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秋瑾在北京的住所现在谁人知晓?谁能讲述她在北京的旧闻?笔者行走在南城，寻觅这位伟大的女性革命家当年的踪迹，我们看到的是朴素的日常，人们祥和地生活在这片天空之下。四合胡同、青砖黛瓦，历史的时光似乎未留下十分刻薄的痕迹，城市的繁华中依旧点缀着老北京的样貌。

　　秋色明净，如同被纤纤素手反复擦拭过的天空上挂着一轮又大又亮的玉盘，月光如练，尽数倾泻在这北京城墙下的连片胡同中。农历八月十五，正是阖家欢乐，共度中秋之时，却有一女子，泪洒篱下菊花，遥想离浙八年，如今小住京华，更见中华四面楚歌，列强侵逼，而自己却为家庭所缚，无途投身救国，口中喃喃念道：“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莽莽红尘，何处觅知音啊?此女子并不是其他人，正是随夫赴任的秋瑾。

 

　　中华历史上下五千年，传奇之人不胜枚举，但秋瑾这一女子可谓人如其名，瑜瑾美玉也。“怀瑾握瑜兮，穷不得所示，”此谓秋瑾也。她出身于官宦世家，其父秋信候任湘乡县督销总办时，将她许配给与曾国藩有姻亲的湖南双峰县王氏，富家子弟王廷钧。“到了择亲的时光，只凭着两个不要脸媒人的话，只要男家有钱有势，不问身家清白，男人的性情好坏，学问高低，就不知不觉应了。”(秋瑾《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这就是对当时订婚的真实写照。两家经济地位的不平等，以及旧式婚姻的婆媳关系，加之封建制度中的盲婚哑嫁，使得秋瑾难以与丈夫志趣相投，无法得到足够的感情慰藉。她虽有谢道韫之才，婚姻却局限于思怨之中，幸而常与唐群英、葛健豪往来，或饮酒赋诗，或对月抚琴，或下棋谈心。三人皆才英出众，并称为“潇湘三杰”。唐群英作为中华民国缔造者之一，同盟会的第一个女成员，更是与秋瑾被后人并称为“辛亥革命的孪生女儿”。

　　秋瑾先后两次来京。1900年秋瑾丈夫王廷钧捐得清廷户部主事的京官，她也随之来到京城。首次入京，一说秋瑾居住在南横街的一个小宅子中，另一说秋瑾暂居于绳匠胡同。绳匠胡同建于明代，1965年改名为菜市口胡同，位于原宣武区中部，北起骡马市大街，南至南横西街，因为邻近菜市口而得名。笔者走出菜市口地铁站，目光所及之处现代建筑鳞次栉比，哪里有一点胡同的样子。出地铁站向北走，在北京鹤年堂中医院门口遇见一位家住法源寺的阿姨，“菜市口胡同早就不见了，之前政府对胡同进行开发了，现在叫菜市口大街。”而菜市口刑场，也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了无印迹了。而我们不曾忘，亦不能忘，那个“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便是在菜市口以热血洗污政，以身殉道。谭嗣同家住北半截胡同，如今的谭嗣同故居，也成为了北京胡同中的一景。这位维新派人士不惧生死的精神也颇为秋瑾所推崇，这才有了后来的秋瑾效法，决心以一死表明献身革命之志这一说。

　　1901年，八国联军进犯北京城，秋瑾不得不随丈夫暂回湘潭。与好友唐群英谈论此次经历，唐群英愤慨说道：“国之兴亡，匹妇亦应责无旁贷。”由此更坚定了秋瑾的救国之志。1903年，她第二次随夫赴任，来到北京。此时的北京，虽然四处严禁重重，但新的生命和力量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制度的压迫下顽强地成长着。这一次，她暂住在南半截胡同。

　　南半截胡同，大约三百多米长，宽窄适中，现如今能如此保留着原貌的胡同已然不多了。笔者向路人打听了南半截胡同七号，随后在一个普通的四合院门口找到了一块石碑，上书“绍兴会馆”四字。一进门便是一棵硕果累累的石榴树，依然生机繁茂，但里面的人们早已说不清鲁迅原先住过的老房子的位置，也说不清秋瑾是否在此居住过了。

　　秋瑾第二次来京，她决心自费东渡留学，投向革命救国和宣扬女权的道路。但这遭到了丈夫王廷钧的反对。在女儿灿芝的回忆录中，父亲“王廷钧原是一个年少风流的公子哥儿，到了北京以后，被一班朋友们带着，成天价在外面酒肉征逐，后来又结交上了几个贝子贝勒，常常是花天酒地的混在一起，有时竟彻夜不归，甚至卧倒在酒瓮的旁边，沉醉不醒，所以夫妻之间，时相勃谿。”两人争吵最厉害的一次，便是中秋之争了。秋瑾后来的朋友徐自华曾在回忆录中写到，王廷钧原说好要在家宴客，嘱秋瑾准备。但到傍晚，就被人拉去逛窑子、吃花酒去了。秋瑾收拾了酒菜，也想出去散心，就第一次着男装偕小厮去戏园看戏，不料被王发现，归来后动手打了秋瑾。她一怒之下，就离家出走，在泰顺客栈住下。于是有了“满江红·小住京华”高昂之作。

　　“苦将侬、强派作娥眉，殊未屑!”在北京的秋瑾，摆脱了公婆的束缚，受到新思想新文化的洗礼，越发不屑屈身做一个贵妇人，向往着挽救民族危亡，解放妇女平等自由的生活。她结识了当时京师大学堂日本教习服部宇之吉的夫人繁子，学习日语，并结识了书法家吴芝瑛。吴芝瑛曾发起了“上层妇女谈话会”和“妇人不缠足会”，两位才女成为金兰之契。离家出走后的秋瑾便住在吴家，虽得吴芝瑛出面调解夫妻矛盾，但秋瑾已不愿意回到倍感束缚的家庭之中。她阅读了大量新书报，并从北京赶赴天津，结识了当时《大公报》的女编辑，同是女权运动的首倡者之一，吕碧城。吕碧城也是清末“新女性”的代表人物，她在《大公报》上连番发表鼓吹女性解放的文章，倡导兴办女学，因此与秋瑾相见甚欢，不到四天便结为密友。秋瑾赴日留学前，曾邀这位密友一同赴日，而吕碧城“持世界之人，同情于政体改革”，愿意继续留在国内办报，以“文字之役”，与秋瑾遥相呼应。

　　1904年7月，秋瑾东渡日本，此后开启了她轰轰烈烈的革命生涯，先后结识周树人(鲁迅)、蔡元培、徐锡麟等人，加入光复会、同盟会，一同为辛亥革命“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注定是革命史上浓墨重笔却又风雨飘零的一年。这一年，先孙中山“黄冈起义”失败，后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其弟证词中牵连秋瑾。七月十三日，秋瑾被捕。在烛火昏暗的牢狱中，面对着审讯者的一再逼问，她写下“秋风秋雨愁煞人”，别无他言。高墙之下，她透过狭窄的窗，似乎已感应到自己的命运同这铁骑践踏下顽强萌发的种芽深深地联系在一起，决心热血浇灌，慷慨就义。仅四年后，辛亥枪声响彻武昌街头。或许，没有秋瑾的辛亥革命依旧会成功，但是没有秋瑾的辛亥革命必将缺少一段美丽的传奇。“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她在京城的豪侠之气，依旧伴随今天的秋风秋雨同在。