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单就日牌楼（光绪二十九年拍摄）

 

 

 

 

 

 

甲骨文“单”字的四种写法

 

篆字“竿”的两种写法

 

 

2008年从原址向东移约一百余米且略偏北位置复建的西单瞻云牌楼。

 

萧吾石

如今北京的地铁四通八达，成为不少人出行时首选的交通工具。我每次乘坐地铁，还特别留意站台的设计，很多颇具古都韵味的站台设计堪称北京的“名片”。然而，几天前在地铁5号线东单站F口进站后，我却被进站大厅西墙上一处用书法写的《东单简介》惊着了。这个“简介”字迹遒劲俊美，洋洋五六百字，几乎占了半面墙，非常抢眼。可是细看其内容，却发现这个“简介”中的有些说法颇为“牵强附会”，很值得商榷。比如开篇的第一句：“北京东单位于天安门正东近两公里东西长安街与东单北大街崇文门内大街交汇处，东单之名源于殷都，是远古时期为测量太阳与气象而流传下来的地理名称……”这里将东单之名一下子上溯至3000多年前、远在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都，岂不是扯得太远了？紧接着，“简介”又对“单”字做了一番探寻：“在古文字中，单即是竿，是古代测量日影的工具，也就是后来的日晷。日晷就是太阳的影子，最早测太阳影子的方法是立竿见影。”并由此推断：“东单就是日出东方之意”。然后，又搬出《周礼考工记》为这个“简介”引经据典：“古人在空旷的平地上立一标竿以观察日影，测量时间方位和定节气。故后来人们在东单正东近两公里处建立了一个观象台……”东单这个地名的由来，真的有这么“复杂”吗？

东单之名与殷都有关系吗？

北京城肇始于“蓟”， 殷都建城时间比“蓟”早270多年

众所周知，殷都主要指殷墟，距北京有500多公里，位置在今天的河南安阳小屯村。史学界公认的殷都建城时间是盘庚十五年即公元前1319年，比被视为“北京源头”的蓟城建城早270多年。盘庚十四年，商朝第二十位君主盘庚迁都于殷。盘庚十五年，开始营建殷都。到公元前1046年的牧野之战，周武王率领诸侯联军击败商军，帝辛在鹿台（今河南鹤壁）自焚而死，商朝灭亡，共经历了八代十二位君王二百七十三年，这里一直是商代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殷都也是中国第一个有文献记载并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都城遗址。

北京城的源头是“蓟城”，始建于公元前1045年。根据《礼记·乐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的记载，周武王十一年即公元前1045年的“武王封蓟”，被史学界认为是北京城的“肇始”之年。1995年，为纪念北京建城三千零四十年，在广安门外的滨河公园建起一座蓟城纪念柱并镌刻铭文：“北京城区，肇始斯地，其时惟周，其名曰蓟。”

根据考古发现，早在几千年前，北京地区曾有“蓟”和“燕”两个自然生长的邦国，因而历史上的北京有“蓟”和“燕”两个名称，为什么将“武王封蓟”作为“肇始”之年？这是缘于“蓟”和“燕”都先后把“蓟丘”作为都城。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伐商灭纣”，建立了周王朝。为加强对中国北方的统治，分封了先圣王(一说黄帝，一说尧帝)的后裔于蓟。据《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到了周成王时，又封王室贵族召公于北燕。“北燕”即今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一带。后来渐渐地“蓟微燕盛”，“蓟”被“燕”所灭，当时因“蓟”城的位置在华北平原的北端，是中原与塞上往来的交通枢纽，“燕”遂将国都都城也迁到了“蓟”。因此，作为北京城“肇始”标志的蓟城纪念柱，也就建在了“蓟丘”的位置，即今天的广安门外滨河公园。如果按“简介”中“东单之名源于殷都，是远古时期为测量太阳与气象而流传下来的地理名称”的说法，在逻辑上岂不荒谬？

“单即是竿”的说法从何而来？

古文字“单”和“竿”毫无关联，“单”字最早是一种捕蝉工具

在“东单简介”中，对“单”字所做的一番探寻同样缺少逻辑：“在古文字中，单即是竿，是古代测量日影的工具，也就是后来的日晷。日晷就是太阳的影子，最早测太阳影子的方法是立竿见影。” 那么，“单即是竿”的说法到底从何而来？古文字“单”和“竿”有关系吗？

古文字通常是指迄今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又称“殷墟文字”。19世纪末年，在商代都城遗址即今河南安阳小屯曾出土了很多刻着不同文字的龟甲和兽骨，故称甲骨文。据考，这是中国商代后期（公元前14世纪至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的文字，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体系最为完整的一种文字。在考古出土的甲骨卜辞中我们不难发现，“单”字在甲骨文中已经有好几种写法，如、、、……这些写法都可看作是一种“丫”形，故这是一个象形字。学术界一般认为，这是一种捕猎工具，用绳索绑上石块，与弹弓的攻击原理一样。也有学者认为，鉴于先秦时即已流行在长竿头放置黏丸（或网罩）捕蝉的现象，甲骨文“单”字最早应为一种捕蝉工具。《庄子·达生》记载，孔子当年曾在南方楚国境内亲眼看到一位驼背老人用这种方法捕蝉，并就此推测出甲骨文“单”与疑似甲骨文“蝉”字之间有某种联系。还有学者认为，由于甲骨文“蝉”字和疑似甲骨文“夏”字常被“混淆”，故而甲骨文“单”与甲骨文“夏”字也应有所关联。然而“单即是竿”、将“单”视为“竿”的说法却从未见过。

“竿”字是一个形声字，从竹，干声。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竿”字的解释是：“竿，竹梃也。”篆文和都是上边为“竹”下边为“干”，其造字的本义是竹子的主干。如《诗·卫风·竹竿》：“籊籊竹竿，以钓于淇。岂不尔思？远莫致之。”意思是钓鱼竹竿细又长，曾经垂钓淇水上。难道不把旧地想？路远无法归故乡。清代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对“竿”字又做了进一步的阐释：“竿，竹梃也。木部曰。梃，一枚也。按挺之言挺也。谓直也。卫风曰。籊籊竹竿。引伸之木直者亦曰竿。凡干旄，干旟，干旌皆竿之假借。”

可见，从“单”和“竿”两个字的源头来看，“单即是竿”的说法似乎并不存在。

“东单就是日出东方之意”根据何在？

东单之“单”指“单个”牌楼，古观象台源自元代司天台

在“东单简介”中，还有一种说法有待商榷，这就是“古代东方象征春季，并立竿为单以测定阴历春分节气的太阳位置，所以东单就是日出东方之意……古人在空旷的平地上立一标竿以观察日影，测量时间方位和定节气。故后来人们在东单正东近两公里处建立了一个观象台，其渊源是与此一脉相承的。”

确实，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可以说是古人根据太阳东升西落的运行变化规律总结出来的：日出之向为“东”,日落之向为“西”,阳光正射之向为“南”，背阳之向为“北”。《说文·东部》：“从日在木中。”意思是太阳在“木”中，刚刚升起，所以东即是太阳升起的方向。但即使从“东”字的引申义去理解，恐怕也说明不了“古代东方象征春季”、“东单就是日出东方之意”吧？

东单之所以叫东单，说来其实简单得很。东单、西单名字中这个“单”都是单独一个牌楼的意思。这两座“单牌楼”始建于明永乐年间，为四柱三间冲天式木牌楼，两座牌楼上面最早还分别写有“就日”和“瞻云”。清代朱一新在《京师坊巷志稿》中记载：“就日坊北大街，俗称东单牌楼大街”。“瞻云坊北大街，俗称西单牌楼大街”。与东单、西单得名一样，东四、西四也是因为最早那里各有四个牌楼，所以被称为东四、西四。这就是《京师坊巷志稿》记载的：“东大市街有坊四：东曰履仁，西曰行义，南北曰大市街，俗称东四牌楼大街”。“西大市街有坊四：东曰行仁，西曰履义，南北曰大市街，俗称西四牌楼大街”。而东单牌楼上的“就日”二字也丝毫没有“简介”中“日出东方”的寓意，“就日”语出《史记·舜帝本纪》：“帝尧者，放勋。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就日”之“就”有靠近、靠拢进而追随的含义，“日”比喻天子。“就日”二字则是比喻对天子或君王的崇仰或思慕。

“简介”中关于在东单正东近两公里处建观象台、其渊源“一脉相承”的说法也有生拉硬扯之嫌。据北京古观象台的相关介绍，位于建国门桥西南角的北京古观象台源自元代的司天台，其位置在今古观象台北侧，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由天文学家王恂、郭守敬所建。明正统七年（1442年），又在元大都城墙东南角楼的位置修建了一座观星台，清代改观星台为观象台。明观星台选址在元大都城墙东南角楼的位置，是缘于紧邻司天台旧址，与“东单正东近两公里”似乎没有什么“一脉相承”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