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秋，亢冬梅（左）与金秀芳合影

2017年夏，失散五十余年后两人再次相聚。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供应非常有限的飞鸽变速自行车。

  近日，史家胡同博物馆举办了“回家·旧影”的展览。展览共包含“街坊往事”“胡同古今”“京城旧影”“游园京梦”四大板块。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街坊往事”板块，在以“家”为主题的展厅内，展出了来自史家胡同一带八个家庭的五十余张老照片。从这些照片中，人们不仅能够看到一个个家庭的变化，更能感受时代的变迁。

  有趣的是，因为展出的良好效果，在展览的最后一周，史家胡同博物馆的展厅，还特意举办了德外老街坊的老照片展，这些老照片为人们讲述鲜为人知的德外老街坊的往事。

  从某种意义上，这些照片背后所记载的个人史，丰富了整个城市的历史。

1 在史家胡同住了六十多年

  史家胡同博物馆坐落在史家胡同深处。博物馆本身就是一座保护完好的四合院。里面有很多北京人熟悉的老物件，踏入其中，迎面而来的是亲切与温馨。而“回家·旧影”展出的老照片更让人恍若置身多年前的四合院里。

  王虹光是本次的策展人，收集和整理这些老照片，她付出了不少心血。但是看着人们通过普通家庭的老照片，了解更多鲜活的历史，她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老照片的征集是史家胡同博物馆的长期活动。史家社区常年面向居民征集老照片，但是苦于社区日常工作繁重、人手有限，无法将居民提交照片时讲述的照片背后的故事记录下来。因此，史家胡同博物馆协助社区，以原来的老照片征集活动为基础，建立“老照片工作坊”，由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带着志愿者，帮助居民扫描老照片，同时请居民讲述老照片背后的故事，并以视频、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与社区共同留存一份属于史家胡同居民的口述史档案。

  此次史家胡同博物馆推出的“回家·旧影”展览，展出了史家胡同一带八个家庭的五十余张老照片。一张张老照片忠实地记录了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时刻，这些个人历史画卷，反映的不仅是史家胡同的变迁，也是整个北京城的变迁。在整理中，王虹光发现，相比于其他胡同，史家胡同的居民变动不大，在这里居住长达数十年的家庭非常多。

  今年82岁的王淑芬老人，是史家胡同20号院的居民，她在这里居住已有六十多年。王淑芬老人说，她18岁开始工作，哥哥给她找了一个中文打字学校，学了一段时间，她到外文出版社（现灯市口皇冠假日酒店）考试，结果她只会中文打字，人家要求外文，她就回家了。1955年，20岁的王淑芬结婚了，丈夫是北京人。他俩是经长辈介绍认识的。王淑芬当时在文化部开车，她爱人的父亲在教育部开车，后来两个长辈认识后，就撮合了这门亲事。她爱人自从北京人艺建院后，就一直在人艺工作，结婚后，他俩分了房子，就是史家胡同20号院。六十多年了，王淑芬一直住在这里没动。“结婚证早就丢了，爱人是1999年去世的，因为肺气肿。”

  六十多年，北京这座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王淑芬在这套院子里，滤去了六十多年的世事纷争，无疑是幸运的。如今，闲暇无事时，她像很多老北京一样，爱在附近逛逛，和邻居话话家常。过着她喜欢的胡同生活。

  在展厅时，王淑芬老人拿来不少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她十来岁时的照片，她打扮得干干净净，穿的也是新衣服，只是脸上没有笑容。王淑芬老人说，这张照片是1949年前，她表哥给她拍的。当时父母把她送到大姨家。但等到过年的时候，爸妈还不接她回家，她心里非常难受。所以，即便穿着新衣服，也不开心。这张照片也令王淑芬老人感慨万千，拍这张照片时，王淑芬正值豆蔻年华，但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时，她已经是80多岁的老人了，“三哥跟我说，给你找出了一个宝贝，我一看，就是十多岁时照的那张一寸大的照片。”

  王淑芬老人还展示了一张大的全家福。这是前几年，王淑芬生日后，一大家子人在首都剧场对面的一个饭店里照的。“这不是赶上我生日的时候照的。我根本就没过过生日，说实在的，我就是烦过生日。我的一个小重孙子生日和我就差两天，大家说一块过吧，老太太晚两天，小重孙子提前两天，正好赶上周末，大家聚在一起，照的这张。”

  史家胡同25号院的王娜与史家胡同有着四十年的缘分。史家胡同记录了他们一家浓浓的亲情，他们也见证了胡同的变迁。王娜保留了很多老照片。“1977年至1978年，全国搞‘工业学大庆’，那时候我负责展览，从财务、人事……干了一大圈。”王娜回忆，“当时我们家住在史家胡同，房子小住不下，我就住在办公室。” 改革开放后，财务行业缺乏人才，王娜便参加了财务会计培训班，从事财务工作。

  王娜一家几代人都居住在史家胡同，在这里有他们数不清的美好回忆，同时也见证了史家胡同从曾经的破旧到整修后的焕然一新。从1977年入住史家胡同至今，王娜与邻里之间关系非常亲密，对生活了几十年的胡同感触颇多。“原来的胡同破破烂烂的，你看我们的那个照片里，很多待改善的地方。”王娜指着20世纪80年代末，儿子和侄儿在家门前的合影，“从照片上看，墙上的砖头都快掉了，我们院一进去是个大坑。现在通过改造，填平了，有时候我还不习惯呢。”

  王娜对史家胡同的现状很满意，“胡同很整洁，你看现在还有花坛，包括现在窗户外面统一做的围栏，空调外机都装得很好，真的很整洁。”

  86岁的王素芬老人在史家胡同3号院住了半个多世纪。20世纪50年代，她作为村里的劳动能手和技术人员来到北京。她的丈夫1953年考入银行工作，之后他们一直在这里。王素芬老人的三个孩子都是史家小学毕业的，三个孙女也是史家小学毕业的。她对史家胡同充满了热爱。

2 德外“新房子”街坊“回家”

  在王虹光举办史家胡同“回家·旧影”展览后不久，她的同事孙天培心里悄悄打定了一个主意。此前，孙天培曾在“北京人文地理”公众号上，征集过不少北京出生地的老故事，其中有一篇寻找讲述德胜门外大街旧时生活并寻找儿时玩伴的文章，唤起了众多德外老街坊的回忆。

  随着这篇文章的持续发酵，越来越多失散多年的德外老街坊重新联系起来。德外老街坊很快就建起了微信群，六七十岁的老人们像孩子般兴奋，在群里诉说数十年前的邻里往事，展示自己珍藏的老照片。孙天培同样也在群里，他为老街坊的热情所感染。当老街坊们商量在哪聚会时，他灵机一动：何不利用史家胡同博物馆“旧影”展览的契机，举办一次德外的“旧影”展呢？博物馆里老物件不变、展览陈设不变，只需替换上德外老街坊的照片就可以了。

  于是，在史家胡同博物馆“回家·旧影”展览的最后一周，德外老照片也得以展出。“在史家胡同博物馆举办德外老街坊的老照片展，尽管看起来有些奇怪，但两者的内容是一致的，都是关于老北京的口述历史，这对史家胡同博物馆也是一种延伸。”

  德外的老照片同样唤起了人们的许多记忆。在德外老照片开展的当天，三十多位来自德外“新房子”的老街坊如约而来。其中，好几位此前刚刚才联系上，还未来得及谋面的老街坊，在展览现场相拥而泣。

在德外老街坊们的讲述中，关于德外“新房子”的一段往事也浮出水面。

  所谓德外“新房子”，就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德胜门外冰窖口一带修建的一片新楼，共五栋楼17个院子。如今已经退休的李萍，提起当年在“新房子”的生活，眼中顿时亮了起来。

  上世纪六十年代，李萍还是个小学生，她的父亲李鸿儒是德外街道办事处主任兼书记，因为是“政府工作人员”，她的父亲自然也成了德外“新房子”这一片的“大管家”，街坊邻里的大事小情都爱找李鸿儒商量。

  李萍印象最深的是，当年父亲为这里的住户“发明”了一种公平的收水电费制度。当时，“新房子”里的每栋楼只有一个总的水表和总的电表，而每栋楼里又住着人数不等的家庭户，如果按家庭均摊，大家多少会有意见。于是，李萍的父亲决定按每瓦（电器的功率单位——瓦特）来收钱：先统计每家电器的瓦数，然后相加，得出这栋楼的总瓦数，用总电费除去总瓦数，就是每一瓦需要交的电费，每家按照这个基数，算出自己家里该交的电费。

  水费以此类推，先统计出整栋楼的总人头数，总水费除去总人头数，就是每个人的水费，每个家庭该交多少水费就一目了然。同时为了保证公平，李萍住的这栋楼的12家住户，每个月轮流收一次水电费。李鸿儒的这种收费方式让大家特别服气，“新房子”里的住户们很少为电费和水费闹别扭，自然而然，一直以来邻里关系非常好。

  对于“新房子”的生活，李萍记忆中有一个颇为难忘的片段。夏天，大家爱把桌子摆在外面吃饭，“新房子”不像四合院，这些住户都是一字排开。到了饭点，如果有一家摆桌子准备吃饭，不一会儿，走廊上准会热闹起来，邻居们先后张罗着，摆桌子吃饭。数十家住户一字排开，坐在外面的桌子上吃饭，还不忘家长里短聊天，一幅其乐融融的景象。

  李萍不无感慨地说，当年邻里之间可以用“夜不闭户”来形容。当时，每家每户一把锁也就配一把钥匙，为了方便，锁上门后，会把钥匙搁在邻居家。如果需要给炉子添煤了，或者水烧开了，邻居就会拿着钥匙开门进去，添煤或者把开水灌到暖瓶里。

  李萍父亲常以单位为家，而母亲上班也早，每天一大早就走了，留下睡梦中的李萍。父母早上出门把门锁好后，会把钥匙放在隔壁的金家。到了上学的点儿，金家的二姐三姐会过来打开门，叫醒李萍，她们几个孩子，吃完早饭后一起去上学。

  没过几年，“新房子”的孩子们开始走向五湖四海，再到后来“新房子”被拆除，他们中的很多人逐渐失去了联系。

  如今，因为微信上的一篇文章，大家得以再次重逢，令德外老街坊们不胜唏嘘。而李萍收获了一份特别的感动：当老街坊重新相聚后，大家都非常关心昔日的“老主任”——李萍的父亲李鸿儒，当得知她85岁的老父亲健在时，他们特别激动，还特意“组团”到顺义看望了他们的“老主任”。

  回忆数十年前邻里生活的点点滴滴，李萍难掩兴奋和激动：“大家常爱回忆过去，不是说想回到过去的苦日子，而是特别怀念当年非常单纯的邻里关系。”

3 失散五十余年的好姐妹

  在德外老照片展出时，有一组对比照吸引了众多参观者：一张是两位小姑娘的合影，笑容灿烂。另一张是两位老太太的合影，同样笑容灿烂。从神情上能看出，这两位老太太就是第一张合影中的两位小姑娘。

  第一张照片拍于1958年，第二张照片拍于2017年，这组照片的不寻常之处在于，2017年两位老太太的合影照，是她们人生中的第二次合影。第一张合影时，两人还是不识愁滋味的天真烂漫的小女孩，两人再次拍下合影时，已是两鬓斑白的老人。两张合影跨越了五十余载春秋。

  两位老人手拉着手在这组照片下，讲述了一个哀婉了半个世纪的别离与重逢。亢冬梅和金秀芳是小学同学，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金秀芳住在德外“新房子”，亢冬梅住在离她不远的德外大街的一处院落。1958年秋，在一次学校三好学生的评选活动结束后，她俩拍下了一张合影。1963年，亢冬梅考入北京七中，金秀芳考入北师大二附中。读初中时，两人虽然在一个城市，却没有时间见面。她们从来没想过，两人的再次相遇会是在五十多年之后。

  1968年，亢冬梅去了东北兵团，金秀芳去了内蒙古牧区。两人就此完全失去了联系。两人友谊的唯一纽带，只剩下她们的那张合影。亢冬梅将这张照片视若珍宝，一直留在身边。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亢冬梅回到北京，成为了一名商场售货员，后来结婚生子，再从工作岗位上退休。几十年来，她一直在打听她儿时好友金秀芳的下落。当时有人传言说，金秀芳嫁给了当地人，还生了三个儿子。亢冬梅听到这，就为金秀芳心疼：一个弱女子嫁到内蒙古，生活该是多么不容易。

  直到网络时代的到来，亢冬梅才终于和金秀芳戏剧性地重逢。今年七月份，网名为“北教场”的退休老人李连科，在公众号上发了一篇名为《德胜门外大街》的文章，文章广为传阅，亢冬梅读着这篇文章，越读越熟悉，感觉说的就是自己儿时生活的场景。根据作者文中提供的信息，她猜想文章作者就是她的老街坊李连科，当年他们就住在前后院。

  亢冬梅看完文章，就给作者留了言。李连科迅速回复了亢冬梅，两位老街坊再次联系起来。之后，亢冬梅又看到了李连科给她回复的这样一行字，“亢冬梅，你的小学同学金秀芳在找你，速加我微信。”看到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亢冬梅感到一阵眩晕。原来，因为网络和微信的发达，在今年，李连科与金秀芳等其他德外一带的老街坊有了联系，金秀芳同样也看到了李连科的那篇文章，她在文章中看到了“老亢家”的字眼，金秀芳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亢冬梅。于是，她就托李连科打听亢冬梅的消息。通过那篇文章，李连科先和亢冬梅联系上了，而后，失散了五十多年的亢冬梅和金秀芳终于联系上了。那天，亢冬梅和金秀芳通过手机一直聊到凌晨两点。

  亢冬梅此时才了解到金秀芳的经历：读初中后，金秀芳搬了家，很多平时的玩伴早早就失去了联系。1968年，金秀芳到了内蒙古牧区，过了一年，她就嫁人了，后来生了三个孩子。金秀芳开始在当地做民办教师，后来又到供销社工作。知青返城时，她担心回北京后，负担太重，她就留在了当地，直到1992年，金秀芳才和丈夫孩子们一起回到北京。

  两人联系上没多久，亢冬梅和金秀芳终于见面了，她们在一家涮肉店，拍下了人生中的第二张合影。她们模仿1958年合影时的神情，开心地笑了。

  虽然五十多年未见，虽然有金秀芳“不幸生活”的传言，但亢冬梅见到金秀芳的第一眼就知道，金秀芳这些年过得很幸福：“你看她，皮肤保养得那么好，笑起来还和小时候一样，一看就知道她过得很好。”

花絮

捐赠老式飞鸽变速自行车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创造出更为温馨的“忆旧”氛围，史家胡同博物馆还分别布置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室内陈设，老式电风扇、老式电话、飞鸽二八自行车等物件，带给人们满满的回忆。

在采访时，孙天培一脸神秘地问记者：你见过前面有展翅翱翔的鸽子的风标，后面带变速齿轮的老式飞鸽自行车吗？孙天培带着记者来到了那辆自行车面前。只见，飞鸽自行车的前挡泥板上，有个展翅欲飞的鸽子的风标，自行车把手上有个小圆盘，如果不注意，很多人以为是铃铛，实际上，它是变速拨杆。在当时如此匮乏的年代，居然可以生产出变速的自行车——这改变了很多人对国产自行车的“笨重”、“落后”的错误印象。

  这辆自行车来自一位收藏老式自行车家庭的捐赠。捐赠者叫陈子钰，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的学生，他们好几代都生活在永定门外。陈子钰的爷爷和父亲在内连升工作。父亲喜欢收藏自行车，前后共收藏了六辆老式飞鸽自行车。

  一有空，他父亲就会打理那些自行车，像宝贝一样爱护：刮风不骑，下雨也不骑。一年到头就骑两次，四月骑一次，九月骑一次——这是为了防止它们生锈。有一年，他父亲骑车出去让车“活动活动”，骑到半道，天下起雨来。他父亲特别心疼自行车，赶紧买了包装袋，将车包裹得严严实实后，把车扛了回来。后来，亲戚朋友们笑话他父亲：“见过人骑车的，没见过车骑人的。”但他父亲不为所动。

  几年前，有位老板想买一辆放在商店门前作为招徕顾客的展示。他父亲得知其用途后，一言不发将那人打发走了。陈子钰父亲，曾到过史家胡同博物馆，认为那里是个非常不错的地方，便决定捐赠一辆给史家胡同博物馆。“父亲的理念就是，不合适的人给多少钱也不卖，真正合适的地方，我不要钱送给他们。”

  前段时间，陈子钰按照父亲的夙愿，将这辆生产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出口阿尔巴尼亚的飞鸽自行车捐给了史家胡同博物馆。“当年这款飞鸽变速轴22型自行车售价是221块钱，它和160元的二八式自行车相比，贵了不少。这种车当年的供应量非常有限。”

  陈子钰还记得捐赠时的情景，那是今年永外望坛棚改最为紧张的阶段，那里的很多房子开始拆迁，他非常焦急地给孙天培打电话：“天培哥，你再不来，这辆车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