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高气爽，正是北京周边远游的好时节。木兰秋狝不仅是清代一项重要的狩猎活动，更是清朝加强武备、绥服蒙古、安定边境、促进经济贸易发展的重要政治策略。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康熙皇帝首次率领王公大臣和八旗兵勇来到木兰围场行围。这也标志着有清一代木兰围猎的开始，自此直到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九月嘉庆皇帝最后一次完成木兰秋狝为止，在为期一百三十余年的时间里，清帝多次在这里围猎或举行秋狝大典。

木兰秋狝图 手卷

清康煕年间的《狩猎图》瓷画

康熙

开创木兰秋狝

秋狝一词出自《左传》，译为秋天打猎，本是春秋时期各诸侯国贵族们的嗜好。由此可见，秋狝活动在中国由来已久，而清代木兰秋狝则尤其别具特色。清军入关前，满族及其先人世代以狩猎为主要生活方式，素有精骑善射的传统，而围猎是他们常用的狩猎方式。清军入关后，他们将这个传统承袭下来，并形成了新的制度：每到农历八月，清朝皇帝率领满蒙八旗贵族官兵到木兰围场行猎讲武，称为木兰秋狝。

“木兰”为满语，意为“哨鹿”。从《清史稿》的解释可以看出，哨鹿当为一种诱猎方式。围场为哨鹿之所，故称“木兰围场”。由于鹿的品种、数量多于其它走兽，故而在行围中，鹿是一种主要猎取对象。

木兰，本为满语，汉译为“鹿哨子”或“哨鹿围”，原本是满族人捕猎时使用的一种工具，用嘴吹或吸，发出“呦呦”鹿鸣之后，引诱雄鹿来将其捕获。围场，就是行围打猎的场所。据史料记载，当年木兰围场有一万多平方公里，它包括现在围场县全境、隆化县、丰宁县和内蒙古多伦、克什克腾旗部分。木兰围场设立之初，根据围猎及训练军队需要，在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地方里依照山的走向和动物分布情况，共划分为67围，后来又在原有67围基础上增加5围，达到72围，因此人们习惯称木兰围场72围，围与围之间以木栅栏或在沟口植柳，俗称“柳条边”为界。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康熙皇帝首次率领王公大臣和八旗兵勇来到木兰围场行围。这也标志着有清一代木兰围猎的开始，自此直到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九月嘉庆皇帝最后一次完成木兰秋狝为止，在为期一百三十余年的时间里，清帝多次在这里围猎或举行秋狝大典。据记载，康熙皇帝入围四十一次，举行大典三十八次；乾隆皇帝入围四十次，举行秋狝大典三十九次，嘉庆皇帝则举行大典十一次。三位皇帝每次的猎获还是相当丰厚的，例如康熙帝一生共猎获老虎一百三十五只，熊二十只，狼九十六只，豹子二十五只，鹿则不计其数。其孙乾隆皇帝则猎虎八十五只，熊十只，豹子三只，都可谓是捕猎高手。

而之所以选中木兰设围，与其所处的优越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正如嘉庆《木兰记》碑文所说“周环千余里，北峙兴安大岭，万灵萃集，高接上穹，群山分干，众壑朝宗，物产富饶，牲畜藩育。”木兰围场自然条件好，它地处蒙古高原、燕山余脉和大兴安岭余脉的汇合处，野生动物种类繁多，地域广阔，适合大规模行围打猎。这里气候凉爽，适合避暑。木兰围场地形复杂，有高山、峡谷、丘陵、草原等，为训练八旗军队骑射提供了很好的自然条件和场地。

另外，木兰秋狝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绥服蒙古，安定边境。清代著名学者魏源认为:“我朝抚绥蒙古之典，以木兰秋狝为最盛”。木兰围场北控蒙古（指今内蒙古与蒙古国），南拱京师（今北京），东通盛京（今沈阳），西临察哈尔（今张家口），是北京通往内蒙古、喀尔喀蒙古、东北黑龙江的重要通道。

在行围期间，清帝与蒙古贵族礼宴往来。盛宴之上，满蒙王公大臣、文武官员陪同皇上宴饮，席间还进行号称“塞宴四事”的“诈马”（赛马）、“什榜”（蒙古传统演奏）、“相扑”（摔跤）等极富民族特色的活动。与此同时，清帝赏赐蒙古贵族以大量的绫罗布匹、金银瓷器、鞍马弓箭等。清廷通过木兰秋狝等一系列活动，既炫耀了强大的国力，又加强了同满蒙贵族间的联系。赵翼曾对此称赞说“上每岁秋狝，非特使旗兵肄武习劳，实以驾驭诸蒙古，是人畏威怀德，弭首帖伏而不敢生心也”。

初期木兰秋狝的规模相当宏大，康熙二十二年（1683）规定，每年围“派兵一万二千名，分为三班，一次猎拨兵四千”，并令宗室及各部院官员随行。分班随围的还有蒙古各部的王公贵族。当年木兰秋狝的行围过程分为布围、观围、行围、罢围四个步骤。

布围，一般是由管围大臣统领王公，带领布围的千余名蒙古骑兵和喀喇沁、土默特等部提供的围甲兵及八旗军队等分头布围。布围后形成严严实实的形如铁桶一般的包围圈。

布围后，皇帝在护从大臣和侍卫的簇拥下从行营来到看城，登上看城观看，即为观围。皇帝一要看围猎队形是否整齐，相当于检阅队伍。二要看围内野兽多少，如果围的过多，就命令合围士兵开一个口子，放出部分野兽待以后繁殖。此后，行围即打猎开始。皇帝出猎时各班近卫尾随其后，有牵狗的、有的驾鹰、有递箭的、有的专职护卫皇帝的安全。猛兽如果负伤逃跑，皇帝则命令一两个侍卫追杀。皇帝猎后还要陪皇太后观围，以考察皇子、皇孙、王公、大臣及八旗将士的表现，作为赏赐、任用、提拔的依据。

行围结束后，蒙古王公贵族和二品以上的官员获得野兽在皇帝面前跪献。皇室子孙射获的都要记入档册，以备皇帝奖赏。在围猎中，如有队形不整齐，以及不奋勇追杀者，要给予严厉惩处。整个秋狝结束后，清帝还要在行宫设宴蒙古王公官员及兵丁，并赐食物、布匹、绸缎、白银等。当地盟长则代表所属蒙古各部在驻地向清帝进宴。

值得一提的是，参加秋狝的官员和将士成千上万，需要大量的生活物资，所以在每年木兰秋狝期间，众多商贩们随着秋狝大军行走。军队在哪里扎营，商贩便立即搭起席棚布帐，开设“临时市场”，出售各种商品。

乾隆皇帝在《木兰杂咏》诗中，就专门写了这种“临时市场”：“入幕今犹昨，搴帘树与山。牛车来晚市，铃索谨宵关。布帐开山市，牛羊趁晚墟。入宵景更好，星野朗安居。”这种临时市场，客观上促进了塞外地区的经济发展。木兰秋狝的路线实际上也是一条内地与蒙古地区的贸易走廊，所以说木兰秋狝对蒙古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

乾隆皇帝留下的摩崖石刻

乾隆

留下六座石碑

乾隆皇帝到木兰围场行围四十次，留下了众多痕迹，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六座诗碑：入崖口有作碑（1751年）、于木兰作诗碑（乾隆1751，1760,1761）、古长城说碑（乾隆1752）、虎神枪记碑（乾隆1752）、永安莽碦碑（乾隆1774）、永安拜围场歼虎碑（乾隆1761）。

乾隆十六年(1751年)八月，乾隆皇帝在木兰围场行围期间，写下了《入崖口有作》五言诗一首。后诗刻于石碑上，此碑立于围场四道沟乡庙宫前伊逊河南山上。诗句中有“朝家重习武”之句，表达了清朝岁举秋狝是为了重视武备，以垂祖训的意义。“双峰开雾烟, 一水流潺援。草叶复黄范，高低入影研”描写的是云影环绕的双峰下，一条伊逊河奔泻而过，放眼望去辽阔的草原上点缀着朵朵黄色的野花，如此景致自然令皇帝诗兴大发。此碑完好，可惜当年的伊逊河已没有了河水，只留下古河滩上大片农田。

乾隆十六年（1751年）八月，乾隆皇帝又一次来到了木兰围场举行秋狝。这一次他一口气为围场这块宝地写下了《于木兰作》九首诗篇，并镌刻于石碑之上。此碑座碑位于石桌子乡碑梁沟碑梁顶。这九首诗，每一首都对这里充满了赞美和颂扬，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些诗句都不失为一套详细的围场县旅游指南。值得一提的是，第五首诗则为未来开发围场的人提出了一些建议和忠告，乾隆皇帝认为要想宣扬这里的美，一定要从景色最为淳朴的本质美入手，并努力保持好这里的原始美。在第九首诗中，乾隆皇帝不忘提醒自己不能沉溺于此景色之中，而应该在活动结束后即刻返回宫廷去处理政务。

乾隆十七年（1752年），乾隆皇帝在秋狝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一段类似城墙一般横亘在山岭间的遗迹，一时兴起的他沿着这段遗迹开始勘察，经过询问当地的蒙古人和索伦人他得知这是古代长城的遗迹。他开始根据自己所学习的知识来考证这段长城的建设年代。他甚至还查阅了《山海经》和《括地志》等典籍，这段长城至少要比秦长城年代更加久远。当然今天我们已经弄清楚了这段长城的来龙去脉。这是春秋战国时期燕国为了抵御北方匈奴的侵袭而修筑的燕长城。当时做了一番考证的乾隆皇帝自然心满意足，他甚至认为这是上天的一个安排，通过他使这处湮没已久的古迹得以扬名。因此他选择了在发现长城的位置立下了这块石碑，并将自己探寻古迹的经过永久地刻在石碑之上。《古长城说》碑位于围场新拨乡岱尹上村岱尹梁之北山脚下。

乾隆十七年（1752年）九月，乾隆皇帝到岳乐围场行猎。这次狩猎，给皇帝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竟然将这件事情的经历形成文字并刻成碑文后，又加了一个题目，其震撼之处在于，乾隆皇帝将题目书写在了一块近十米高的崖壁上。

摩崖石刻的对面，有一块《虎神枪记》碑，在这块碑的碑文中，乾隆皇帝为我们讲述了当年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当年他正在岳乐围场中行围，忽然有几个猎虎上前告诉皇帝说此处有伏虎。他身旁的一个蒙古人告诉他自己曾亲眼见过这里的确有老虎，就藏在前面约300步左右的山洞里。乾隆皇帝听了很是兴奋，于是他举起枪朝着300步开外的山洞放了一枪，本意是想引老虎出洞，之后再行捕杀。结果这一枪竟然直接击中了山洞里的老虎，这头虎因为疼痛咆哮而出，并且倚靠着崖壁上蹿下跳，不一会老虎又钻回了山洞，于是乾隆皇帝朝着洞口又放了一枪，这次则让老虎一枪毙命。谦虚的他将这次神枪手一般的经历全都归功到了祖父康熙皇帝所赐予的这杆枪上，认为这是对于自己遵循祖制做法的一种褒奖。

如今《虎神枪记》碑还在新拨乡月亮沟西山坡上。在此碑东面，有一坐北朝南的峭壁，平滑壁面上用满、汉、蒙、藏四体文字镌刻：“乾隆十七年秋狝用虎神枪殪虎伏虎于此洞。”这便是当年的摩崖石刻，其中每个字高度约有二十五厘米，远远望去，整个崖壁显得非常震撼。当年的西北边陲，一直是清代统治者牵挂的地方。这里自康熙年间准噶尔部叛乱以来，烽火就没有被平息过。在经过三代帝王的努力之后，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政府终于平定了准噶尔，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南疆的大小和卓再次发动叛乱，清廷命兆惠为定边将军前往平叛，在经过了两年艰苦卓绝的战争之后，最终取得了胜利。乾隆二十四年，乾隆皇帝刚刚结束木兰行围，由于那时候通讯不便，他还没有正式接到胜利的消息，于是写下《过卜克达坂》五言律诗一首，在诗中他推测了战争的进程，认为此时不出意外的话大小和卓应该已经被俘虏了，该诗刻于《于木兰作》右侧。

果不其然，之后不久他便接到了捷报。乾隆皇帝为了表示对出征将士的尊敬，亲自从京城前往良乡去迎接将士们回京，并和兆惠行“抱膝礼”以示恩宠，最后兆惠因军功而被加封为一等功，并得到了绘制其画像并陈设于紫光阁中。

《过卜克达阪叠旧岁韵》则完成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当时他再次从卜克达阪经过，面对着头一年刻有《过卜克达阪》的诗碑，联想到新疆的叛乱已经被剿灭，再次诗兴大发，写下了这首诗。碑阴还刻《过卜克岭行围即景》七言侓诗四首。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乾隆皇帝在木兰围场永安湃围场发生在这里的一次猎虎行动。当时围猎的队伍正在依照阵势前进，忽然接到了猎人的报告，说前有猛虎伏地，在大家的合围下猛虎无处可去。乾隆皇帝在侍从的护卫下翻身下马，一步步向老虎靠近，并最终举枪将猛虎击毙。在场的蒙古和回部臣僚为皇帝的枪法所赞叹，然而乾隆皇帝倒是不以为然，认为这不过是一次巧合罢了。这之后大家共享这猎获的野味，在其乐融融之中，乾隆皇帝还在思考如何将从老祖宗那里传承下来的传统延续下去并发扬光大，于是写下了《永安湃围场殪虎》诗，并刻于碑上。如今，碑位于围场半截塔镇要沟路村西北。

在木兰围场中，永安莽喀围场，在乾隆皇帝心里，是第一围场。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这里承载了他年少时的一段难忘回忆。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八月初八，时年12岁的弘历（即乾隆帝）跟随祖父康熙帝来到木兰围场，开始了为期二十天的木兰秋狝。当时康熙帝恰好用火枪击中了一头熊，一心想让第一次出猎的孙儿便有所斩获的康熙皇帝此时命令弘历前去捕获，可谁曾想弘历刚要跨上马，这头熊突然一跃而起朝他扑过来。情急之下康熙皇帝赶忙举枪补射，这才将大熊撂倒。后来康熙皇帝回到账中，对负责抚养弘历的和妃连连夸赞这孩子命大，并且还预言将来他的福气一定会超越自己。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已经64岁的乾隆皇帝再次到永安。首先是感叹身边一起扈从的人，基本上已经都是新面孔了。这一天他一共射杀四头鹿，仍然感到精神不减当年，于是他开始嘲讽当时兵部与八旗的一条常例，即武职人员年过六旬者即可免除骑马射箭的考试，甚至他还发出“部旗常例笑何谓？六十方过曰老年”，翻译成白话便是：部旗的这些规定真是可笑，刚刚过六十岁，怎么就能把自己归入老年人的行列呢？这种不服老的气概可见一斑。永安莽喀位于围场腰站乡碑亭子村后山。

几年后的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乾隆皇帝再次写下了《永安湃围场作》，记述了自己在72岁的时候一箭射中一头鹿的故事。这首诗刻于《永安湃围场殪虎》诗碑的另一侧。不过，从他的这首诗中，我们也隐约能够觉察到在经过了百余年的围猎活动后，木兰围场地区的生态平衡遭到了一定的破坏，“围中鹿少才见一”这句诗，便说明了当时围场内的野生动物已经开始逐渐减少，而清王朝的木兰秋狝活动在乾隆皇帝去世后，也开始逐渐走向没落时期。

嘉庆皇帝的《木兰记》碑

嘉庆

见证木兰秋狝的衰落

在伊逊河西岸，有一座《木兰记》碑，它隔河与乾隆皇帝的《入崖口有作》碑遥遥相对。《木兰记》碑是木兰围场现存的七块石碑，唯一一块属于嘉庆的石碑。

嘉庆皇帝的《木兰记》写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当时清帝国的最鼎盛时期——康乾盛世已经基本上结束了，进入到19世纪初的清王朝，仍然在“恪守祖训”的局限下处于基本上停滞不前的状态。

嘉庆皇帝是一位典型的“守成”君主，对于前代统治者们所制定的体制、国策等都严格奉行，而木兰秋狝作为重要的政治、军事行动，也被他一丝不苟地执行着。在《木兰记》中，他首先对于木兰秋狝活动做了一个概括，并高度赞扬了自己的父亲乾隆皇帝对于康熙皇帝开创的这项活动的继承与发扬光大，并对乾隆皇帝一生的军功做了全面总结。之后则表达了自己虽然“骑射远不及我皇考于万一”，但是“此寸心则不敢不强勉，实不敢怠惰偷安”。根据史料记载，嘉庆皇帝身材较胖，是个体育困难户。即便如此他还是坚持履行自己的职责，每年木兰秋狝他都非常认真地做好每一件哪怕是非常细微的小事。

不过，这时候的清政府和清王朝的军队，从各方面都已经不能和乾隆年间相比，种种弊端在此时纷纷显露出来，虽然嘉庆皇帝曾经因为一些秋狝活动中出现的失误叱责有关部门办事不力，但是这一切已经很难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挽回了。

其实，木兰秋狝的衰落也是不可避免的。其中清廷国力的变化是重要一个因素，嘉庆元年（1796年）发生了漫及河南、湖北、陕西和四川的白莲教大起义，无暇顾及秋狝大典。后虽在嘉庆七年（1802年）之后改变了这种态度，但木兰秋狝的规模声势已远不如康乾时期。

后来，由于当时流民众多，不少流民入围垦荒种地，偷伐树木，猎杀野兽。这个趋势在乾隆时期就有体现。康熙年间仅有护卫八旗官兵110名，乾隆十八年（1753年）增至609名，嘉庆年间达到千人以上。而且清帝虽一再加重对偷入围场者的处罚，仍不能禁，以致嘉庆帝第一次举行围猎时，亲眼看到“鹿只已属无多”，第二次派人察看“竟至查阅数十围绝不见有麋鹿之迹”。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在最后一次履行完木兰秋狝的职责后，嘉庆皇帝终因日程安排过满而劳累过度，心脑血管疾病突发猝死在承德避暑山庄。他的去世也标志着清王朝的木兰秋狝活动的终结。道光四年（1824年），道光帝则谕令停止木兰秋狝：“今岁秋狝木兰允宣遵循成宪‘肄武绥藩’。然不可不审度时事，量为展缓，所有今岁热河行围亦著停止。”

补白：行宫的别样风景

木兰秋狝在乾嘉时期达到了一个顶峰。以乾隆皇帝为例，他每年在紫禁城里居住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大多数时候他都在西郊圆明园或者是承德避暑山庄度过。而清帝往返北京与避暑山庄之间以及避暑山庄往来木兰围场途中修造了不少行宫，以供一行人马歇脚。当年出了古北口，便是巴克什营行宫和两间房行宫，这两处行宫附近都圈养着大批的麋鹿。鹿在古代被视为一种“瑞兽”，因此在苑囿甚至皇宫中多有蓄养。最近紫禁城便从避暑山庄请来了不少鹿做客，恢复了当年这座肃穆的皇宫中生机盎然的一景。

两间房行宫向北，经过常山峪、鞍子岭、王家营、桦榆沟行宫，便来到了喀喇河屯行宫。这里是当年多尔衮为自己在塞外兴建的一座避暑城，但未最终建成多尔衮便去世了。后来康熙皇帝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建，本着“朴实无华”的原则修造起了这座行宫。他还利用行宫紧傍滦河的优势，模仿镇江金山寺修建了“小金山”，这也是避暑山庄“天宇咸畅”景区的雏形。在承德避暑山庄兴建之前，喀喇河屯行宫一直都是清帝北巡塞外的重要驻地。然而清朝自道光年间起停止了塞外巡幸，所有行宫修造工程即告停止。喀喇河屯行宫也开始走向衰落，最终这座行宫毁于战火。

隆化县附近有座著名的董存瑞烈士陵园，这座陵园便是在当年波罗河屯行宫的基础上建造的。而这座行宫最早则是南北朝时期北魏的一座昙花一现的省级行政单位——安州城的故址。这座安州城只存在了短短的九年，此后逐渐废弃，至清代已经成为一处遗址，当地人称之为土城子。顺治年间顺治皇帝把这一代500顷土地一次性赐给了自己的姐姐固伦淑惠长公主，因此这块公主的“胭脂地”也被称为“皇姑屯”。波罗河屯行宫建成后康熙皇帝曾于二十九年（1690年）在此指挥了乌兰布通之战，并大败噶尔丹。此处行宫由于处于通往围场的必经之路，因此康熙、乾隆和嘉庆三位皇帝一共在此驻跸有137次之多。行宫在清亡后毁于战火。

南海子可以“水围”

除了木兰围场，人们熟知的清朝皇帝的行围之处还有南苑。

南苑，也称南海子，在永定门外20里。元朝时，这里是飞放泊。因为元朝有个制度，每当冬春之交，皇帝要亲自到近郊，放飞鹰隼博击长空，以尽临幸之乐，名为飞放。明朝时，这一带进行多次修葺，永乐皇帝在位时又扩大了面积，周围达120里。清朝建立后，沿袭了明朝制度，皇帝每年会到这里打猎，练习武功，锻炼军队。

南苑作为皇帝的御园，有水泉70多处，树木茂盛，水草丰美，还有各种动物在此栖息。为此，南苑还建有完备的管理机构和精美的建筑，既供皇帝使用，又可防止一般百姓私自闯入。乾隆皇帝一生中多次到南苑行围打猎，检阅出征的军队。那么，南海子与塞外木兰围场有哪些不同呢？南海子春蒐为小猎，木兰秋狝为大猎。乾隆皇帝在《轻舆六韵》中做过解释：“小猎国语谓之阿达密咯，寓春蒐之意，非如木兰秋狝，大猎国语所谓阿巴喇密也”。另外，还有一显著区别在于，南海子不仅可以陆猎，且还可以水围，是清代为数不多的几处能举行水围的猎场之一，这一点是木兰围场所不及的。据《乾隆起居注》载，乾隆时期有关“水围”的记载仅有两处，一为南海子，另一为白洋淀。

水围举行多在二三月间。此时候乌北返，凫雁成群。水围时，有官员“从四面乘舟悄悄围合，驱赶万千水禽，云集水淀上空，往返飞翔，遮天蔽日，刹那间，橹欢浆快，舸翔舟飞，炮声阵阵，万箭腾空，鸣镝声声，不绝于耳，鸟羽飘如飞雪，凫雁纷纷而落……”

《乾隆起居注》记载，乾隆十五年（1 75 0年）三月初二日， “驾至红门内水围，晚刻宁佑庙行围。”

因为南海子距京城最近，又具备水围的条件优势，所以清代帝王都把这里作为最重要的围猎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