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舟骈集  方砚 绘制 

 

高台丛树 方砚 绘制

万舟骈集

帆樯林立人如蚁，灯火星罗浪泊鸥

“万舟骈集”景观是指漕运繁盛之时，从南方到来的运粮船浩浩荡荡地聚集在运河北端河面上的情景。史载:“自潞河南至长店四十里，水势环曲，官船客舫，漕运舟航，骈集于此。弦唱相闻，最称繁盛。”这就是“万舟骈集”的盛景。随着漕运的衰落，该景象早就不复存在了，只能从一些文学作品和文献记载中寻找当年的影子。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朝鲜著名学者朴趾源先生随朝鲜使团来北京祝乾隆七十大寿，将其沿途所见所闻写成了《热河日记》。使团从东北经山海关而来，当他来到通州，看见运河漕船帆樯林立的情景，写下了“舟楫之盛，可敌长城之雄”，“不见潞河之舟楫，则不识帝都之状也”的文字，形象生动地描述了“万舟骈集”的漕运胜景。

那么，“万舟骈集”到底有多少船只呢？根据《通漕类编》，成化年间为12114只，嘉靖为12140只，万历为11688只。到了清代，康熙以前，漕船最多有14505只，雍正以后逐渐减少。雍正四年（1726年）为6406只，乾隆年间增加至6969只，之后，船只数量就呈下降趋势，但是在咸丰前期都能维持在6000只以上。咸丰朝后期，漕船下降趋势就很明显了。

除了漕船，运河上还有其他各类船只。根据推算，漕船的数量仅是大运河上航行船只总数的10%。根据功能不同，其他船只可以分为官船和民船两大类。其中官船又分为贡船和各种朝廷公务用船。明初，贡船分为三类，分别为马船、快船和黄船。根据张岱的《石匮书》记载，马船为“洪武时，为备水战也，驾以江西、湖广二省宁国、安庆太平三府水夫”；快船为“运水军、辎重设也”。这两类贡船到宣德以后，基本就消失了。其原因是“宣德以后，天下泰宁，马船、快船既无所用”。贡船中的黄船出现在永乐初，主要为皇家服务。通州城北有黄船坞，黄船停在此处，并形成了“柳荫龙舟”一景。

公务用船中，有朝廷和相关各省驻通办理漕务的办公用船。朝鲜使臣曾记载“则诸帆簇立，各悬一旗，旗皆彩缎。有曰内阁侍读，有曰刑部主政，有曰某县知县，其称不一。”最主要的是保障漕船的辅助用船。漕运辅助用船主要有剥船、瓜皮小艇、戗桩船、打凌船、泓船、垡船等。剥船（亦称驳船）体量比普通漕船小。因为到了通州，水量减小，大船容易搁浅，就改用剥船搬运粮食，这类船在通惠河上运用较多。为保证通惠河的水量，嘉靖七年（1528年）以后，改提闸运粮为搬粮过闸，两闸之间用剥船运粮。瓜皮小艇，是坐粮厅官员使用的公务船，这类船都比较轻便，质量好，而且有特殊的标志，与现在的水上派出所巡河用船功能一样。戗桩船护堤打坝，相当于现在的工程用船。打凌船用于破开运河冰凌，相当于现在的破冰船。垡船，也就是河道清淤船。除此以外，公务用船还包括政务用船、贡船、驿船（传递政令）、使船（服务使节之用）等。

除上面提到的各类官船（漕船也属于官船的一种）外，还有各种民船。根据功能分，民船有客船、货船、客货船、采沙船、摆渡船、渔船等。不同种类的民船有不同的名称。日本学者松浦章根据《中国省别全志》整理出中国民船名称清单。该清单记录了北运河上的民船：黄舿船（客货两用）、舿子船、乍拉船（客货船）、粲子船（客船）、山船、小槽子、小舢板、（小）太平船、小马槽、小粮船（帮划）、双船（货船）、大舢板、对马槽、渡船（关设民营）、划子船等。

以上考证足见北运河上航行船只的种类和数量之多了。“万舟骈集”何止“万舟”？

在北运河上行驶的漕船大致有三种类型。一类是江广船，主要是江西、湖南、湖北三省的漕船，要航经长江，所以船身大，吃水深，运行不便，但是运量大。另一类是江浙船，属江浙一带所用漕船，因航行要经过太湖，体量次于江广船。还有一类就是山东、河南所用的浅船，体量最小，但是航行最为轻便。

运河每年要承担多少运量呢？在李文治和江太新两位学者合著的《清代漕运》中，他们依据清代档案，整理出一个“清代漕粮历年起运交仓表”，对每年运粮情况有清楚的统计。根据统计表，可以看到清代漕粮交仓的情况。嘉庆前，每年平均在400万石左右。道光开始，逐渐减少至300万石，乃至200万石。同时，道光朝漕运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以至于漕运弊政和鸦片、盐政一起并列为道光朝三大难题。

运送这么多粮食，为防止发生拥挤，根据距离京通的远近，对行船的顺序和到达通州的时间，以及返航的时间都有十分详细的规定。山东、河南帮船在前，江浙船帮靠后，湖北、湖南、江西帮船在最后。如果江广船和江浙船一起到瓜州入口，先由江浙船开行。如湖北船先于江浙船到淮安，须在清江闸等宽阔处等候，等江浙船过后再尾随而上。当然，如果遇到特殊情况，也会灵活应变。可以想象，大运河上长长的船队，也是十分独特的景观。正如朝鲜使臣李宜显记载：“曾闻通州船樯，有如万木之森立，为天下壮观云。”

随着运河漕运功能消失，“万舟骈集”景象逐渐尘封在历史的深处。

高台丛树

戍堠沿堤拥将台，丛林高处护崔嵬

高台建筑在中国有很悠久的历史，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建筑形式。《尔雅》给“台”下的定义为：“四方而高曰台。” 最早的“台”在上古时期已经出现，是用土夯成的方形土墩，做祭祀或瞭望用。商周以后，“台”有了政治、军事、娱乐多重功能。老子说“九层之台，起于垒土”，说明在春秋时期，台式建筑已经是常见的一种建筑形式。

在后来的王朝中，有几座著名的都城，大都在其西北部筑起一组高大的台。曹魏邺城有“铜雀三台”（分别为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合称“铜雀三台”），是曹操在建安十五年（210年）所筑。杜牧诗句“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中所谓的铜雀，便是铜雀台。汉魏洛阳的金墉城和邺城的铜雀三台一样，也在其西北设有南北向排列的三座建筑。还有隋唐长安城、东都洛阳城都在西北角筑有三台。

通州为平原，历史上境内有几处高台，都是人工筑造的台式建筑，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从功能上分，这些台式建筑分为两类：一类是辽金元时期，皇家狩猎所用的“台”。这类台都在辽代延芳淀范围内，皇家狩猎时，有放鹰台、晾鹰台、呼鹰台。每种有不同的功能。《光绪通州志》对此三台都有记载，但是呼鹰台和放鹰台遗址已经无考，仅晾鹰台“今考州南六十里德仁务，遗迹尚存，即漷县八景之一”。

另一类是具有军事功能的“台”，如虚粮台、将台等。关于虚粮台，其位置在城东甘棠一带，有十余处高台，为疑兵之计，虚设高台。在很多文献中都有记载。史载：“州东甘棠乡隄子里，有台十余座，相传前代驻兵于此，余地相对，因军中乏粮，虚设此台，以张积粮声势。”

过去，通州地区还有三处“将台”，也称拜将台。史书记载，通州境内有三处将台，“其二在州城西，相传武宁王徐达建，或曰唐薛仁贵征辽所筑，用席垒土为之。其一在州城北，通京师东直门中路。旧传慕容氏拜将台也。”“高台丛树”中的“高台”是指明代武宁王徐达建立的一个拜将台。《日下旧闻考》载：“将台在通州西二十五里，中山武宁王徐达所建”。

通州的拜将台，缺少详细的文献记载，而且也没有遗留下来，所以到底是什么形制、规模都不清楚。但是从明代永乐年间文渊阁大学士金幼孜留下的一首诗，为拜将台提供了线索。该诗名为《过拜将台追忆先皇作》，全文如下：“忆从先帝北征时，亲奉銮舆誓六师。威驾风云严号令，阵分龙虎耀旌麾。指挥掌握真无敌，驾驭英雄政有为。一自鼎湖仙去后，几回过此重增悲。”

诗中所讲先帝北征，发生在永乐八年（1410年）。在此之前，蒙古鞑靼部发生内乱，新王和大明反目，不仅杀了明朝使臣，还侵犯边境。明成祖朱棣大怒，御驾亲征，大获全胜。金幼孜此次随朱棣北征，将每日见闻用大事记的形式记录下来，为后世留下了《北征录》等历史价值较高的资料。这首诗就是金幼孜回忆永乐大帝出征前在拜将台检阅部队的情形。

永乐皇帝亲自检阅六师，号令威严，受阅部队斗志昂扬。检阅时，部队摆成龙阵、虎阵等各种军阵。在古代打仗主要靠计谋，两军对垒，需要排兵布阵。军阵在作战中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所以检阅部队主要检阅排兵布阵的操练情况。

这次检阅，明人周之翰有诗云:“谁把旌旗八阵开，风云犹自拥层台。春来细柳垂金甲，疑是君王按辔来。”此诗中旌旗八阵开，是指永乐大帝第一次阅兵的情形。清人王维珍也有诗云：“戊堠沿堤拥将台，丛林高处护崔嵬。霜寒鹰隼秋云薄，月满旌旗大漠开。”诗中“月满旌旗大漠开”一句是指北征大军在北方大漠地区大获全胜的史实。

将台设在通州，说明通州的战略重要性。有明一代，通州一直受到朝廷的重视。明初，中山武宁王徐达攻克通州后，令名将曹良臣守通州。并在通州设四卫，分别为通州卫、通州左卫、通州右卫、定边卫，共有驻军两万五千余人。永乐间，由在“靖难”中为朱棣争夺帝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孙岩守通州。后来，由于近京边塞不安宁，加上漕运安全的需要，朝廷从蓟州、保定和京郊等处抽调一万精兵，驻守通州，以备调用。明清两朝，通州守军一直是国都安定的重要力量。

到了清代，此将台已经废弃。《日下旧闻考》明确说“将台故址今存”。《日下旧闻考》成书于乾隆年间，说明到了清代中期，将台只剩下遗址。将台在清代弃用的情况，在一些诗词中也有提及。清康熙年间，通州知州吴存礼有诗云：“何代英雄迹已赊，尚遗废垒枕桑麻。几回隔陇闻樵唱，犹似当年奏暮笳。漠漠烟深喧鸟雀，萧萧不落卷沙尘。欣逢盛世藏弓矢，剩得青葱郊外斜。”

这首诗用了“废垒”来形容当时的情景，说明，在清初，此将台就已经破败很久了。1949年后，随着行政区划的调整，高台丛树景观被划到朝阳区。现在已经难觅踪迹了，只能在零星的文献中看到一些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