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不去的老官园畔 白塔寺蛐蛐江湖的变与不变

 

 

 

  九月的福绥境公社大楼下面,一排出售蛐蛐的摊位准时出现在了这里。一只小小的蛐蛐,价钱低则几十元,高则可能至数千元。

  老官园市场拆迁至今已有8年,但还有蛐蛐商贩来到这里。秋天斗蛐蛐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每个摊位一般都能赚上数万元。“斗蛐蛐”是个古老的游戏,从抓到卖到“上阵”,张清才只是其中的“一环”,33岁的他已经在这里呆了19年。

  不过,今年他只在摊位上露了几次面,更多时间是妻子守着摊位。因为今年开始出现一些黑心商贩以人工养殖的蛐蛐,冒充山东野生蛐蛐出售。为了防止收购到这样的产品,张清才决定亲自下田地去抓蛐蛐。

四九城最大蛐蛐集散地

  阜成门内著名的福绥境公社大楼,其地下室用作了“白塔寺旅馆”。楼门前至旅馆这条十多米长的甬路,路旁就是卖蛐蛐的摊位。山东来的商贩们都住在这儿。

  中午挺热,山东大汉张清才脱了个光膀子,拿起烙饼卷酱肉,囫囵吃了几口。他坐在了旅馆门口的摊位前。每个秋天的八月末至十月初,这里都会出现一排蛐蛐摊位,他和妻子便是其中一员。络绎不绝的北京玩家一一查看小罐子里面虫儿的品相、打探价格,待差不多谈妥了,时常到旁边小店叫来两瓶啤酒,请张清才喝上一瓶,聊聊今年蛐蛐市场、圈儿里轶事,这笔生意就算成了。

  这些摊位前面都摆着纸箱或是编织篮子,里面装着巴掌大小的白瓷罐,每个罐子里则是一只蛐蛐。俗称“三尾儿”的母蛐蛐“待遇”稍差,它们的白瓷罐比起“战士”们的要小不少。

几名摊主坐在花池子边缘上,屁股下面铺张报纸,“豪华”的马扎儿小凳都得留给顾客们。来到这里的北京玩主中不少衣冠楚楚,但往马扎上一坐,两条腿就劈开了,兜里摸出香烟却顾不上抽,因为嘴被一根蛐蛐草探子占了。

  一个个写着“特”的小白瓷罐被打开,探子“打”两下,里面传来嘟嘟的叫声。这十多个摊位上算起来至少得有近千个罐子,若是嫌蛐蛐品相不好,旁边的筐里还有“特A”、“特极品”。反正没有写着“一般”或是“差”的,“那样的蛐蛐我们就不倒腾了。”

  不远处的一个摊位前传来“抬杠”的声音,“你这眼力还卖蛐蛐呢?让我说这蛐蛐有六厘。”老先生笑着调侃卖家,因为卖家说这只蛐蛐只有五厘五。“厘”是行家们对蛐蛐重量的衡量单位,更大更重的蛐蛐可能拥有更强的“战斗力”,自然也要卖更高的价钱。老先生年年来这里,早和摊主们混成了朋友,于是这番争执,其实也是为这条小小的蛐蛐获得更高的身价。

  “你不信?咱现在量。”老先生从腰包里掏出个如手机大小的电子秤,放平调零再一称,这条蛐蛐足足六厘二。别看老先生说对了,自己却谦虚起来,“在官园这儿,我的眼光远远算不上什么。看见那位大哥了吗?是好是坏,得让他来掌掌眼。”其实“那位大哥”只是他谦虚的“台阶”。

  他们身后的小花园里,已有斗蟋蟀的爱好者拿着刚刚挑选的蛐蛐开战。“谁说你是二爷了?你这虫儿不错。”这是胜利者在表示谦虚。老北京人尊称彼此为“爷”,但唯独在斗虫的秋季,“二爷”成了一个损人的称呼,专门用来形容斗虫儿的失败者,或是对虫儿看走眼的棒槌门外汉。

一个黄金季节能挣几万

  这些摊主中“扛把子”的“老三”便是张清才。蛐蛐的价钱则没有定论,摊主们张口要价每条蛐蛐几十元至几千元不等,北京玩家们坐地还价,直接划掉一个“0”是常有的事儿。摊主们以妇女居多,比如张清才的妻子张清玲。

  男人们此时则要么在老玉米地里抓蛐蛐,要么在村子里走街串巷收蛐蛐,要么在把蛐蛐送到北京的火车上。

  大家全都来自山东省德州市宁津县柴胡店镇的尤集村,彼此沾亲带故。山东宁津的蛐蛐在全国都颇有名气,传说原因不一,有的说是宋徽宗被俘虏时,把心爱的蛐蛐撒在了宁津,也有的说是慈禧太后采购蛐蛐的车翻倒在宁津。它们繁衍后代,是全国公认的“最强斗士”。

  夏末至中秋这段时间蛐蛐长成,是斗虫儿的黄金季节,也是生意最好的时候。每个摊主每年都能卖出几百条至上千条虫,算下来至少能挣到几万块。若是得到一些极品虫儿,一条没准就能挣几千块,但这种好运气几年也未必遇到一次。由于现在高铁等交通非常便捷,虫儿在路上死亡的损失微乎其微。

假冒行为逼他亲自下地抓

  张清才平时的工作是旅游车司机,现在常年在北京拉旅游团跑来跑去,“挣钱不少,但是我喜欢老官园这儿,也喜欢做蛐蛐的生意。”因此到了季节,还是会来卖虫儿。

  他的“喜欢”源于自小就被京津玩家开发出了一种“情结”。1984年他出生,小时候是改革开放初期,村子里的生活并不算富裕,但每年到了此时,都会有京津两地人来到村子里收蛐蛐。“我和同村孩子们经常抓蛐蛐来玩,但也就是听听叫唤。”有时候抓了蛐蛐,会被人家拦住,“小孩,给我看看你抓的蛐蛐呗。”接着,一些品相好的蛐蛐便会被几毛钱至几块钱的价钱买走。“那时候几块钱对孩子来说简直是一大笔钱,我的零食、玩具,都是这么来的啦。”

  至稍大一点儿,张清才也了解到了老家蛐蛐行业的历史,后来村里便有人抓了蛐蛐到京津等地贩卖。

  15岁那年也就是1999年,张清才第一次跟着舅爷一起来到了北京。“官园市场那么热闹,小小的蛐蛐到这里身价倍增。”当时老乡们常常住在阜成门外北营房胡同的一家“知青旅馆”,至2008年前后,那里拆迁改造,大伙儿便一起找到了福绥境公社大楼下面的“白塔寺旅馆”。

  如今张清才已为人父,小小的蛐蛐不仅给了他第一桶金,也给了他一个温馨的家乃至孩子的奶粉钱。他在北京找了挺稳定的工作,却舍不得离开这一行。

  “今年我丈夫可厉害啦。”看摊的妻子逢人便夸耀丈夫一番。张清才解释,因为他今年亲自下老玉米地抓了不少蛐蛐。因蛐蛐受欢迎,有些“不讲规矩”的商贩,以“大缸里出来的”即人工繁殖的“白虫儿”蛐蛐冒充野生。这种货色在“战场”上表现较差,所以他一改往年“以收为主”的策略,回到老家亲自趁着夜色打着强光手电,到地里等待虫鸣声传来。

  在摊位上,某个卖家、买家看走眼,买卖了“白虫儿”且斗输了,是大伙儿经常会说到的话题。“做生意得对顾客负责任,所以今年我决定自己去抓,以免耽误了玩家。”

  他还注意到,如今已有越来越多的京津沪等流行斗蛐蛐地区的玩家,亲自开车前往山东收购蛐蛐。“生活水平不一样了嘛,现在都有车,几家人一起行动,到了我们那里,男人去找蛐蛐,女人带着孩子在附近旅游农家乐。”

为何始终舍不得换地方

  在老乡们看来,地下室的居住环境远不及城市和乡村,阴暗潮湿且房费不低,但大家仍然不愿离开这里,因为这里继承了老官园的“血统”。

  改革开放后兴起的官园花鸟鱼虫市场几经搬迁,落脚在阜成门桥北路东,市场后门外的小胡同,便是零散摆摊者们的地盘。2009年底,官园花鸟鱼虫市场改造停业后,胡同市场又坚持了几年,如今那些市场也都散去。曾经在这里摆摊的老乡们,有些转到十里河天骄文化园摆摊,有些去了更远的花鸟鱼虫市场,但张清才这一大家子人,却始终没舍得换地方,在距离官园市场几百米外的旅馆门口摆起摊。

  “因为官园这里,既是北京内城,也是玩儿得最规矩的地方。”老官园的段子,在老玩家、老卖家的嘴里有些都成为了传说。当初混迹在官园后门外的一些孩子,如今都已是圈子里的资深。买条几毛钱的蛐蛐,找个人堆打一局,两只蛐蛐过招前后不过几秒钟到一两分钟,若是胜利成为“上风儿”,围观者中没准就有人出几块钱甚至几十块钱买走。

  若是这里出售的某一条蛐蛐取得了十连胜之类的骄人战绩,这一定会成为这个秋天的美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