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住店难”的往昔岁月

 

1980年,打磨厂长巷二条旅馆工作人员接待旅客。李晞/摄

 

1980年10月28日,《北京日报》1版

 

1987年8月4日,《北京日报》1版

 

 

1986年,原宣武区大小川淀居委会办起小旅馆,低价接待本地区居民家来京探亲的亲戚朋友,解决住房紧张户的困难。图为服务员在打扫客房。王振民/摄

1983年11月21日,《北京日报》2版

 

1980年,个体户开办的建国门旅馆。丁世儒/摄

 

1984年1月14日,《北京日报》1版

 

1988年1月6日,《北京日报》1版

 

1980年,福绥境街道利用人防工事开办的地下旅馆。李晞/摄

 

1985年1月9日,《北京日报》1版

 

1985年,建设中的国际饭店。李晞/摄

 

1988年1月12日,《北京日报》1版

 

逢年过节,进京游客络绎不绝,从星级饭店到快捷酒店,想住哪儿只需动动手指头便能在网上完成预订。可在上世纪80年代有段“住店难”的岁月,很多外地人进京找不到旅店,只好露宿于车站、街头,抬头“看星星”。那时候,流传着一句颇有调侃意味的歌谣:“想北京,盼北京,到了北京数星星……”

1 澡堂子里忍半宿

据本报1980年10月20日1版《街道办商业服务业投资少见效快》一文记载,1957年,北京市有集体性质的商业服务业合作社、组近3万个。到1978年,商业服务业网点却减少到5812个,减少了80%。网点大量减少,造成“住店难”等状况,与首都的地位极不相称。

那时候,北京旅店严重不足,进京旅客住店非常困难。有的旅客等不到床位,只好住浴池,甚至露宿街头。(1980年10月28日《北京日报》1版,《为解决“住店难”出力》)

1982年,长春汽车配件一厂技术科工作人员刘光甫和同事到北京出差。晚上7点下的车,因为肚子饿得慌,就先找了个地方吃饭。等吃完饭再去找旅馆,哪还能找得着哇!他们在大街小巷里乱串,着急上火,没辙没辙的。最后没法子,只好在天桥找了个澡堂子过夜。那是一间大屋子,里头足有七八十口子人,乌烟瘴气,根本睡不着,他就和同事唠嗑,一唠唠到凌晨三四点钟,天没亮,就赶紧跑出来了。(1987年8月4日《北京日报》1版,《进京不再“数星星”》)

数据显示,到1982年底,北京的国营饭店、旅店只有512家,才7万多张床位。在那个年代,旅店不自己揽客,而是靠旅店介绍站把客人介绍过去。像北京站、前门、永定门等人流多的地区都设有旅店介绍站。就拿北京站旅店介绍站来说,旅游旺季时,常常是楼上的队顺着楼梯排到楼下,一楼的队尾则出了介绍站的正门,沿着房根儿,一直甩到60米外的后门。旅客们心知肚明,若没有排十几个钟头的耐心,就别想住上旅店。(1983年11月21日《北京日报》2版,《旅店介绍站的烦恼》)

作家赵大年也深有感触。2010年2月22日,本报15版刊发的他的文章《家住北京》中这样描写“住店难”:改革开放初期,珠影导演陶金来京送审样片,文化部招待所客满,只好睡澡堂子,晚10点入住,早6点就请出去……

2 “住店难”背后原因多

住店为什么会难?

其实,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住店并不难,公私合营时,东城、西城、朝阳、原宣武、原崇文五个城区有551家旅馆、24800张床位,而且两人一室的小房间居多。后来,一些旅馆网点逐渐被撤,改做办公室、宿舍等。“文革”期间,撤的网点更多。这期间,除了上世纪50年代初期国家投资盖了四个较大规模的旅店外,以后基本没再建。1978年市旅店公司成立时,五个城区只剩下142家旅馆、10506张床位了。

后来,北京国营旅馆略有增加,特别是党的搞活经济的政策,使集体所有制旅店发展更快,对缓和“住店难”起了一定作用。然而,因为没有统一的管理制度,各自为政,有的漫天要价,有的甚至将旅店长期租给外地驻京办事机构,造成管理混乱,影响了服务质量。而崇文门、新街口、和平里等处几家大旅店,则是在基建搬迁中用几十个小旅馆网点换的,实际床位也未增加。种种原因叠加,“住店难”才愈演愈烈。

旅店分布不合理也是“住店难”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缺少集中领导、统一规划,谁有钱、有地皮谁盖,新建的国营旅馆大多分布在郊区,对缓解城区住店紧张状况并没起到应起的作用。据统计,上世纪80年代初,城、近郊区的国营旅馆中,有20%分布在近郊区,离市中心几十里,有的下车后还需步行数里方能到达。比如门头沟旅馆距北京站60多里地,坐地铁到苹果园站下车后,还得坐十几里路的公共汽车。有人开玩笑地说:“有上那儿的工夫,不如到天津住去了。”因为路途远,交通不便,旅客不愿去,郊区的一些旅馆尽管条件不错,也经常是床“等”客,“吃不饱”。(1983年11月21日《北京日报》2版,《旅店介绍站的烦恼》)

3 人防工事里办地下旅馆

北京的人防建设开始于上世纪50年代,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大量构筑,光管理和维修已有的人防工事,国家每年就要花掉几百万元。

1979年初春的一天,在市人防办公室一间狭小的会议室里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人防工作今后如何开展,本市的地下人防工程应该怎样管理”,成为大家争论的焦点。正值北京市“住店难”问题严重之时,大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何不利用地下人防工程办旅社?这既可解决旅客的住宿问题,又使人防工程得到了开发利用,而且还能安排待业青年就业。”

当年,本市第一家地下旅馆在海淀区八里庄诞生,同年8月接待了第一批客人。开业不久,这家旅馆就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随后,东城、原宣武、原崇文、西城、朝阳、丰台、石景山等区也纷纷办起了地下旅社。每天,这些地下旅社能接待数万名客人,有效地缓解了“住店难”,而大多数旅社在三年内就赚回了全部投资。(1988年1月6日《北京日报》1版,《“地下不夜城”》)

据统计,从1979年到1984年,全市共利用已建人防工事开办了170家地下旅馆,使用面积达11万平方米,设固定床位15500多张,每天接待旅客15000人至17000人,对缓解“住店难”起到了积极作用。(1984年1月14日《北京日报》1版,《本市建成170家地下旅馆》)

有关部门曾做过调查,尽管存在通风、除湿设备不全等问题,很多客人对地下旅馆还是比较满意的,称这种旅馆“冬暖夏凉,安静舒适,清洁卫生”。有的地下旅馆顾客盈门,“回头客”达60%以上。两全齐美的是,人防工事长期闲置的状况也得到改善,其内部装修一新,设施设备安装齐全,维护管理得到加强。(1981年8月20日《北京日报》1版,《本市利用人防工事开办旅馆78所》)

4 退休教师办“家庭旅馆”

1987年出品的由陈强、陈佩斯父子主演的电影《二子开店》,至今仍有很多人记得。其实早在1985年,本报就见证并推动了私人经营旅店业的探索。

1985年1月9日,本报1版刊登了一封署名为“退休教师赵敏”的读者来信。这位退休教师想利用自己的五间私产(平房),通过个人投资(贷款),或者与郊区农民合资、与外省单位共同投资,开一个能容纳三四十个床位的“家庭旅馆”,为解决首都“住店难”作一些微薄的贡献。当时,像这样的个体户不少,他们希望得到有关部门支持,尽快办理手续筹建旅馆。

城市个体户能不能经营旅店业?本报从市公安局、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得到了肯定的回答。当然,经营旅店业的个体户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比如,申请经营旅店的个体户负责人和从业人员,必须在本市有正式户口,并要身体健康、无传染性疾病。而个体户经营的旅店床位数,一般不得少于15张,每张床位距离不少于70厘米,公用通道不少于120厘米,男、女客房和厕所也要分开。(1985年1月9日《北京日报》1版,《条件具备的个体户可经营旅店业》)

5 进京不再“数星星”

由于市政府实行国营、集体、个体一齐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北京“住店难”现象逐渐缓解。

据1988年1月12日《北京日报》1版文章《北京的饭店宾馆是否盖多了》所说,1987年,饭店宾馆由1983年的1500家、21.6万张床位,增加到3900家、43万张床位。涉外饭店由1983年41家、1万间客房,发展到97家、2.4万间客房,1987年进京的国外游客突破100万人次,那时候,很少有人嚷嚷“住店难”了。

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外地人进京住店不再是难事。“哪怕住得离市区远一些,也不至于住不上旅馆,有时还得挑挑呢:太远的不住,防空洞、地下室不住……”一位外地人说,“进京不用‘数星星’了。”

本版文字:贾晓燕

历史资料:京报集团图文数据库、新华社、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