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之菊 胜似春光万里霜

 

 

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

菊花自择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

重阳刚过,立冬不到,北京正是色彩斑斓的晚秋时节,除了西山浓郁的红叶、街边金黄的银杏,北京还有一道美丽的秋景,就是清雅淡泊的菊花。

手捧书卷,茶香四溢,和着杨万里的一首《咏菊》,我的思绪回到千年之前。彼时的北京,还叫幽州,这里有一位热爱菊花、仰慕汉文化的辽国皇帝,可以说,正是他开创了北京地区赏菊文化的先河。

北京地区有关菊花的最早记载始于宋辽时期。“澶渊之盟”之后百余年间,宋辽之间烽火渐熄。这段时期,虽然在政治和军事上宋朝的总趋势是节节败退,但在文化方面,汉族的文化却在层层推进,成为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主导力量,深刻地影响着其他民族。

就在这个时候,原本流行于风流儒雅的宋朝的赏菊习俗,开始渗透到了北京,并逐渐被契丹、女真、蒙古这些民族接受和推崇起来。

辽国的第八位皇帝辽道宗耶律洪基,就是在《天龙八部》中与萧峰结拜、封了萧峰南院大王的那位辽国皇帝,对汉文化极其钟爱,更是偏爱菊花。据说,他曾多次派使臣到宋朝的都城开封去寻访名菊,移植到北京(当时叫南京城),并广泛种植。

相传,耶律洪基在位期间,每到重阳节,北京城南面的丹凤门、开阳门和北面的通天门、拱辰门内都会摆放上百株的各色菊花。重阳当日,这位爱菊的皇帝会邀请群臣和文人墨客到宫城内观赏菊花,并赏赐菊花酒。他在位的46年间,北京赏菊之风日渐兴盛,到了辽代末期,重阳节赏菊花已经成为北京人的雅俗,北京的赏菊种菊史也以此为开端。

在这样的多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下,一方面,宋人对菊花的喜爱、栽培和应用,在北京地区的汉人中间代代传承下来;另一方面,契丹以及此后的女真、蒙古民族也接受了这一习俗,并对其加以改进,打上了鲜明的民族烙印,由此形成的新的习俗反过来又影响到汉人。

就这样反复交融、相互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北京重阳节和菊花文化。彭蕴章《幽州土风》中记载,重阳节那日,街头会有卖节日吃食的,吆喝着“菊花酒,鹿舌酱,九日登高卓阜帐”,显然饮菊花酒、吃鹿舌酱已经成为幽州一带重阳节的风俗。

宋代是中国菊花文化快速发展的一个时期,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菊花专著——刘蒙的《菊谱》,里面记录了35个菊花品种,包括黄、白、紫、粉和复色等花色。此外,还有范成大的《范村菊谱》、沈竞的《菊名篇》等8部菊花专著,各谱中记载的菊花品种已经累计达到200余个。

至明清两代,菊花栽培技术日益提高,品种日益繁盛,出现了三四百个艳传一时的名贵品种,名称也别有韵味,如“黄鹤楼”“赛西施”“帘卷西风”等。艺菊专著则达三十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富有民族色彩的菊花的栽培更为重视了。爱菊者日增,种菊者日广,菊品更是日新月异。目前我国菊花品种已达七千多个,为古今中外花卉之奇观。不但品种多,而且各地栽培的菊花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如江苏扬州养菊,是专取淡逸之致,以“瘦”为贵,保持菊的本色;而北京地区则喜爱栽培花大而丰满的独本菊。

1954年11月5日至12月5日,北京市园林处(市园林局的前身)在北海公园双虹榭举办了1949年以后的第一次菊花展,共展出209个品种的菊花两千余盆。菊展受到了北京市民的热烈欢迎,观众有时甚至需要排队等待参观。这次展览的成功鼓舞了首都的园林工作者,此后每年11月,北京市的园林部门均会举办大型菊花展。

1964年的菊展是1949年以后规模最大的一次。郭沫若同志专门为这届菊展题词:“菊花是集体的花,请以集体主义的精神来欣赏吧。”丰富多彩的菊花展,不仅为首都市民提供了高雅的业余文化生活,许多国家领导人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也纷纷前往参观并作诗抒怀。

老一辈革命家朱德在《赏菊》一诗中写道:“奇花独立树枝头,玉肌冰骨眼底收。且盼和平同归日,愿将菊酒解前仇。”朱老总从赏菊想到和平,想到中国与世界的未来,表现出一位革命家的博大胸怀,令人心生敬意。

毛主席生平也喜爱菊花,并曾于1949年至1966年8月,居住在位于北京中南海丰泽园内、建于清康熙年间的菊香书屋。“菊香书屋”的意思是藏书的地方。自古以来,菊花“高情守幽贞,大节凛介刚”,与兰花、水仙、菖蒲并称“花草四雅”,与梅、兰、竹合为“四君子”。毛泽东一首《采桑子·重阳》以大手笔描绘了万菊盛开的壮观景象:“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酣畅淋漓、大气磅礴,其中亦暗含菊香之意。

如今,作为北京的市花,菊花以其高洁韵逸、色彩缤纷、形质兼美、凌寒不凋的“花中君子”风度,不仅和这座栉风沐雨、傲立于世的千年古都的气质相互吻合,也与“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相得益彰。

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秋雨冷,秋意浓。但读到东坡先生的一句“菊残犹有傲霜枝”,心中顿时涌起一股浩然之气。

秋菊映衬下的北京,别是一番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