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平于今年9月到河北易县访古。 

 

吴晓平2015年在陶然亭公园发现的石碑，碑身阴面题刻保存良好，该诗为清代诗人翁必选所题。

 

石碑被发现前，一直在公园露天处，正面题刻的不少诗文难以辨认。

北京的众多古迹不仅吸引着大批专家学者，同样也吸引着民间文物爱好者。而在北京民间文史圈，“颐和吴老”是个响当当的名字。

他已退休多年，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寻访古迹上。几年来，他的足迹遍布北京及北京周边的名胜古迹，他会把寻访中的所思所想，发表在博客和微博上，与大家分享。他的一千多篇访古文章中，有意外发现，也有对大众常识的纠错，他通过大量实地拍摄的第一手资料和有理有据的分析，赢得了大家的信任。

更重要的是，他的访古发现发表在博客后，有的在读者中引起巨大反响，最终使古迹得以完好保存。他在陶然亭公园发现的露天石碑，竟然是一块刻有包括孔尚任在内的清初数十位诗书画名家诗文的“稀世之宝”；他在动物园和天坛公园，发现了北洋政府农商总长、朱德恩师李根源的题刻，这些题刻如今成为两所公园的至宝……

他的这些文章收获了众多粉丝，甚至影响了更多民间文物爱好者走上寻古之路。他们虽非专家，但是做了很多专家所不能做的事情：翻越悬崖峭壁实地探访古迹。

1956年，两岁的他随父亲搬到西苑，此后他在那里生活了几十年。他对颐和园非常熟悉，他能不假思索地告诉你，颐和园有多少座桥，有多少座亭子，有多少座石碑……因此，他的博客和微博都叫“颐和吴老”。如今，大家都习惯叫他“吴老”，甚至渐渐忘了他的真名：吴晓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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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亭公园发现清代诗碑

最近在微博上，吴晓平发布的内容多了一些异国风韵——他刚刚移居加拿大。不过，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北京的古迹，他开始将多年来拍摄的古迹进行整理。而他的“粉丝”们，如果有北京古迹方面的问题，依然会第一时间咨询他。

前段时间，吴晓平的一位微博好友拍了一张妙峰山上的残碑照，石碑只剩下碑顶短短一截，上面刻有“阴果不昧”大字以及有“重修妙峰山玉仙……”等字样且内容不全的碑文，好友问他碑的来龙去脉。吴晓平及时回复：这是张宗昌1932年撰文并书丹的“重修妙峰山玉仙台娘娘庙碑记”碑。

其实，这些问题对于吴晓平来说，都是“小意思”。一般人所关注的大部分古迹，尤其是碑刻，吴晓平早已关注，并做过相关记录。北京城里还有许多不为人们关注的碑刻，他也处处留意。多年来，吴晓平发现了很多处人们从未关注、却极具文物价值的石碑和石刻。其中，最令他“自豪”的是两年前在陶然亭公园发现一块价值连城的石碑的经历。

2015年秋天，吴晓平和老伴在陶然亭公园里遛弯。多年寻访碑刻的经历，使得吴晓平养成了一个习惯，看见有石碑，就会走近细看一眼。那天，他在陶然亭的一条道路旁，看到了一块大石碑躺在草丛里，吴晓平下意识就往石碑靠近，仔细一看，他心里暗喜：这碑不简单。“碑长三米，宽一米多，而且这块碑的每一条边经过打磨倒角，不像一般的石碑。”更令吴老惊喜的是，碑身上，隐隐约约还有题刻。

第二天，吴老带着专业相机直奔陶然亭的石碑。这时，他才发现，不仅暴露在外的那一面有题刻，碑的侧面也有题刻，更意外的是，他把手伸向石碑贴着地面的那一面，也摸到有文字的痕迹。他把这些能拍到的题刻拍下来之后，回家放大，经过仔细辨认以及查阅资料后，吴老欣喜不已：这的确是一块异常珍贵的石碑。

首先，石碑上有诗句数十首，题诗者有十数人，而且题诗者均不是一般人。

今人非常熟悉的《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在上面有题刻，“只可惜时间太长，其诗文难以辨认，但仍能清楚地看到刻有‘东塘’（孔尚任号东塘）的印章”。吴晓平还辨认出刻着“声山”的印章，声山是康熙年间著名书法家查升的名号，康熙曾评价其书法“他人书皆有俗气，惟查升乃脱俗耳。用工日久，自尔不同”。虽然有不少诗文难以辨认，但吴晓平还是看到李振裕所写的比较完整的诗文以及“醒斋”的印章。李振裕，号醒斋，康熙年间当过刑部、工部、吏部和礼部尚书，其祖父三代出过八个尚书，“一家八尚书”说的就是他。

另外，碑上还有蒋仁锡（康熙年进士，官礼部主事）以及叶藩（与曹雪芹的爷爷曹寅是挚友，两人经常诗书往来）等人的诗文。提及叶潘，吴晓平说当时发现的石碑题刻，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在诗文中，多位题诗者都提到叶藩的号为南屏，这也纠正了此前有红学家认为叶藩和南屏是两个人的错误看法。

从诗文中可知，这些诗主要是为“李朗庵中丞”在河北涿鹿之西新建“西溪草堂”而题。李朗庵何许人？这么多书家为其草堂题诗留墨，绝非一般人。另外，涿鹿之西的石碑，为何到了陶然亭？吴晓平隐隐觉得，碑阴的那一面，能给人们答案。

吴晓平通过媒体，呼吁将如此重要的石碑保护起来。经过媒体报道后，陶然亭公园对石碑进行了保护措施。后来，吴晓平也得以见到碑阴的文字，在见到那些诗文的那一刻，吴晓平心中一阵狂喜，“后面的碑文保存完好，非常清楚。”

后面的碑文，第一首诗就是此碑主人、康熙三十五年的河南巡抚李国亮所写，前文提到的朗庵正是他。在他的诗之前还有一篇序，李国亮说明了建西溪草堂的原委：李国亮在退休之际，一次路过涿鹿（如今的涿州）的百尺杆村，发现那里风景秀美，颇有几分江南的韵致，他有心在此终老，便建了西溪草堂。建好之后，他便邀请当时的诗画名流到此吟诗作赋，于是就有了这样一块石碑。

石碑背面有十五首诗，加上正面，总共三十来首诗文，而且这些诗的内容在史料中很少有记载，只有孔尚任在《长留集》有“壬午（康熙四十一年）秋，《李朗庵中丞新修涿鹿西溪草堂吴赤崖、叶桐初（叶藩）索诗赠之用原韵》”简短的文字。

对于碑的辗转历程，吴晓平后来也有了更多了解。北京另一位文史专家李新乐曾于1980年到陶然亭拓碑，其中就有这块碑。当时陶然亭的一位负责人告诉李新乐，此碑原在段祺瑞府，后来碑运到陶然亭，市文物工作队最初想把碑搬走，这位负责人告诉市文物工作队，陶然亭公园打算建一座西溪草堂亭，便没让他们运走。因此，这块碑一放就是三十多年。

这块碑又是如何从涿州到的北京呢？吴晓平查遍资料，也不见记载。今年五一假期，吴晓平特意去了一趟涿州百尺杆村。在村里，他碰上了百尺杆镇的文化站站长，这位站长曾对村子做过文物普查，他告诉吴晓平，村子西北部有一个地方叫花园，还有一条名为“荷花路”的道路。西溪草堂当年荷花盛开，花草繁盛，花园和荷花路的名称正是当年的印记。吴晓平接着打听石碑的事，那位站长说，听老人介绍，民国年间，吴佩孚从此地拉走了两块碑。不过，他们在县志上没有找到这两块碑的记载。

也许，刻满了诗文的石碑就是吴佩孚当年拉走的两块碑之一，然后历经沧桑，这块碑又从段祺瑞府搬到了陶然亭公园，最终得以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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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孔水洞解密金代石刻

吴晓平寻访古迹时并非总是一人独行。在北京，有很多工作之余醉心于寻幽访古的爱好者，他们因为共同的爱好走到一起。他们在网上建立了一个寻访古迹群，大家常在网上沟通信息，交流心得。

2016年5月，一位移民温哥华的群友回到北京后，独自去探访古迹，然后在群里告知大家，房山孔水洞的门洞没有锁。于是，吴晓平和另几位“群友”便急忙奔赴孔水洞。“那天比较幸运，一是没锁门，二是没水。孔水洞的门洞低于地面三四米，要是有水，得划船进去。”

他们一行人顺着铁门往里走，进洞不远，就看见两尊造像，在造像的下面是一处三四米长，半米宽的平台，“上面满满的刻的全是字。”大的平台上的刻石为佛经，刻于隋代大业十年（614年）四月八日。后来，吴晓平他们打着光，又找到了几处石刻，就在这块刻经的左上角，有经文的题跋，刻于隋大业十年二月二十三日。

在经文题跋的石刻下面，还有一处石刻，这也是争议比较大的一处。这块石刻，刻于金代大定年间。石刻内容为“被旨诣，山陵祀事毕迴逪……大定庚子中元日，吏部尚书、驸马都尉乌林答天锡题，婿曹河西完颜效疙疸侍行。”

其中乌林答天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吴晓平介绍，在之前一些专家和学者关于孔水洞金代石刻的文章中，这个人的名字无法确定，有乌林答复以及乌林答天赐等多种说法，“由此可见，此前大部分猜测都是错误的。”

为何出现这样的错误，与洞里的环境有直接的关系，这些石刻不仅字非常小，而且洞里特别暗，根本看不清这些文字，再加上洞里的石头上常年光滑湿润，无法拓片。之前的光照及摄影技术并不发达，因此多年来，关于这个人的名字一直以讹传讹。此次，吴晓平他们带着专业的相机和灯光，再加上对照片的后期处理，才得以确定题刻者正是乌林答天锡。

那么石刻中提到的“驸马都尉”乌林答天锡，是何许人也？《金史》中乌林答天锡无传，但从一些资料里可以知道他的简要信息。《金史》卷六十四《后妃·世宗昭德皇后传》中载：“以后兄晖子天锡为太尉”。乌林答天锡是乌林答晖的儿子，乌林答晖是金世宗昭德皇后乌林答氏的长兄。

乌林答天锡既然是驸马，那他娶了哪位公主呢？根据史料，乌林答天锡娶的是唐国公主（有说法认为唐国公主是金世宗的次女，也有说法认为唐国公主是金世宗皇帝弟弟的女儿，从小和金世宗的长女豫国公主一起长大）。唐国公主的第一任丈夫是徒单思忠，结婚没过多久，徒单思忠便因病身故，于是金世宗又为唐国公主找了另一位驸马：乌林答天锡。如今河南汝州香山寺有一块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重建汝州香山观音禅院记》碑，该碑的落款就有“乌林答天锡、皇女唐国公主建”等字样。

孔水洞里的金代石刻，记述了一件什么事呢？大定庚子年（根据推算为大定二十年，1180年）中元日，即阴历七月十五这天，乌林答天锡奉旨去大房山金陵祭祀，祭祀完毕后来到孔水洞，刻下了这几行文字。同行的还有其一位叫完颜效的，此人应为乌林答天锡的侄女婿（乌林答天锡和唐国公主没有孩子，如今山东省济南市灵岩寺有一块唐国公主祈嗣施资颂碑，刻于金大定十五年，即1175年，刻碑的原因就是二人婚后多年不得子嗣，因此来灵岩寺祈祷观音保佑），“曹河西”应是地名或者官职，而“疙疸”应为“完颜效”排行最小的昵称，至今东北一带，还沿用“疙疸”作为最小儿子的称呼。

对于吴晓平一行人而言，这次的探访意义重大，主要确定了题刻者为乌林答天锡，纠正了人们的错误解读。另外，石刻也对文献记载也是一个补充，“乌林答天锡曾做过吏部尚书，这是《金史》里没有记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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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石刻勘误史料记载

在多年的古迹寻访中，吴晓平意识到，碑刻是验证史料最确凿的证据，“无碑不考古”。碑文石刻对一些史籍能起到勘误的作用。根据典籍的记载去寻访碑文石刻，是他们的方式之一，而实地访古，也是对典籍的实证。

明代《西关志》一书，是由嘉靖年间的巡按西关御史王士翘编撰，该书主要介绍了长城居庸、紫荆、倒马、固关这四个关口的沿革、疆域、山川等情况。《西关志》中就有记载：居庸关北八里上关东山之岭有水盆石，相传辽萧后梳妆之处，石下刻“燕窝”二字，元代称之“研石”，耶律楚材之孙耶律柳溪也曾留下咏“研石”诗句。

2015年春寒料峭的一天，吴晓平和北京古迹群的三五“群友”一起，去探寻“燕窝”的石刻。他们经过各种艰难险阻，登上了水盆石，但一直没找到“燕窝”的石刻。就在这时，其中一个群友看到一块大石头上有两个大字，大家赶紧过去，经过辨认，众人在惊喜之中又有不少疑惑：石刻并非“燕窝”二字，而是“烟堝”二字。两者的读音非常接近，但是水盆石下，再没有其他类似的石刻了。吴晓平分析，或许明代《西关志》作者王士翘并未亲眼所见“烟堝”刻石，所以错将“烟堝”当作“燕窝”载入史册。

另外，石刻还能纠正一些口头的谬传。香山原为清代皇家御园，原名静宜园，1860年被烧毁，民国时期一些达官贵人在此建造别墅，所以园内保存了众多清代和近现代的刻石。在“静宜园二十八景”之一的玉乳泉边上的山石之上，刻有乾隆留下的“仙掌”二字以及题玉乳泉诗，不远处还有一处“罗汉影”三字的刻石。按流传最广的说法，“罗汉影”三字为乾隆所题，其源于《日下旧闻考》里的记载。但吴晓平一直觉得并非如此，“罗汉影”三字的字体很明显不像乾隆的笔迹，乾隆字体饱满无骨，而“罗汉影”三字字体偏瘦。因为他常在香山一带寻古，发现民国年间北平宪兵司令陈兴亚在这一带有不少题刻，而“罗汉影”三字特别像陈兴亚的笔迹。

2015年4月，吴晓平再次来到香山，路过“罗汉影”时，他仔细观察，这一次，他惊喜地发现，在“罗汉影”刻字的边上，还有几行非常小的刻字，肉眼难以辨认。于是第二天一早，他又带着相机去拍照，通过后期处理照片后，终于弄清楚了刻字内容：“日下旧闻考云，鹦集崖崖旁勒有仙掌二字，下有石临泉，镌题曰罗汉影，但此三字今已无考……陵岭变迁石已湮没，因补题以彰古迹。壬申初夏，海城陈兴亚。”原来，此处确有乾隆题刻的“罗汉影”三字，并有貌似罗汉的山石，但是岁月变迁，题字和山石都已湮没，陈兴亚就在原处补上了“罗汉影”三字。一段短短的石刻不仅将疑惑一扫而空，还带出了一段意想不到的历史。这或许正是寻访碑刻的乐趣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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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古迹是为了保护文物

吴晓平说，目前一些学者和专家对民间文物爱好者存在一些偏见，认为爱好者随意地靠近古迹，会对文物造成破坏。对此，吴晓平解释说，“正是因为我们喜欢文物，才不会去破坏它。”吴晓平在平时的寻访中，非常注重对文物的保护。在拍摄碑刻时，为了拍摄清楚，他一般会用毛刷将碑上的灰尘轻轻擦掉后再拍，但如果石碑风化比较严重，他就不会再擦；拍暗处的碑刻时，他不会用那种大功率的灯光，而是二极管灯，这样既能看清楚碑文，又不会给石碑造成损伤。

而且，在吴晓平看来，民间文物爱好者的水平并不差。吴晓平退休前在政府机关工作，负责农村事务，常接触碑文石刻，后来对此兴趣越来越浓，干脆提前退休，专心拍摄碑文石刻。最开始，碑刻上的古文，对他而言的确不太好认，为此他买了很多古文字典和草书字典，一个个对着学，一有空就钻研文史古籍。经过几年的实地寻访，他不仅对古文游刃有余，对相关历史也能信手拈来。吴晓平常对同行的群友说，趁年轻时多看多拍碑文，做到“广”与“博”，但到了一定时候，就要深入研究，做到“渊”。有时为了一块碑文，吴晓平持续跟踪两三年，这都是常事。

他也常提醒群友，寻访古迹不是为了发现多么少见的文物，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宣传和保护古迹。陶然亭那块碑正是因为吴晓平的发现，才被及时保护起来。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很多。几年前，他在动物园里发现了李根源刻的“乐善园”石刻，在天坛公园找到了李根源的另一处石刻，这些都是他的意外发现，他也将发现公之于众。2015年，动物园百年建筑畅观楼首次开放时，“乐善园”的石刻随众多文物一起展出，天坛公园也找到那块碑文后妥善保护起来。这也正是吴晓平乐意看到的结果：通过寻访古迹，最终给古迹带来保护。

除此之外，吴晓平寻访古迹还给各大公园起到了“监督”作用。因为常年的寻访，他对于颐和园、香山、植物园等景点的文物了如指掌。如果公园里的文物出现了哪些变化，他一眼就能知道。为此，他曝光了好几起露天文物失踪的事件。

北京植物园卧佛寺附近原有一座“大清京都普觉青崖元日禅师塔”，上世纪六七年代古塔被毁，只留下一尊石供桌。吴晓平多年前寻找古塔的遗存时，发现了石供桌。根据资料图片，当时他发现供桌位置与原来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底座也被摆反了。2015年，吴晓平在北京植物园寻访古迹时，发现石供桌的底座没了，只剩下一张桌面躺在地上。他赶紧在博客上曝光，这则消息也引起媒体的关注，好几家报纸对此进行了报道，植物园也表示对此事进行追查。

2016年春节后，吴晓平去颐和园游玩，发现排云殿西北角屋脊边缘处一尊“骑凤仙人”不见了，因为文物与游客距离非常近，他怀疑文物是被游客“顺”走了。这件事情同样被京城几家媒体先后报道，最后颐和园管理处声明，缺失琉璃构件为复制构件，原件安然存放于文物库房。

吴晓平的一系列“曝光”行为，给很多公园带来了“极大的压力”。吴晓平说，他一直是各大公园“重点盯防”的人物，有的公园还印发了他的照片发给员工，让员工们留神他的一举一动。不过，吴晓平仍然不为所动，如果文物出现了被毁或者失踪的情况，他依然会在微博和博客上曝光，在吴晓平看来，“给公园管理者一点压力也好。”

有意思的是，有一天，吴晓平无意中看到了公园发放给员工的关于他的图片，结果让他哑然失笑——公园提供的所谓“吴老”的照片根本不是他本人。

今年九月，吴晓平要移民加拿大的消息在北京民间文史圈传开，吴晓平得知，有些公园管理者在知道他将移民的消息后，长吐一口气。他开玩笑地说，“要是他们以这种心态，我会常回来的。”

其实，吴晓平常回北京，并不是真的为了和公园管理者“斗智斗勇”，而是他打心底里舍不得这个城市的那些人和那些古迹。前段时间，吴晓平一直忙着办理移民手续，在办理过程中，吴晓平把“离别”没当回事，然而当一切都落定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真的要和这个城市分别了，他心里涌起一阵失落。每当此时，他总会这样劝自己，“我会常回来的。”             姜宝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