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年间，北京城里广泛使用炉子取暖。

数九寒冬，正是北京人所熟悉的“猫冬”时期。如今室内都有暖气，可让人热乎乎的，但在百余年前，对老北京人来说取暖并非易事，不过那时的冬季生活，别有一份风味。

在清末时，老北京人最常见的取暖“神器”，就是热烘烘的暖炕。《都门杂咏》曾收录有一首诗，描写了旧时老北京冬日取暖的景象：“雪纸新糊斗室宽，映窗云母月团来。地炉土炕重修葺，从此家家准备寒。”

那时，炕都有灶口和烟口，灶口用来烧柴，烧柴产生的烟和热气通过炕间的墙时，烘热上面的石板产生热量，使得房间变暖。在普通人家，为了节制薪炭消耗，习惯于把锅灶和炕连为一体。这样，在做饭的同时也把火炕烧热了，一举两得。又做饭，又取暖，俗话称“锅台连着炕”。

进入民国后，睡炕的人家逐渐减少，改成睡床和铺板了。随之而来的，是装有一节节马口铁皮烟筒的西式“洋炉子”。而一般人家仍然还是用没烟筒、烧煤球的炉子，少数的烧木炭火盆儿。那时候，这些炉子没烟囱，添煤时要将炉子移到屋外。因此，煤气中毒现象时有发生。不过，当时人们也有应对之策：把人抬到院子里吸会儿冷空气，或者灌大半碗酸菜汤，中毒的人也就苏醒过来了。老北京人生火，往往由头年的十月初，一直烧到次年的二月初，差不多得烧五个月，要不怎么说冬天苦长呢。

那时北京的冬天滴水成冰，风沙也大，所以，特别讲究糊窗户，以防止“针尖大的窟窿，斗大的风”。人们用打好的糨糊刷在窗棂上，再糊上洁白的东昌纸，连窗框上露木头的地方也用纸裱糊过。

四合院里的人们在户外的活动极少。因此关于冬天的回忆，大多限于室内。正是如此漫长的冬季，给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带来了不一样的趣味。著名作家俞平伯在《陶然亭的雪》中记载了老北京的冬天况味悠长。

生长于江南的俞平伯，自从来到北平后，对这个第二故乡有了更深刻的感触，尤其是对于老北京的冬他记忆尤深。冬天，夜晚降临，猫在四合院的室内，无所事事，才有闲暇品味室内外风景的雅兴。俞平伯描述了1924年冬，他在北京东华门侧一条小胡同里的四合院的窝冬生活：“有银花纸糊裱的顶棚和新衣裳一样卒察的纸窗，一半已烬一半红着，可以照人须眉的泥炉火，还有墙外边三两声的担子吆喝。因房这样矮而洁，窗这样低而明，越显出天上的同云格外的沉凝欲堕，酿雪的意思格外浓鲜而成熟了。我房中照例上灯独迟些，对面或侧面的火光常浅浅耀在我的窗纸上，似比月色还多了些静穆，还多了些凄清。当我听见廓落的院子里有脚声，一会儿必要跟着‘砰’关风门了，或者‘搭’下窗帘子了。我便料到必有寒紧的风在走道的人颈傍拂着，所以他要那样匆匆地走，如此，类乎此黯淡的寒姿，在我忆中至少可以匹敌江南春与秋的姝丽了。”

在欲雪的黄昏，当人们一边烤着炉火，一边望着朦胧的纸窗，看着天色渐渐暗下来，炉火反把纸窗照红时，的确颇有几分江南的景致。难怪上海红学界元老、对老北京风土人情非常熟悉并且曾写下《燕京乡土记》《北京的风土》、《北京四合院》等著作的邓云乡，在《忆江南》词赞叹道：“忆京华，最忆是围炉。老屋风寒深似梦，纸窗暖意记如酥，天外念吾庐。”

值得一提的是，在清朝末年，随着西方文化的涌入，北京城的一些新式建筑，有了更先进的取暖技术，甚至都用上了暖气。据《当代北京民用能源史话》记载，北京采取集中供热方式要追溯到清光绪十二年（1886），当时位于东交民巷的俄国道胜银行采用低压蒸汽锅炉供暖，用一台小锅炉分别为整栋办公楼供暖，这是北京历史上第一家采用锅炉的供暖单位。在此期间，东交民巷各使馆、北洋政府旧议院、机关和清华学堂、北京饭店、京师大学堂、协和医院、京师图书馆等先后引进和建立锅炉房，安装暖气设备。到了1919年，美国人建立协和医院时，建有地下锅炉房，安装了5台分别为5吨的锅炉，用于蒸汽发电、取暖以及炊事洗衣等。

当然，那时的暖气并不普及，除了外国人居住的建筑，还有部分大学的宿舍里也有暖气。位于西郊的清华大学，因为周围人烟稀少，清华大学的学生们绝大多数住校，因此清华的住宿条件相对较好：一般是二至四个人一个房间，有活动室和会客室，有电话，有工友，用单独的卫生间，有洗澡间，有暖气（那个时候叫水汀），暖气的热度烧得很高。清华的暖气当时烧得比北京饭店还热，冬天非常舒服。除此之外，燕京大学的住宿条件也非常好。不过北京大学的住宿条件就不是很好，八个人一间宿舍，冬天没有暖气，要生煤球炉子，所以家境稍好一点的北大学生不住北大住宿。中国大学、中法大学宿舍跟北大的情况差不多。                    刘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