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晨清 制图

 

 

■邱崇禄

近日有多家媒体报道东城区新太仓片区治理“开墙打洞”时，特意提到，这一片区以梁启超故居而闻名。在网上查阅资料时，人们也非常容易得知，东城区北沟沿胡同23号的四合院是梁启超故居。不过，关于这一点争议颇多。多年前曾有媒体报道，梁启超后人提出，梁启超并没有在此居住过。

尽管梁启超故居存在争议，但可以确定的是，一百多年前，梁启超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在北京留下了深刻的印记。1890年，梁启超在新会会馆开启了科举之路。然而受时势影响，他的科举之路颇为不顺，后来，他走上了维新的道路。1898年，寓居新会会馆的梁启超，与康有为等人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十三年后，从日本归来时，梁启超不再是“青涩少年”，而是万人敬仰的大学者，此时的他在北京，同样也没有固定的居所，北海团城、南长街54号等处都有他的身影。

巧合的是，梁启超踏入北京的第一站在宣南，人生的最后一站也在宣南：梁启超去世后，其灵柩停放在广惠寺，并从广惠寺葬入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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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会会馆和杨椒山祠的青春岁月

梁启超在北京的起点，是位于粉房琉璃街115号的新会会馆（坐西朝东）。清时，新会县属广州府，京城虽有广州会馆，但人多房少，常无法安置，建造新会会馆成为新会举子的愿望。1852年，新会的一位富商捐建了新会会馆，翌年春建成，称“新会邑馆”。

梁启超1873年出生于广东新会一个半耕半读的家庭，祖父曾任县教谕，父亲是私塾先生。梁启超自幼受到严格教育，聪颖好学，少年即以神童闻名乡里，十二岁在广州中秀才，光绪十五年（1889年），梁启超成为乡试举人，当时的主考官李端棻赏识他的才华，将自己的堂妹李惠仙许配给了他。

光绪十六年（1890年）春，梁启超在父亲的陪同下，第一次赴京参加举人会试时，就住在新会会馆。当年会试落第后，梁启超取道上海返回乡里。

正是在这一年，经陈千秋引见，梁启超认识了在广东南海的康有为先生，并做了康有为的拜门弟子。梁启超后入读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为他以后的学术和事业打下基础。光绪十七年（1891年）冬，梁启超进京与比他大四岁的李惠仙在宣外永光寺西街新会新馆完婚（1883年，新会举人吴铁梅发起筹建新馆，恰好在宣武门外永光寺西街有冯氏大宅出售，经多方努力，筹得白银6000两买下大宅，新会新馆在1885年落成）。

1892年农历正月，祖父病逝，梁启超与李惠仙再次离京。此次回家，居家乡读书一年有余，专心研究新学，阅读江南制造局所译之西书，并学习英国人傅兰雅所辑之《格致汇编》。梁启超的变法维新主张，日益坚定。

光绪二十年（1894年），梁启超偕夫人李氏入京，住在粉房琉璃街新会会馆，是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梁启超忧愤时局，更努力学习算学、地理、历史等。十月，梁启超再次回到广东。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梁启超与李惠仙一起回到北京，再次寓居在新会会馆。在这次会试中，康有为中了进士，被授工部主事，而梁启超却落了榜。关于原因，有文章如下记载：考官阅读梁启超试卷时，为文中纵横磅礴的气势、洒脱不羁的风格和绚丽多彩的文句所动容。通篇文章中的思想与康有为相同，尽管考官对梁启超的试卷爱不释手，但考官生怕是康有为所做而错打高分，并因而得罪主考官、大学士徐桐。所以，考官只得忍痛割爱，在试卷上题跋“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收时”。

在此也要提一下关于康有为中进士的话题。近年来，对于康有为是否中进士有不同说法。据《清史稿·康有为传》：“康有为，字广夏，号更生，原名祖诒，广东南海人，光绪二十一年进士，用工部主事。”但有不少人认为康有为并没有中进士，持这种观点的人有一明确的证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记载的光绪二十一年共两百九十二名进士中，并没有找到康有为的名字，甚至连康姓的进士都没有。不过，另据中国国家图书馆《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会试录》以及《光绪二十一年进士登科录玉音》等材料记载，康有为以“康祖诒”之名参加会试，中第五名，后改名“康有为”参加殿试，在殿试中得二甲第46名。

尽管梁启超没有中进士，但粉房琉璃街115号的新会会馆给他留下了太多的记忆。从1890年第一次到北京，再到1898年逃亡日本的八年时间里，他的许多活动和前期的著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新会会馆虽非真正意义上的梁启超故居，但与梁启超有着重要的联系。新会会馆的保护也历经曲折。多年前，我曾到新会会馆探访，高大的门楼已由红砖翻建，大门早已不知去向。空空的门洞，显露着院里的一切。门梁之下坠挂着两个红色的灯笼，上面落满了浮尘。当时，被梁公称为“饮冰室”的中院三间北房还在，院内不少住户房屋已经腾退，违建正在拆除，人们都期待着新会会馆以新的面貌示人。多年过去了，近日再去，新会会馆仍旧破败，周围的建筑拆了，新会会馆成了孤岛。两面还有一些住户没有搬走。不过，院子的格局基本还在，只是大门上的灯笼没了。

除了新会会馆，还有一个地方改变了梁启超的人生轨迹，那就是松筠庵。松筠庵也叫杨椒山祠，位于宣武门外达智桥胡同路南12号，坐南朝北。它是明嘉靖年间杨继盛的故居。清初改为松筠庵，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将其正屋辟为杨椒山祠。道光年间增修后花园的谏草堂和西南的谏草亭。

就在1895年梁启超入住新会会馆，再次准备会试时，发生了一件举国轰动的大事：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梁启超发动广东81名举人联名上书拒签合约，昼夜奔走宣南各会馆，动员各省举人上书，协助康有为召集在京的应试举人1300多人，他们聚集在松筠庵和对面的嵩云草堂，商议向清廷请愿的事情。与会者一致推举由康有为起草奏书，康有为在谏草堂内奋笔疾书，写出了1.8万多字的《上皇帝书》。书中明确提出了拒签中日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的三项主张。

梁启超等人把这份上书抄写多份供大家传阅，举人们打算于5月2日前往都察院递交《上皇帝书》，最终以失败告终。不过，也有另外一种说法：在正要递交《上皇帝书》的时候，传来《马关条约》已经签字的消息，而且第二天又传出康有为中进士的消息，这份万言书并未递交。尽管“公车上书”失败，但梁启超的戊戌维新运动正式开启。

梁启超的书法作品 

 

香山东麓植物园内的梁启超夫妇墓

 

南长街54号院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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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会馆著书立说

“公车上书”失败后，康有为在南海会馆创办了进步刊物《万国公报》。这一时期的梁启超表现十分活跃，在《万国公报》上撰写了大量文章，这些文章着重宣传“富国”、“养民”、“教民”之法，是对康有为《上皇帝书》的变法主张进一步发挥。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1895年11月）康有为组织的学会——强学会在安徽会馆成立。

康有为选定安徽会馆作为组织戊戌变法的集会场所，首先是看中了安徽会馆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大部分维新派人士多居住在安徽会馆附近。康有为从光绪八年（1882年）来京参加会试，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一直居住在米市胡同的南海会馆。梁启超住在粉房琉璃街的新会会馆，谭嗣同住在北半截胡同。从地理位置分析，安徽会馆是比较理想的集会场所。当然也有说法，安徽会馆能够成为戊戌变法的策源地，还与李鸿章的暗中支持有关系。李鸿章对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十分支持，康有为创建强学会，李鸿章自愿捐金2000两入会；《强学报》创刊，李鸿章再次捐金1000两。不过，因为当时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成为天下罪人，康有为拒绝了李鸿章的捐款。

在强学会，梁启超被推选为书记员，协助康有为起草序文及章程。而后，康有为离京南下，成立上海强学会。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1895年12月）强学会把《万国公报》改为《中外纪闻》，扩充内容，介绍西方国家的情况及自然科学知识，探讨各国强弱之缘。作为强学会会刊《中外纪闻》主笔的梁启超，迁住进强学会所，尽览该会所购西书，“日以翻译西书，传播要闻为事”，以求中国自强之学。

然而强学会很快就遭到守旧势力的攻击。1896年1月御史杨崇伊首先发难，上奏指出强学会“植党营私”，“请敕严禁”。于是强学会和《中外纪闻》遭到封禁，图书仪器被查抄，与此同时，上海的强学会也被迫解散。

第二年3月，梁启超离京赴沪，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创办大同译书局、女子学堂和参加筹备《时务报》。同年10月，梁启超前往澳门筹办《新知报》，同时应聘湖南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推动湖南新政。

说来有趣，虽然强学会存在了短短几个月便被解散，但其依然以特有的方式留下了印迹。如今，在虎坊桥十字路口的西北角，有一座高4层占地1100余平方米的船形大楼。大楼设计新颖独特，外观前卫典雅。这座大楼就是建于1920年的京华印书局。京华印书局与强学书局（强学会是以讲学为主的学术团体，强学书局是以译印中外时务新书为主的文化机构）有关。强学书局遭到查抄、《中外纪闻》遭到封禁后，御史胡孚辰上奏“书局有益人才”，建议把强学书局改为官办。清政府听了胡孚辰的上奏，下令改设直隶官书局。后官书局经营不善，被上海商务印书馆买下。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改名为京华印书局。京华印书局的前身原在前门外西柳树井（今珠市口西大街），《中外纪闻》就是在那里印刷的。

北京文史学者叶祖孚先生在他的文章《京味书楼的历史沿革》中写道：“我在1950年来到京华印书局，会见了当时京华印书局的经理宣芦先生。他是原来上海商务印书馆派到北京来经营京华印书局的代表，熟悉这家华北有名工厂的历史。我俩坐在一张写字台边谈话，他指着这张桌子对我说：‘这张桌子就是康、梁当初办公用的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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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世后停灵宣南广惠寺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2月，梁启超再次进京，再次住进粉房琉璃街115号的新会会馆。时值沙俄强租旅顺、大连，德国兵在山东即墨县毁坏文庙孔子像，消息传来，梁启超忧愤万分，联名各省举人发表《拒俄变法书》和《请联名上书查办圣象被毁公启》。没过多久，梁启超又写出《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力主废除八股取士，并起草《保国会章程》。

4月，康有为在粤东新馆发表演说，议定《保国会章程》。此后，梁启超在嵩云草堂（松筠庵对面）发表演说，他向人们分析中国面临的危机，号召人们开学会，讲救国之道。

6月11日，光绪帝颁发《明定国是》诏书，戊戌变法正式开始，这令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欣喜若狂。7月3日，梁启超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被光绪皇帝赏六品衔，并责成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9月18日光绪帝被软禁，慈禧再度训政，下令逮捕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变法人士。此后，康有为逃往海外，梁启超逃亡日本。

清政府灭亡后，请梁启超回国的呼声日盛。在日本待了十三年后，梁启超于1912年底回到中国。1913年9月之后，梁启超先后任袁世凯的司法总长以及币制局总裁。不过，当时的政局并不稳定，梁启超在北京的住处也不固定。1915年，当袁世凯密谋称帝时，梁启超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声讨袁世凯称帝。接着，梁启超又与蔡锷等人组织云南起义，公开举起反袁旗帜，参与领导护国战争。1917年6月，张勋复辟，梁启超协助段祺瑞在马厂誓师，平定溥仪重登皇位的丑剧。随后， 梁启超出任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署长。同年11月，由于冯、段内部矛盾，国务总理段祺瑞辞职，梁启超亦辞去财政总长一职。

晚年的梁启超，著书立说，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从1921年秋开始，他先后在清华、燕京、南开、东南大学授课，还到各地学府讲演。这一时期，梁启超的写作进入黄金时期，先后著有《中国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清代学术概论》、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儒家哲学》等。他撰写2000多万字，辑为《饮冰室合集》148卷。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因病逝世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56岁。一代学者英年早逝，梁家向亲友们发了讣告：家主梁总长任公于一月十九日未时病终协和医院，既日移入广惠寺。哀讯传出以后，当时的政坛和学界都深感痛惜。

在广惠寺举行的追悼会上，熊希龄、冯玉祥、丁文江、胡适、钱玄同、朱希祖、张贻惠、瞿世英、陈衡哲、杨树达等人以及梁启超的众多弟子、亲友参加追悼会。

广惠寺位于广安门内大街北侧的建学胡同，坐北朝南，相传建于元代，建筑规模较大，分东、中、西三路。以中路为全寺的主体建筑，共有三进院落、四重殿堂。如今，广惠寺最前面的山门与后面的大殿早已隔开，形成独立的院落。面阔三间的山门，原先左右各建有角门一座，现仅存一座。而且，山门被许多棚屋遮挡，让人无法看出原有的规制。只有房檐下的石匾上刻着“护国广惠寺”五个白粉笔描过的字迹，还依稀可辨。要看广惠寺大殿，必须绕道，从西门进入。

广惠寺公祭后，人们将梁启超的墓园选在了香山卧佛寺东，一个三面环山的幽胜之地。整座墓园筑有一人高的石砌围墙，长宽各约为150米。墓园中的墓地东西长40余米，南北宽5米有余，坐北朝南。其墓碑由黄色花岗岩石砌成，碑身呈凸形，碑身阳面题刻“先考任公府君暨先妣李太夫人墓”14个正方的大字。碑身阴面刻有“中华民国二十年十月，男梁思成，思永、思忠、思达、思礼、女适周、思顺、思庄、思懿、思宁、媳林徽因、李福曼、孙女任孙敬立”的小字。

碑前有供台，碑后是梁氏夫妇合葬墓。梁氏夫妇墓的东侧，有一棵高大的白皮松，白皮松前的“母亲树”落地碑，是梁氏后人为纪念梁启超第二位夫人王桂荃女士而立。

在风云际会的年代，宣南这样一个会馆林立、士人集中的地区，自然成为维新运动的策源地，这也成为梁启超施展才华的舞台。他的那些激情昂扬的文字，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中国的急剧变化，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可以说，宣南见证了梁启超的青春岁月，也见证了他故去后的荣光。

补白

民国年间梁启超在北京时住哪儿

梁启超在日本，一待就是十三年。1912年10月，梁启超自日本回国。回国初期，梁启超大部分时间住在天津。当时他是独自一人回国，直到第二年梁氏一大家人才回国。当时民国肇始，各方势力都极力延揽梁启超入京出谋划策。这段时间，梁启超都是北京天津两地跑。他在给梁思顺的信中这样说道:“政府狼狈求救，社会沸热如狂，吾处其间，应付殊苦。”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刺身亡，当时局势一度非常紧张。民国政府也为梁启超加强了安保。当年4月17日，“此次入京住东单二条之住宅（系光绪帝师翁同龢旧宅）环以千数人。”根据梁启超后人梁思萃的文章记载，1913年5月，梁启超入住北海团城。

1913年9月熊希龄内阁成立，梁启超任司法总长，他面临给家眷入京找住所问题。他在8月5日的家书中说考虑在漪澜堂安家。但“房子看数处，终不合适。今日往看北海之镜清斋（静心斋），其地风景绝佳，布置精雅，号为北海之冠……今拟另租一较小之房在近市之地，而家眷则居海上。”但漪澜堂和镜清斋似乎都没成为其住所。1913年10月，梁启超买下前细瓦厂的房子，搬离团城。关于这处宅子的记载非常少，而且梁启超在这里也并没有住太久，1914年底梁启超辞去币制局总裁一职，后来又发生袁世凯称帝等一系列变故，梁启超即使到北京，也不久居。

2012年，《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的问世，引起人们广泛关注。通过这些档案，人们才知道位于南长街54号的宅院是梁启超和梁启勋兄弟二人精心营造的居所。该院里外三进，最高的南房曾是梁启超的固定卧房，康有为与其女康同璧亦是房中宾客。1919年旅欧回来后，梁氏兄弟在南长街54号的聚会更多。清华讲学期间，梁启超若是进城，便住在南长街54号专心治学。

但对此院产权问题，梁启超直系后人与梁启勋直系后人有不同看法。梁启超直系后人认为南长街54号不是梁启超的房子，也不是合买的，它只是梁启超在北京的临时住处之一，梁启超还有北海团城、清华大学教员宿舍等临时住处。

而梁启勋直系后人则认为，南长街54号是两人合买的小院，那里是梁启超相对固定的住处，因为家里很多东西就是梁启超的。在清华讲学时，梁启超每周六下午到这儿住。

虽然对于产权有着诸多争论，但这并不影响这处居所对于两家人的重要意义。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姻缘，与这座宅邸有着奇妙的联系：二人结婚的文定大礼就在南长街54号院中举行。当时，父亲梁启超悉数吩咐，仲父梁启勋亲自操办，梁思成与林徽因缔结一桩世纪姻缘。

如今，南长街54号只剩下孤零零的院门和一片废墟。

至于此前被正式认定的梁启超故居——北沟沿胡同23号寓所，争议更大。据梁思礼回忆，那是1930年代初由大姐梁思顺和姐夫周国贤夫妇购置的，他小时候经常去玩儿，对那里非常熟悉，但那不是梁启超的故居，因为购买时，父亲梁启超已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