漷县城西门内外 景浩 绘画

刘福田

中国县级及以上行政区划设置史上，只有两处源自皇家游猎，一是位于河北省承德市的围场县，另一个就是处于通州地域的漷（huǒ）县。围场县至今仍是县级行政区划建制，而漷县早已降格为镇，它最低时的行政级别甚至是漷县村。不过，追溯历史，漷县作为县级行政建制，要比围场县早近900年，而且它还曾升制为漷州，这在中国行政区划设置史上绝无仅有。

说起北京地区的历史，正所谓沧海桑田。大部分北京地区在上古时为渤海“北京湾”水没之处，今北京西山（太行山）和北部燕山所夹扇形陆地，那时候还是茫茫大海，山地河流卷带泥沙不断冲积，慢慢将海岸不断向东南推移。大约在距今3000年前，这里才演变成内陆湖泊，那时候中国的历史属于西周时代。沧海桑田的过程，必然要经历岛屿和浅水沼泽，“北京湾”在汉代前演变成雍奴薮，水面已向东南推移，水域范围更出现大面积岛屿，人类足迹涉水登陆，甚至开始形成村落。据北京史地专家尹钧科考证，全北京惟一明确知道的汉代村名就是“霍村”，这个“霍村”正是今漷县村的前身。

随着人类的繁衍，权力的统治随之跟进。汉代以前，漷县地域归属幽、蓟，战国时燕国始设渔阳郡。西汉初渔阳郡新置二县：泉州县和雍奴县。漷县地域为泉州县所辖，当时已形成较大聚落，以霍姓家族在此建村称霍村，这一基本状况延续至辽朝初年，霍村因为北方政权皇家“捺钵”需要才开始兴盛发达。

当时的漷县地域有大片湿地，现在称为延芳淀湿地。延芳淀湿地在辽代时涵盖了今漷县、廊坊边缘、采育、马驹桥、大羊坊、台湖镇一带，方圆百里。那时，这里有大片的水面、茂密的苇塘，每到春秋两季，候鸟在这里歇脚、捕食，延芳淀就成为天鹅、大雁、野鸭的天堂。于是，辽朝将延芳淀设为皇家苑囿，建起了行猎行宫神潜宫，贵胄大臣也纷纷在此修建了鳞次栉比的园林，形成北京最早的皇家园林建筑群。到了元代，又修建了柳林行宫。

漷县在京杭大运河之滨，也曾是南北漕运交通之腹地，更是一座有着千年历史的京东古城，素有“京东重邑”的美称。通州的老人听到“四台八庙七十二眼井”，就知道说的是漷县。十三五期间，文物部门将深入挖掘漷县古城的历史文化，漷县也将再现水鸟成群的湿地园林风光。

1、因皇家“捺钵”而兴起

五代后唐时，石敬瑭将包括漷县地域在内的燕云十六州献于契丹。契丹以今北京为陪都，北京的政治经济地位遽升，周边地域的重要性也随之提高。霍村处于它与南方政权对峙的前沿，更在京东南广阔水面之畔，因此军事地位也变得重要起来。于是，霍村升制为镇，以其位于漷河之南称漷阴镇，从此开始了其行政建制的迅速上升期。

漷阴镇的进一步发展，完全是因为辽代皇家“捺钵”文化的需要。“捺钵”是契丹语，原意为行帐、营盘，后来被引申为帝王的四季渔猎活动，即所谓的“春水秋山，冬夏捺钵”，合称“四时捺钵”。契丹人自古就有随水草、逐寒暑的生活习惯，这种习惯到了辽代统治者那里，就变成出行游猎活动，既要猎物多、风景好，还要离都城近，因此北京近郊的延芳淀就成为最好的去处了。当时的漷阴镇，正处于延芳淀岸畔，且历史悠久，但作为皇家“捺钵”的最佳落脚点，其行政建制显然还需要提升。

辽太平年间（1021-1031），漷阴镇升制为漷阴县。沾了皇家“捺钵”的光，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村镇，从此开始了它的辉煌。今漷县村作为行政区划治所的最高级别不止于县，但它的辉煌奠基于辽，辽代甚至事实上是其辉煌的顶峰，虽然有辽一朝，漷阴县并没有再升格为漷州。

这种判断并非空穴来风。如今漷县留下的历史古迹，包括史志上的文字记载，最著名的漷县八景是：泮宫古槐、禅林宝塔、驻跸甘泉、远浦飞鸿、长堤回雁、晾鹰旧台、春郊烟树、白河渔舟。除了禅林宝塔明确指建于元代、位于漷县村西北的佑国寺外，其他景物大多在辽时已有。泮宫古槐植于辽时；驻跸甘泉又被称为萧太后井；远浦飞鸿、长堤回雁、晾鹰旧台、春郊烟树、白河渔舟是地貌和自然风景，尤其晾鹰旧台，一个“旧”字点明了这一景物始于辽时。

漷县在辽代的重要地位还与“捺钵”的独特性有关。“捺钵”虽然可以译为“行在”，但与中原王朝的“行在”或“行宫”却有很大不同。中原王朝的皇帝平时住在京城的皇宫里，“行在”仅仅作为出行时的临时住所。而建立辽朝的契丹族乃是游牧民族，转徙随时，车马为家，这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也使辽廷形成了独特的议政方式。因而辽朝处理政务并无固定的场所，皇帝一年四季大部分时间都不在皇宫里，政治中心和政权中枢可以说就在马背车帐之上和四时捺钵之中。“捺钵”之地既是皇帝钓鱼行猎、习武休闲的理想胜地，也是皇帝议政治军、号令天下的主要场所。

2、元朝时曾升格为州

金朝的状况大体延续辽朝，“捺钵”始于契丹，后为北方政权统治者沿袭，成为一种文化传统。根据史料记载，金朝时金世宗等也多次到漷阴县，除了“捺钵”，还以此为基地，在延芳淀演练过水军。不过有关于此，金朝的史料记载不够详细，原因大概是金朝占领此地时间不长，且疲于征战，“捺钵”状况相对逊色，但有金一朝，漷阴县的辉煌一直延续。

变化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出现的，延芳淀经历辽、金两朝，又进一步淤积，到元初时已缩减成几处飞放泊，虽然仍可以尽情游猎，但陆地在不断增多，今漷县镇原来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渐渐失去，尤其是在它西面三公里左右新生成了一片叫柳林的陆地，其位置更为优越。随着流民开垦，新生成的陆地迅速繁华起来，元初时，柳林已发展成柳林镇。

延芳淀分散成几处飞放泊，曾经作为其岸畔的漷阴镇自然不居于核心，其地位发生动摇也就顺理成章了，讲游猎便利，当然是离核心区域越近越好。至元十三年（1276年），漷阴县升制为漷州，“割大兴之武清、香河二邑来属”（元《钦定续通典卷一百三十四州郡》），漷阴这个行政建制就此发展到了它历史的巅峰。不过，州治却没有选择漷阴镇，而是选在柳林镇。

漷州州治选择柳林镇，也是缘于地利。辽、金以至于元，因永定河、潮白河洪水泛滥，延芳淀渐被淤塞，化为几处较大孤立的水面。元帝后王公亦喜弋猎，仍常到这些地方游玩，称为飞放泊或海子。当时今西永和屯村西、原柳林镇东有柳林海子，东北有马家庄飞放泊，东南有栲栳垡、南新庄飞放泊，这四处水域是原延芳淀留下的主要遗存，因此柳林镇就变成了京城游猎出行的最佳位置，较之漷阴镇有了更大优势（此时柳林镇早已建制）。因此在漷阴县升制漷州之时，柳林镇被选为州治所在，取代原漷阴县县治漷阴镇，成为了漷州最初的州治之所。

但是，柳林镇作为漷州州治的时间也很短。不到一年的时间，漷州州治又南迁到白河（今北运河）西岸之河西务。漷州州治再迁的原因，是因为元初开始的京杭大运河开凿工程，与皇家“捺钵”相比，事关国计民生的大运河工程显然更为重要，而柳林镇不在运河之畔。州治南迁到河西务，正是为了大运河工程的需要。不过满足了大运河工程之需，皇家“捺钵”的需求怎么办？弥补这一缺失的办法就是在柳林镇修建了一座行宫，这座行宫就是元朝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柳林行宫。

直到元至正（1325-1368年）初，漷州州治终于又迁到了漷阴镇东北，县、州同治。漷州州治从河西务再迁至漷阴镇，是为了大运河治理和皇家“捺钵”需求的二者兼顾，而后者的主要功能，此时已经被建于柳林镇的柳林行宫取代。漷阴镇的“捺钵”文化氛围已经冷淡，其职能主要是管理河漕事物。

3、古代遗迹保留甚少

霍村升格为漷阴镇，漷阴镇升制为漷阴县，漷阴县再升为漷州，都与皇家“捺钵”文化息息相关。如果没有了皇家“捺钵”，这个地方的建制最高也就是县级，那还是地貌变迁过程中的某种过渡。元末明初，柳林海子等几处飞放泊也淤塞了，它们变成了大片的湿地和零星的沼泽，再也不能满足游猎的需要。而且明朝是汉族政权，没有“捺钵”传统，明初又建都南京……如此一来，以皇家“捺钵”需要而来的漷州建制，也就失去了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了。

元末，漷州地域连续发生大的争战，导致居民大量减少，漷州建制已是名存实亡，因此明洪武五年（1372年）漷州被降为漷县，这个县由漷州而来，因此也就没了“阴”字，而是直接取名为漷县，县治仍在漷阴镇与此相应，漷阴镇的镇名也就变成了漷县镇。

建文四年（1402年），燕王朱棣自北京起兵，攻夺明朝政权，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朝正式迁都北京。为增加京畿地区人口，从全国各地（主要是山西）向北京大量移民，漷县地域人口密度有所增加。曾经的几处飞放泊演变为湿地沼泽，为移民屯垦创造了有利条件，但随着漷县县域内荒地屯垦殆尽，再要增加人口就不可能了。

经过沧海桑田的变迁，漷县的地形地貌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曾经的水面消失后，这一地区就变成了平原，与它周边的广阔平原连成一片，其地貌优势随之消失。地貌的优势消失了，地势而来的灾害却显现出来，由于这一地区地势低洼，一遇洪涝就受灾惨重。这样的地方自然不利于建政发展，有明一朝还保留其县制已属不易，这可能与其漕河管理的功能仍然有效有关。漷县建制的辉煌，不是因为大运河漕运而起，但它因为漕运的需要而延续了更长时间。

清朝初年，北京地区战事频仍，漷县地区又屡遭水患，人口锐减，支撑其建制的基础进一步动摇。据《通州志》，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漷县终以辖域内“叠遭水患，民困徭役”，而始奉裁撤，并入通州，但仍“以管河州判一员驻其城”，这最后一句印证了其县级建制有明一朝得以延续的原因所在。

清朝时漷县地域已全部变成平原，曾经的雍奴薮和延芳淀演变成星罗棋布的坑塘，地貌优势完全丧失，历史的辉煌再也无法延续……还好，有清一朝，大运河漕运的功能还在，虽只“以管河州判一员驻其城”，漷县多少还保留了一点建制上的优势，到清末海运兴起，运河停漕，这一点点优势也终于成为历史。

以皇家“捺钵”文化而兴起的古镇，随着地貌特色的消失又回到了它的出发点，但它曾经的辉煌已被写入历史。今天的漷县是镇级行政建制，大体上已回到了它应有的地位，但与一般乡镇相比，这里厚重的历史又成了它新的特色。漷县如今被保留下来的古迹不多，却总有一些还是保留了下来，萧太后的驻跸甘泉被填埋了，东门桥遗址还在；古城被拆除了，城墙的遗迹还在……

4、柳林行宫位置成谜

今张家湾镇西永和屯村西，有一片遍布砖头瓦块的“砖渣地”，这里就是元代漷州最初的州治遗址。

西永和屯村地处张家湾镇南部，这一区域原属牛堡屯乡，汉代以前，它甚至不属于通州，而是与通州一样，同样属于当时的渔阳郡。《汉·渔阳郡》记载：“沽水出塞外东南至泉州入海。”按此推测，当时的泉州地域很广，甚至应包括现在的天津部分地区，但如此广阔的地域，何以其建制只与当时的通州（路县）等列？查史料可知，当时的泉州大部还淹没在水下，天津大部并没有露出渤海海面。这片广阔的浅海和连在一起的湖泊，时称雍奴薮，当时的泉州所辖，应该只是雍奴薮的部分边缘区域和岛屿。按《魏地形志》记载：“至北魏太平真君七年（446年）并泉州入雍奴。”可见汉时雍奴薮周边，还不止有个泉州。魏时的雍奴县，唐时改称武清县，这个名字读者就应该熟悉了。

至辽宋时，今西永和屯所在地已露出水面，变成了前出延芳淀的一片陆地，野生出大片的柳树林。柳树最喜在水边生长，柳絮飘落水面，被水波推上岸边，遇到泥土就会生根发芽。柳树还有一个生长特性就是耐涝，几个月泡在水中也不会淹死，随着自然水面的不断下降，露出水面的陆地往往最先长成柳林，西永和屯村西有人聚落之前就被称为柳林。

这片新生成的陆地地理位置可谓得天独厚。当时的延芳淀还是一片非常辽阔的水域，据《辽史·地理志》记载：“延芳淀方数百里，春时鹅群所聚，夏秋多菱芡。”当时的延芳淀与北运河的前身白河还有部分连通，从辽东运来的粮食，可以直接驳运到延芳淀中的皇家粮仓（今西永和屯村东一公里的苍上村）。直到金海陵王时，还能在延芳淀中演练南侵战船，这可以返溯当时这种状况。

这是多么大的一片水域！而西永和屯村西这片新生成的陆地，西北有高岗走廊可以连通今台湖镇和张家湾镇以北，它就像前出延芳淀核心的一个半岛，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自然决定了它的地位。不过，它当时的陆地面积不是很大，正常情况下至多也就是一个镇的分量，事实上在它成为漷州州治之前，也就是一个镇：柳林镇。

成为漷州州治的一刹那辉煌，并没能让柳林镇发展起来，它成为州治的时间实在太短，州城建设还没有动工。当然，州城的初步规划是有了。今西永和屯村西这片“砖渣地”，南有前、后南关村，北有大、小北关村，名字一听就是中间有座城池的规制。柳林镇成为漷州州治后，元朝在柳林镇不远的西侧修建行宫，它就是元朝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柳林行宫。

柳林行宫究竟建于何处？一说其遗址也是西永和屯村西这片“砖渣地”，如此前后南关和大小北关就成了行宫的附属，可是一般行宫是不设关口的，皇家的御用行宫就更不需要，平常百姓根本不允许进入，需要查验的关口吗？宫门和宫墙高大些就可以了。那柳林行宫可能建在柳林镇东侧吗？踏勘前后南关和大小北关中间地带，其东面距离当时柳林海子西岸（今东西永和屯分界迤西）只有几百米距离，再去除镇域范围，可能建行宫的地方非常狭窄，而《元史》卷二十八中却这样记载：元至治三年(1323年)五月，一场大风“拔柳林行宫内外大木二千七百”。以此推测，柳林行宫的规模应该相当大，2700棵大木绝不是这么小的区域可以放下的，且“大木”肯定有相当树龄，这种树不可能自然生长在最后才露出水面的柳林镇东侧。

以现代人的眼光看，休闲居处建在紧邻水边也许很惬意，但对王朝统治者而言，安全更是第一位的，无论是出于对水患的顾虑，还是对于盗贼的防范，这样的选择都不可能。此外，元末这里接连发生两次大的战事，历史记载都是针对柳林镇而非柳林行宫，这一方面说明这里的安全状况，另一方面也再次印证行宫不在柳林镇东侧。

不在东侧就只能在西侧，南面北面都没有可能，按此分析柳林行宫当在今西永和屯村西砖渣地迤西有相当距离和今柳营村以东这片比较广阔的地带，其南北界线则应该在今牛堡屯北和大北关村南。这片地域相对开阔却没有自然村落，这本身也是某种线索，若对这片区域进行考古探查，或许会有所发现。

元朝末年，在这个小小的柳林镇，短时间内就发生了两次大的战事：元顺帝至正十八年（1358年），农民起义军红巾军大将毛贵率军杀到此处，与元将刘哈喇不花大战于柳林镇，起义军虽受挫退兵，却已令元都大震；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麾下大将徐达、常遇春北伐，又进攻到这里，柳林镇或筑有土城及土坝堤围，却难以抗拒兵峰正盛的北伐军，经大战柳林镇最终被攻克，北京的陆路大门被打开。元顺帝听闻柳林镇失守大惊，主动放弃北京仓皇远遁漠北，元王朝对中原的统治也就此终结了。

明初，柳林镇变成了一个小村，名永和里，后来改称永和屯。永和屯朱杨两姓再分村，永和屯又变成了东、西永和屯，今东永和屯绝大部分人姓杨，西永和屯绝大部分人姓朱。曾经作为漷州州治的柳林镇，在元末明初的战火中消失了，只留下西永和屯村西的这片砖渣地，但就在这片瓦砾中，埋藏着曾经作为漷州州治的柳林镇的短暂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