兵器的威力不言而喻。但拥有礼器时权力的积聚和巩固，更会产生更大影响。”于是，“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用以祭祀。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祭祀礼器的拥有，就意味着对权力的拥有。

先秦统治阶层之所以不惜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来铸造各种各样的铜钟，不仅是因为铜在古代是一种贵重的金属，更重要的是，在人们的心目中，钟和鼎一样，都是权力、地位的象征，甚至成了战争是否取得最后胜利的标志。而在钟、鼓文化所涉及的领域，诸如宗庙的祭祀、宴享娱乐等，钟、鼓之乐规模的大小、数量的多寡、制作的精良程度等，也都成了权力、地位的象征。

周武王伐纣灭商，并在商朝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更完备的政治制度和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这同时也是先秦礼乐制度的形成和确立的时期。大量的青铜礼器和乐器，自然也应运而生。

钟鼓之乐是国家繁荣昌盛的象征。而钟、鼓的权力象征意义在先秦时期被确立之后，在钟鼓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一直被承袭下来，并为历代统治者所沿用。

秦统一中国之后，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销天下兵器，聚之咸阳，铸了六口象征专制统治的大朝钟。朝钟在皇帝受百官朝贺时鸣响，并由是开启了帝王专用的朝钟铸造史。

历代帝王所铸之钟，以明成祖朱棣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所主持铸造的永乐大钟最为有名。大钟铸满了文字（汉、梵文共存的佛教经、咒计100多种，共23万多字）。有明成祖御制的《诸佛世尊如来菩萨尊者神僧名经》，还有其它一些涉及明初社会现状的相关铭文。此外，钟体上还铸有百喻经中的佛经故事等。大钟所铸铭文字体工整、隽秀，相传为明初书法家沈度所书。其铜质优良，工艺极佳。钟体布满佛经，虽意在此钟声象征佛祖宣讲法音、传播四方，但却是永乐皇帝所拥有专制权力、至高无上的最好诠释，即以此向世人昭示他帝王权力的确立，并祈祷“大明一统”，长治久安。

修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的钟、鼓二楼，均筑于高大的城台之上。钟楼通高约48米，全为砖石结构，精致而坚固，灰筒瓦绿剪边歇山顶，四面开券门，楼内悬挂大铁钟一口（后改为悬铜钟）；鼓楼高约47米，重檐、重楼黄瓦歇山顶，楼两层，面阔五间，楼内置鼓一面。

钟、鼓二楼虽为全城的报时中心，但更是明永乐帝一统江山、皇权永固的象征。

三、保护钟、鼓二楼及其周围地区的原生态文化

在上古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人类的命运受着大自然的主宰。他们慑服于自然界的威力而崇拜自然，将由于自然力降于人间的祸福看成是某种神力的作用。而在这整个宇宙的“众神”之中，又有一位至高无上的主宰者，那就是“帝”、“上帝”，或者说是“天”、“天帝”。因此，古人总是把天象的变化和人间的祸福联系起来。“帝天之义，莫大于承天”。所以，《仪礼》说：“天，至尊也”；“君，至尊也。”孔子更把所谓的圣明君主比喻成众星拱卫的“北极星”，并由此形成了“正朝仪之位，辨其贵贱之尊，王南向”。主体建筑面南、中轴对称，成为历代帝都宫殿建设所必须遵循的法则。明清的宫殿建筑，便是严格遵循这一法则，在都城规划建设上本着“天子至尊”的思想，确立了宫、城一体，择中立宫，即以宫城南北中轴线为全城主轴线，构成中轴突出，两翼对称，呈“回”字形的总体布局。而明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城的基础上，并以南京宫城为蓝本改造、扩建而成的。元大都城的总体结构，就是宫为主体，居于城南部中央，自郭城正南门——丽正门，皇城正南门棂星门，宫城正南门崇仁门，北经万宁桥直达万宁宫中心阁，都在一条中轴线上。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条中轴线之西129米处，还有一条与之相平行的南北轴线，其位置相当于今天的旧鼓楼大街。这条南北轴线以钟、鼓楼为标志，正好把元大都城的北半城划分成东西面积大致相等的两部分，即城的中分线。

洪武元年（1368年），明军攻下大都城。为便于防守，而将北城墙南缩五里。明永乐帝迁都北京，即以此作为北城墙。与此同时，又将原大都城南城墙南扩二里，以原大都城的规划建设中轴线为明北京城的规划建设中轴线，废除原位于今旧鼓楼大街南端的钟、鼓二楼，并把它们建在了北京规划建设中轴线的北端，从而形成了南自丽正门（后改称正阳门）、北至钟鼓楼这样一条统领全城规划建设的中轴线。其间经大明门，过天安门、端门、午门，穿紫禁城，出玄武门，越景山，直达钟、鼓楼。这是世界都市中一条最伟大的中轴线。而把象征皇权至上、一统江山的钟、鼓楼也都建在北京城规划建设的中轴线上，并作为它的终结点，这是我国都城规划建设史上的一大创举。

现在的钟、鼓楼虽为清乾隆年间所建造，但是其高耸、沉稳、敦实，“飞檐杰阁，翼如焕如”的形制不变。无论是站地仰望，抑或是前后并峙，互为相望，都能给人以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的透视效果。也因于此，其周围包括街道、胡同、四合院在内的一个范围甚广的历史文化生态环境汇成了钟、鼓楼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只有在这样一个全息历史的环境之中，才能解读得出钟鼓楼象征文化。一旦失去这样的历史文化生态环境，钟、鼓二楼没有了胡同、四合院的支撑，没有了居住在那里的老北京人的文化气息，也就成了被现代高楼所遮挡的古董——孤零零地戳在那儿的古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