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

菊花自择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

重阳刚过，立冬不到，北京正是色彩斑斓的晚秋时节，除了西山浓郁的红叶、街边金黄的银杏，北京还有一道美丽的秋景，就是清雅淡泊的菊花。

手捧书卷，茶香四溢，和着杨万里的一首《咏菊》，我的思绪回到千年之前。彼时的北京，还叫幽州，这里有一位热爱菊花、仰慕汉文化的辽国皇帝，可以说，正是他开创了北京地区赏菊文化的先河。

北京地区有关菊花的最早记载始于宋辽时期。“澶渊之盟”之后百余年间，宋辽之间烽火渐熄。这段时期，虽然在政治和军事上宋朝的总趋势是节节败退，但在文化方面，汉族的文化却在层层推进，成为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主导力量，深刻地影响着其他民族。

就在这个时候，原本流行于风流儒雅的宋朝的赏菊习俗，开始渗透到了北京，并逐渐被契丹、女真、蒙古这些民族接受和推崇起来。

辽国的第八位皇帝辽道宗耶律洪基，就是在《天龙八部》中与萧峰结拜、封了萧峰南院大王的那位辽国皇帝，对汉文化极其钟爱，更是偏爱菊花。据说，他曾多次派使臣到宋朝的都城开封去寻访名菊，移植到北京（当时叫南京城），并广泛种植。

相传，耶律洪基在位期间，每到重阳节，北京城南面的丹凤门、开阳门和北面的通天门、拱辰门内都会摆放上百株的各色菊花。重阳当日，这位爱菊的皇帝会邀请群臣和文人墨客到宫城内观赏菊花，并赏赐菊花酒。他在位的46年间，北京赏菊之风日渐兴盛，到了辽代末期，重阳节赏菊花已经成为北京人的雅俗，北京的赏菊种菊史也以此为开端。

在这样的多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下，一方面，宋人对菊花的喜爱、栽培和应用，在北京地区的汉人中间代代传承下来；另一方面，契丹以及此后的女真、蒙古民族也接受了这一习俗，并对其加以改进，打上了鲜明的民族烙印，由此形成的新的习俗反过来又影响到汉人。

就这样反复交融、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北京重阳节和菊花文化。彭蕴章《幽州土风》中记载，重阳节那日，街头会有卖节日吃食的，吆喝着“菊花酒，鹿舌酱，九日登高卓阜帐”，显然饮菊花酒、吃鹿舌酱已经成为幽州一带重阳节的风俗。

宋代是中国菊花文化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菊花专著——刘蒙的《菊谱》，里面记录了35个菊花品种，包括黄、白、紫、粉和复色等花色。此外，还有范成大的《范村菊谱》、沈竞的《菊名篇》等8部菊花专著，各谱中记载的菊花品种已经累计达到200余个。

至明清两代，菊花栽培技术日益提高，品种日益繁盛，出现了三四百个艳传一时的名贵品种，名称也别有韵味，如“黄鹤楼”“赛西施”“帘卷西风”等。艺菊专著则达三十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富有民族色彩的菊花的栽培更为重视了。爱菊者日增，种菊者日广，菊品更是日新月异。目前我国菊花品种已达七千多个，为古今中外花卉之奇观。不但品种多，而且各地栽培的菊花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如江苏扬州养菊，是专取淡逸之致，以“瘦”为贵，保持菊的本色；而北京地区则喜爱栽培花大而丰满的独本菊。

1954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北京市园林处（市园林局的前身）在北海公园双虹榭举办了1949年以后的第一次菊花展，共展出209个品种的菊花两千余盆。菊展受到了北京市民的热烈欢迎，观众有时甚至需要排队等待参观。这次展览的成功鼓舞了首都的园林工作者，此后每年11月，北京市的园林部门均会举办大型菊花展。

1964年的菊展是1949年以后规模最大的一次。郭沫若同志专门为这届菊展题词：“菊花是集体的花，请以集体主义的精神来欣赏吧。”丰富多彩的菊花展，不仅为首都市民提供了高雅的业余文化生活，许多国家领导人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也纷纷前往参观并作诗抒怀。

老一辈革命家朱德在《赏菊》一诗中写道：“奇花独立树枝头，玉肌冰骨眼底收。且盼和平同归日，愿将菊酒解前仇。”朱老总从赏菊想到和平，想到中国与世界的未来，表现出一位革命家的博大胸怀，令人心生敬意。

毛主席生平也喜爱菊花，并曾于1949年至1966年8月，居住在位于北京中南海丰泽园内、建于清康熙年间的菊香书屋。“菊香书屋”的意思是藏书的地方。自古以来，菊花“高情守幽贞，大节凛介刚”，与兰花、水仙、菖蒲并称“花草四雅”，与梅、兰、竹合为“四君子”。毛泽东一首《采桑子·重阳》以大手笔描绘了万菊盛开的壮观景象：“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酣畅淋漓、大气磅礴，其中亦暗含菊香之意。

如今，作为北京的市花，菊花以其高洁韵逸、色彩缤纷、形质兼美、凌寒不凋的“花中君子”风度，不仅和这座栉风沐雨、傲立于世的千年古都的气质相互吻合，也与“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相得益彰。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秋雨冷，秋意浓。但读到东坡先生的一句“菊残犹有傲霜枝”，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浩然之气。

秋菊映衬下的北京，别是一番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