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登云（左）和高建强在研究交流。 记者赵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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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山文化，是目前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唯一一处以河北省地名命名的考古学文化。

1972年，位于邯郸武安磁山村的磁山遗址的发现，为我国半个世纪以来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找到了突破口。其中炭化粟的出土，一度把我国黄河流域植粟的记录刷新到距今八千年前。

1988年，磁山遗址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目前，在省文物研究所，专家正对磁山遗址出土文物进行再整理。

记者采访了曾先后参与考古发掘的三位考古工作者，希望在武安南洺河北岸这块17万平方米的遗址台地上，捕捉到北方农耕文明透过历史幕布依旧闪烁的光亮。 

陶盂和支脚。 记者赵杰摄

 

1 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突破口

“来，来，带你看看我们的‘宝贝’！”

2017年11月15日，省文研所磁山遗址出土文物保管室，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屋子。曾参加第二、三次磁山遗址考古发掘的省文研所研究馆员高建强推开门，带记者见到了他所说的“宝贝”——石块、石板、石棒、陶盆、陶罐和一些尚不知其名的石质、陶质器物。只见它们散置在靠墙的铁架和屋子中央的大木桌上，大小各异，有数百件。

然而，许多人想不到，40多年前，就是这些不起眼的“石头疙瘩、陶片子”，曾震惊整个考古界。

因为它们的发现，在当时为我国半个世纪以来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找到了突破口，填补了新石器时代早期代表遗址的空白。

故事要从武安一个小村庄——磁山村讲起。

磁山村，坐落在武安最大的河流南洺河北岸的河湾处。

1972年秋末冬初，磁山第二生产大队（今磁山二街）兴修水利、开挖沟渠时，在耕土下1米左右深处，挖出许多破碎的陶片和石质板状物、圆柱形石棒，而且越挖越多。这个消息辗转传到了当时的省文物管理处（今省文物研究所）。

曾参与磁山遗址第一次考古发掘、今年86岁高龄的刘勇，当时正在邯郸市文物保管所工作。接到所里通知，他陪同省文物管理处的胡仁瑞到磁山第二生产大队观看收存的器物。

“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一个是‘鞋底儿’状的石板，长大概40多厘米，宽约20厘米，一面还有4个约2厘米长的‘短腿儿’；另一个是圆柱形的石棒，中间粗，两头细。”刘勇回忆说，“当时也搞不清是什么时代，胡仁瑞就挑了几件作为研究标本带了回去。”

如今，当年胡仁瑞带回的石棒和“鞋底儿”状石器，就摆放在省文研所磁山遗址出土文物保管室的一角。

这是什么器物？出自什么年代？又是什么用途？

“考古是一门靠材料不断累积做判断的学科，材料、信息太少的话，即便最厉害的考古专家，也答不上来。”高建强说。

时间转眼到了1976年11月，此前因种种原因被搁置的磁山遗址考古终于迎来转机。

经报请国家文物主管部门同意，省文物管理处委托邯郸市文物保管所对磁山遗址进行了第一次正式发掘，由省文物管理处的孙德海任领队，刘勇负责田野工作。

考古队清理了不到两个月，出土了陶、石、骨、蚌器等文物上百件。

断代，这个最初的问号仍然摆在考古队面前——从出土文物的形制看，似乎不属于任何已知的新石器文化类型。

“老孙和我都忍不住了，心想别埋头挖啦，先去北京找专家鉴定鉴定吧。”刘勇说。

提起与已故老友孙德海的这趟北京之行，刘勇显得很兴奋。“我们把标本拿给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苏秉琦和安志敏两位专家看，他们也感觉很新奇，说这批文物既‘早’又‘新’，很可能是我国半个世纪以来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突破口。”

为何说是“突破口”呢？

高建强解释，就当时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来看，最早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年代不早于距今6500年，这与最晚的旧石器时代遗存之间，仍有数千年的文化缺环无法衔接，属于空白和未知。

而这批文物，很可能就来自这个空白阶段。

特别是与仰韶文化器物相比，它从外观看更“早”，也更“原始”。

随手拿起保管室里一件陶器，高建强细数其与仰韶文化出土陶器的差别。“前者器物类型少、器物色块杂、以粗制的加砂陶居多，没有彩陶，而后者器物类型多、用途分工细、色泽更纯，代表性的彩陶特别漂亮，且多是手感细腻的泥制陶。”

事实证明，两位专家的观点极富预见性。

时隔不久，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C14实验室测定，磁山文化遗存的年代距今7335±105年，加上树轮校正值，实际年代可达8000年以上，时间跨度约为五六百年。

消息一出，震惊了整个考古界。

此后，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内蒙古赤峰兴隆洼文化等新石器时代较早阶段的文化遗存陆续涌现出来，磁山文化的发现真正成为了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的突破口。

1988年，磁山遗址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修复后的文物。 记者赵杰摄

 

2 出土我国最早人工植粟物证

今天，在磁山遗址旁，有一块竖于1990年、用小篆书写的石碑，石碑以“粟发祥地”为题，撰文感念磁山先人培育人工粟的功绩。

粟，即谷子，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小米，是我国北方以黄河流域为中心，高纬度、高海拔地区种植的主要农作物之一，至今仍有大面积种植。

但1976年便开始的磁山遗址考古，为何到了1990年才竖起了这座“粟发祥地”的纪念碑呢？考古工作者究竟何时发现、又是如何确认了粟的存在？

众所周知，粮食是有机物。在考古中，粮食的遗骸出土时通常已腐烂呈粉末状，难以辨认形态。

“今天我们只能看到炭化粟灰白色的粉末，但考古刚出土时，它们可不都是这个样子。”

1985年7月，磁山文化遗址的第二次考古发掘正式开始。今年61岁、参与发掘并负责田野工作的邯郸市文物研究所原所长乔登云，清晰记得他在考古现场第一次见到刚出土粟的情景。

“一个长方形窖穴里，一层层揭去覆于上层的黄土和先人废弃的生活垃圾，露出淡淡的绿灰土，但暴露在空气中不一会儿，土就风干成灰白色了。我凑近了看，发现一些粉灰当中还能看出作物完整的颗粒，一粒粒圆鼓鼓的，直径大约2毫米，和现在的谷粒差不多大。”

当时乔登云已经知道眼前的作物便是粟的炭化物，但此前，这些粉末是什么，还没有科学结论。

事实上，在磁山遗址第一次考古发掘中，考古队发掘出窖穴300多个，其中储藏作物的就有88个。

“我们曾先后把标本送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古植物研究室、北京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等单位做过鉴定，可惜这些作物标本出土后辗转到农史专家手中时，颗粒已经粉化。”刘勇说，限于当时的技术，没能得出明确结论。

为了获取物质遗存内在的历史材料信息，考古正越来越依赖多学科的跨界合作。比如农业考古、植物考古、冶金考古、陶瓷科技考古等。

1982年，“灰象分析法”，一种今天考古界通常用来鉴定炭化植物遗存的方法，首次被介绍到国内。正是借由这一方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鉴定出，磁山遗址65号窖穴采集的作物样本中有“粟”的痕迹。

“这一发现在当时是非常惊人的。”乔登云说。

因为，在此前世界农业史学界，公认粟自埃及和印度传播而来。磁山遗址中粟的发现，不仅把我国人工种植粟的历史追溯到8000多年前，而且进一步证明，我国是世界上人工种植粟最早的国家。

磁山的先民究竟经历了怎样年复一年的筛选种植才将野生的狗尾草培育成了人工粟，今天已经不得而知。但黄河流域农业的发展，正是以粟的驯化为主体开始的。

时至今日，邯郸武安至山西长治一带的黄土丘陵上出产的小米，仍是全国质量最好的小米之一，太行山东麓仍然是我国主要的小米种植区。

有粮食便有粮仓。窖穴，就是磁山人储粮的仓库。

走进磁山遗址的发掘现场，已经被切割成排列整齐、大小一致的方形探方内，数量最多、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大量的长方形窖穴。窖口一般长1米左右，宽0.5米到1米，深多在2米到4米之间，星罗棋布、密密麻麻。

磁山遗址经历三次发掘，总共清理窖穴千余个。“我们发现其中八成左右都有粮食堆积或堆积痕迹，一般厚10至30厘米。第一次发掘材料显示，个别较厚的可达2米以上。”乔登云说。

凭当时的生产能力和农业发展水平，真的需要数以千计的窖穴存储粮食吗？

“人们常把窖穴的数量与粮食存储量画等号，得出磁山先人存粟达数十万斤或更多的结论。但这并不科学。”乔登云认为必须澄清这个事实，那就是，当时的粮食存储多是临时性的，主要是为了供当年至次年粮食收获之前食用，这些窖穴是在长达五六百年的时间内经过几代人的挖掘、使用、淘汰累积而成的，每个窖穴使用2到3年就会因为霉菌过多而淘汰。

“但无论如何，粮食储存，都是农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据此推测，当时的农业已经有很大发展。”乔登云说。

3 生产生活家当折射生产力发展

磁山遗址的考古，目前正在进行一场“迟来的解读”。

生活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磁山先民，以出土的器物，讲述着他们过往生活的片段。怎么耕种？怎么做饭？生产生活中哪些细节可以和今人的生活联系解读？

这些，只有经过考古工作者耐心细致地反复推敲和解读，才能逐渐破解其中的奥秘。

第三次考古发掘止于1998年。如今，考古结束已近二十年，但还没有出正式的考古发掘报告，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前两次遗址考古的主持者孙德海先生在考古工作还未结束时就去世了，其他队员又有多项考古工作要承担，就这样，一直推到了现在。”高建强解释。

2017年，省文研所申请到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用于磁山遗址考古报告的编写。高建强和刚刚退休的乔登云，预计要用接下来5年时间，撰写发掘报告。

当初磁山第二生产大队发现的那一类形似靴子底的石磨盘和石磨棒组合器物，在整个磁山遗址考古中出现了120套之多，是磁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也是高建强和乔登云研究的重点之一。

在这些器物上，记者发现了一个细节：石磨盘不带足的一面和石磨棒一个固定侧面磨损度很高。

“我们推测，这是一种谷物脱粒工具，而且磁山先人在使用石磨棒时应该是只用一个固定侧面与石磨盘接触，通过搓磨的方式为谷物脱粒，而不是擀动石磨棒。”乔登云说。

考古中，一些细节要细致观察，另一些则要通过大量的对比才能发现。

在位于磁山遗址旁的磁山文化博物馆前，矗立着出土数量最多、最具代表性的另一类组合器物——陶盂和配套支脚的仿制品，这套器物占到了出土陶器总数的70%以上。

盂，是一种盛装液体的器皿，造型像个大笔筒。三个支脚的形制很奇特，乍一看像一只倒置的靴子，细一看更像一个仰起的鸟头。

单看一套陶盂和支脚，没什么稀奇，但当把大量同类器物放在一起时，差别就显现了：越晚的地层出土的器物，三只支脚支撑用的顶面越窄，反之越宽。

这很有意思！“显然，磁山先人挺聪明，他们改良了支脚，通过减小与盂的支撑接触面积，增大盂底部加热时的受热面积，提高了灶具的煮制效率。”乔登云笑笑说，“而且，一套器物有三个支脚，他们已经摸索出，三角结构最稳定。”

这套有点类似今天家用燃气灶造型的器物，可谓现代锅灶的“先祖”。

磁山先人的生活家当在改良，生产工具也在趋于完备。

磁山遗址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不仅数量多，而且品种已比较完备，各个环节都有了分工较明确的专用工具：有土地开垦挖掘用的石斧，耕种除草用的石铲，切穗收割用的石镰，脱粒加工用的石磨盘和石磨棒。

“农业生产工具用途的细分，是反映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可见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已有很大提高。”乔登云说。

触摸着磁山先人打磨的石器，从器物简单的线条、粗糙的质感中，记者感觉似可穿越时间长河，握到磁山先人打磨器物的双手。那双手坚实而温暖，那器物上闪烁着北方农耕文明的光亮。（记者李冬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