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智纯

陈垣故居 罗雪村绘

 

兴化寺街五号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原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先生的居所，他在这里居住了三十多年。我初次拜见祖父陈垣时就是在这里，那次会见，开启了我人生的新一页。

1954年5月，我将要从杭州联合中学初中部毕业，某日父母亲问我：“暑假想到哪里去？”我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想去北京。”父母亲微笑着答应了。

那个年代的青少年都十分仰慕北京，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所在地，对我而言，又是久已想见的祖父的居住处。

我们陈家是个大家族，家族成员遍布祖国四面八方，也有旅居海外各国的。因为祖父是陈家的擎天大树，所以几乎所有去北京的亲戚，都要到兴化寺街五号来看望他。

虽然以前我未曾见过祖父，但父母一直要我们以他为榜样，勤奋学习长大成才。每到学年结束，我们兄弟都要给祖父写信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小学四年级结束，我写了一封几百字的信给祖父，不久后我的信从北京寄回来了。祖父在我的信上写了批语，在某处批注：“你的信有的地方加标点，有的地方为什么不标点？”这使我在日后的学习中更勤奋、更细心。这封信，我一直保存至今。

终于盼来了北上的日子，父亲好不容易买到四张火车票，父母、二哥和我登上了去往北京的列车。经过三天两夜的颠簸，我们终于到达北京。当父亲带领全家走出车站时，我急切地问：“祖父家远吗？”父亲说：“不远！”

坐上公交车后没多久，我们就到了东官房，下车后，父亲领我们来到兴化寺街五号门前。两只小石狮竖立在门前两侧，门框左右各刻有五个字。右侧刻着“忠厚传家久”，左侧刻有“诗书继世长”。父亲按下门铃，门卫打开大门，笑着把我们带到四合院前院的南房内。来到祖父家，兴奋之情不言而喻，但长途旅行令我们兄弟俩疲惫不已，倒在房间的长沙发上便呼呼入睡了。

也不知睡了多久，忽然我迷迷糊糊地听见爸妈和别人在笑谈，于是赶忙坐起身来。听母亲说这是二叔、二婶来看望我们。二哥和我清醒后，长辈带着我们去见祖父。祖父住的是一个四合院，我们住在前院的南房，祖父住在后院的北房，北房隔成几间，他的卧室、工作室在西侧，中间是会客室，靠东一间是储藏室。后院的西厢房是祖父的藏书处，名为“励耘书屋”，东厢房是祖父助手的工作室。

我们从前院穿过小门进到后院，祖父知道我们来了，在北房客厅笑迎。我和二哥向他鞠躬问候后，长辈们便用广东话交谈起来。初见祖父，我不免有些拘束，毕竟祖孙之间的差别实在太大，年龄相差六十岁。况且祖父知识渊博，我年少无知；他是社会名流，而我刚初中毕业。祖父对我初次到京和他相见十分高兴，慢慢地，我也能轻快地说上几句话。

次日，祖父的得意门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柴德赓教授及家人来到兴化寺街五号看望祖父和我们一家人。他和祖父、父亲探讨史学话题，柴师母、母亲则和我们这些孩子闲谈起来。柴家小儿子柴君衡正好和我同岁，他刚从北京四中初中毕业，我和他十分投缘，从此，他成为我青少年时代的好友。

在祖父家中安顿好，父亲安排了一个旅游计划，我们先后去了北海、景山和故宫几个景点。玩兴渐浓之时，父亲突然接到浙江师范学院转来的调令，要他调离浙江师范学院，到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事后才得知，党中央对于中小学的教材建设一直十分关心，近期毛主席了解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人员匮乏，急令中宣部和人事部从全国抽调一批专家学者进京充实教材建设队伍，我父亲就是其中一位。

父亲陈乐素受祖父感染，长期从事史学研究工作，是我国宋史研究的著名学者之一。抗战时期他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之邀，从香港到贵州遵义浙江大学分校史地系任教。1945年抗战结束，父亲随分校到了杭州，继续在浙江大学任教。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浙江大学文学院与之江大学合并为浙江师范学院，父亲任图书馆馆长、历史系教授。

父母亲和祖父商量后，立即带二哥回杭州办理调动手续及搬家事务，把我留在祖父家，等候在北京上高中。

十五岁，是我从少年期向青年期过渡的重要时刻，也是我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起点。和祖父单独生活的这段时间，对我有着深远的影响。

祖父一直是我敬仰的偶像，他缘何既能在学术研究中取得丰硕的业绩，又能在社会事业上获得成功，是作为晚辈十分想探求的事情。但真要和祖父单独相处，内心又难免有些不安，生怕自己的言行不当，惹祖父生气。

祖父是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北师大为他安排了刘乃和老师做秘书，负责祖父保健的是郭医生，另有一个门卫和一个厨师。这段时间，我也成为四合院里的一员。

每天上午，我都要到北房向祖父问安，跟刘秘书、郭医生聊天，慢慢地，我对祖父的生活起居方式有了些许了解。他的生活非常规律，早睡早起，不抽烟、不喝茶，除参加国宴以外不饮酒。饭后，他会在北房外狭长的走廊处边诵诗边来回行走，几十年如一日。

一日三餐，厨师老大爷要先给祖父做，然后才是我。出于好奇我问他：“我祖父喜欢吃什么？”他笑笑说：“你祖父最喜欢喝小米粥，馒头、米饭也吃，蔬菜吃的多，少量鱼肉。”老人家口味淡。

祖父言谈举止完全是学者风度，对身旁工作人员和蔼可亲，没有校长的权威和架势，工作人员都十分尊重他。

祖父一生专注于史学研究工作，书籍是他最宝贵的财富，“励耘书屋”藏有数万册图书资料。某天，我到北房请安，他在一张纸上写了个书名，对我说：“智纯，你到书房，从南数第几排中间那个第几层书箱里，把这本书拿来给我。”这是祖父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我高兴地跑进了书房。刚一进屋，我便愣住了，巨大的一个书库，整整齐齐排满了书架，每个书架上又整齐地摆放着书箱，里面装的都是线装书。我看了一阵子，赶快按祖父所说将纸上注明的书找出来。当我将书递给他时，不由得为祖父惊人的记忆力所折服，那时祖父已经七十四岁了。

在外人看来，祖父是个严肃的学者，除了做学问，其他方面必无暇过问，此前我也有同感，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我又发现了他作为长者的易于接近、忠厚待人的一面。有一天我到北房去见祖父，刘秘书对我说：“储藏室里有一架钢琴，你祖父说你要想弹的话，可以去练练。”我听后又惊又喜，储藏室和祖父的工作室同在北房，中间只隔了个客厅，弹琴不会影响祖父工作吗？喜的是上小学时看音乐老师弹琴，感觉很有意思，一直想试弹一下。我坐在钢琴前，试了一会儿音，然后用不熟练的指法，弹了首简单的歌曲。高兴之余，怕时间长了影响祖父工作，就合上钢琴出来和刘秘书说：“我弹完了。”不料刘秘书对我说：“你祖父说你弹得不错嘛！”没想到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坐在钢琴前。

但祖父面对是非问题时，始终保持正确的立场，不会为亲属谋求半点私利。某天祖父关心地问我：“你上高中的事定了没有？”我说：“父亲回杭州搬家前找过组织，他们说调京干部子女可以上北京的重点中学。”不料父亲从杭州回到北京后，再去找组织问我上高中的事，答复是北京市原计划入京干部子女统一进入101中，但该校名额已满，其他重点中学也已满额，子女只能在住家附近上学。我一听大失所望，去见祖父时叙说此事，祖父听后，只说了声：“哦！”见此状，我欲言又止——来之前我本想祖父若有所表示，我就请他帮我进师大一附中或二附中读书。最终，北京市教育局将我安排到离家较近的四十一中。再去看望祖父时，我报告此事，刘秘书说：“四十一中前身是平民中学，你祖父也当过平民的校长。”祖父笑了。

随着时间流逝、阅历加深，我终于明白了祖父的良苦用心——他不愿后辈在他的光环照耀下，不经努力便获取私利。人生之路，终究还要靠自己去创造。

1954年8月父亲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出任历史编辑室编审兼主任前，我离开了兴化寺街五号。在和祖父生活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用自己的言行告诉了我“应该做什么样的人”及“应该怎样做人”，这指引着我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朝着正确的方向，不断努力，奋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