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躬耕藉田》 纪清远 卢平

 

我们参与了由北京市文史馆组织的“北京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创作了表现清顺治十一年仲春（公元1654年）清世祖章皇帝行躬耕礼，亲祭先农坛这一重大皇家礼典的历史画《躬耕藉田》。

北京这座拥有三千多年建城史和八百六十多年建都史的古城，在漫长的岁月中积淀了深厚的人文底蕴，作为六朝古都，也见证了北方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与汉民族农耕文化的融合。中国古代北方诸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都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保持较强的本民族意识，但也因受到汉文化影响，逐步走向汉化的道路，这是一个总体的历史趋势。元代统治下，汉文化暂失“独尊”地位，却在清代得到了尊崇——统治者在加强思想控制的前提下，大力弘扬儒学，一改关外伧荒。

祭祀是华夏礼典、儒教礼仪中的主要部分。《左传》中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即国家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战争保卫国家，祭祀则企盼风调雨顺，国之安定。《汉书·文帝记》中有“夫农，天下之本也，其开藉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的记载；三国魏曹植《藉田说》之一：“春耕于藉田，郎中令侍寡人。”足见清代统治者大力弘扬汉文化，承续了中国历代的祭祀传统，目的是巩固其统治根基，弘扬其治国理念。

帝王祭祀先农和亲耕，在古代成为国家重要的祭祀典礼。由帝王祭祀先农，皇后率后宫赴先蚕坛祭祀蚕神，显示了“男耕女织”的农耕文化的深刻影响，体现出最高统治者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与关注。

顺治帝名为爱新觉罗·福临，是满清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他六岁登基，叔父多尔衮摄政。待他亲政后，立志高远，孜孜求治，具备很高的文化素养，又有好胜的尚武精神。福临是“汉化”的推动者，他在革除明末弊政的同时，意在克服满族统治者自身的一些落后因素，顺应历史，实行汉化政策，笼络汉人士大夫，因此缓和了民族矛盾。加之他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日后的“康乾盛世”奠定了根基。至于福临的自责，源于他负有“一夫不获，罪在朕躬”的执政责任心，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他壮志难酬的悲观情绪和为情所困的厌世心境。

对这位年少而大志在胸、励精图治的帝王形象的描绘，确实存在一定难度。毕竟当时他只有18岁，面部表情若过于成熟，便与其实际年龄不符；画得与其年龄相仿，又不免显得稚嫩。所以在人物塑造上，我们主要抓住了他“年少有为”的特点：虽然他是在认真亲耕，两眼却没有紧紧死盯住耕牛，而是流露出忧心忡忡、心系天下的略显凝重的表情，这与福临当时的处境不无关系。

关于顺治帝亲耕先农行躬耕之礼典，并没有留下太多的记载，更没有任何图像资料存世。我们到先农坛考察时，发现了一幅描绘雍正帝躬耕先农坛的长卷绘画复制品。与《乾隆南巡图》、《乾隆大阅图》那类如意馆画家所绘的风格一样，这幅画画得十分具体，仪式场面宏大，人物众多，但只是个场面记录，艺术性不高，却极有参照价值。此外明代诗人吴宽还有一首诗：“春郊风动彩旗新，快睹黄衣是圣人。盛礼肇行非自汉，古诗犹在宛如豳。朝臣共助三推止，野乐全胜九奏频。稼穑先知端可贺，粢盛不独备明禋。”这首诗生动描绘出一幅春郊帝王躬耕祭祀的景象。两者都为创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材料。

至于祭祀礼节和过程，雍正祭祀的相关文字描述十分细致，可作为重要参照——亲王三人、六部、都察院、理藩院等官员九人从耕，礼部尚书主持，鸿胪寺鸣赞，顺天府府尹、户部尚书、耆老（年老而有地位的士绅）上、中、下农夫数人，每个官员的站位、礼仪程序也都记载得非常具体。此外，直观感受也是我们需要的，毕竟心里有底，对创作来说才是最基本的。构草图时，因为求真求全，画面效果不好，人物太多显得拥挤，从画面整体效果考量，在后来做了必要的取舍。画法的选择上，为了充分表现盛大的皇家礼典氛围，用通幅作品营造一种富丽华贵、庄重肃穆的效果，我们采取了工稳的水墨重彩相结合的艺术形式。

历史画创作，首先要坚持“忠实历史原貌”的总体精神。在礼仪规制、人物位置和服装道具上是不能出错的，因此要经常向文史专家请教。为了画好耕牛，我们还特地去往延庆大庄科乡考察，如今拴犁的耕牛已经很少了，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头。另外一开始画时，犁是红色的，去先农坛展室参观后才得知帝王用的犁是黄色的，即使原来的色彩关系非常好看，也必须要改正过来。

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与自由创作不同，有其特殊规律，当务之急就是要准确理解史实和艺术之间的辩证关系，务必还原出历史的状貌。而它最终的呈现方式，还是一件美术作品，并非原封不动的历史记录或图解，这就要求创作者一定要把握好这个“度”，一旦掌控不好，无论是在哪方面出现偏差，都会影响到创作的质量。总之，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应该定位为“艺术地再现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